男权社会中女性意识的悲剧性
男权社会中女性意识的悲剧性
—探视王安忆“三恋”女性生存困境
摘要:王安忆的“三恋”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大胆的展现了女性真实的生存状态，深刻的揭露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被压抑的生存困境和女性意识在男权社会中不能伸张的可悲性结局，将矛头指向不平等的话语权。王安忆通过“三恋”控诉了男权社会对女性意识的摧毁、扭曲和消磨，传达出女性的呼喊和抗争。
关键字：女性意识；男权社会；悲剧性
在1986年4月至9月半年多时间里，王安忆先后发表了《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这三篇被称为“三恋”的作品，一经发表，即轰动一时。这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说是因为作者从性爱的角度，大胆的展现了女性的心理过程，敏锐的指出了女性的生存困境。要了解女性的生存状态，就不得不从她们的爱情或婚姻生活出发。这就如王安忆自己在书中所说的“女人实际有超过男人的力量和智慧，可是因为没有她们的战场，她们便寄予她们的爱情”。【1】而要深入的探视女性的本真状态，就不可避免的要谈及性爱。对此，王安忆在其和陈思和的《两个69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中也有明确的表示：“……要真正地写出人性，就无法避开爱情，写爱情就必定涉及性爱。而且我认为，如果写人不写其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真是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2】王安忆以性爱的视角，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讲述了三个充满忧伤韵味的悲剧故事，展现了女性横自我意识崛起后，与男权社会的激烈冲突及其不可避免的悲剧性。要想了解女性意识发展的悲剧性，不可避免的要先了解什么是女性意识。斯帕克斯说过“女性意识就是女性对于自身作为与男性平等的主体存在的地位和价值的自觉意识。”【3】这就是说，女性意识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主体意识，即对独立性的呼唤；二是平等意识，即对性爱的追求；三是性别意识，即对女性气质的思考；四是惶惑意识，即对道德视角的抛弃与留存。下面就从三个文本故事出发，来探视女性的生存困境，论述男权社会中女性意识的悲剧性。
一、《荒山之恋》——以死来抗衡的女性意识
在《荒山之恋》中，作者以大提琴手和金谷巷女孩为中心，讲述了一个婚外恋的故事。可以说，金谷巷女孩从小就有一种自觉地女性意识追求。她很善于展示她的女性之美，她周旋于男性之间，将男人玩弄于手掌之间，让他们即爱又怜欲罢不能，在与男人的战争中，她总是占着主动地位，稳占上风，“有时候，也会遇到不那么好对付的男人，那就像科学家遇到了难题似的，更令她兴奋和激动。怎么不顺手她也要将这个项目攻克下来，而几乎没有她不成的”。【1】正是这样一个聪慧、永远胜券在握的女性，也不可避免的沦为男权社会中的悲剧。这种悲剧是有自我和自我的意识冲突、自我与外界即男权社会的冲突中形成的，而后者是酿成金谷巷女孩最终殉情而亡的最重要悲剧因素。
1、自我意识冲突 金谷巷女孩是不同于其他女孩的，她主动、热情，在她身上，有一种反传统的叛精神。而恰是这样一个有着强烈女性意识的女孩，却自觉不自觉的成了维护男权秩序的捍卫者。她周旋于男人的世界，却可笑的恪守着“贞操”观念：“女儿小小的心里就知道，女人要守好最珍贵的‘宝’，就是左右男人的‘法道’，从而就能拥有‘女人的尊严和价值’。殊不知，这正是男性玩弄女性的深层表现，充斥着男权文化的陈腐气息。另一点表现她内心挣扎的就是，与大提琴手相恋后，由于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意识的影响和束缚，“她竟也觉着了痛苦”。这“痛苦”是自己想要冲破男权桎梏的女性思想和自己潜意识中留存的礼教观念的矛盾的结果。
2、与男权秩序的激烈冲突
金谷巷女孩与大提琴手的婚外恋情在男权社会下是为人所不齿饿。大提琴手天性怯懦，他于人生总是随遇而安，而金谷巷女孩却有着自己坚定的信念。强烈的女性意识使她认识到本我的生存价值，她宁愿选择“我们生不能同时，死同日”的方式对抗男权秩序，也不愿向这个压抑束缚的社会投降。金谷巷女孩毅然决然的和心爱的人双双殉情荒山，这是其女性意识的显现；但另一方面，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在男权社会下，女性意识是不可能得到很好的认同的。当女性意识威胁到既有秩序时，就没有其存在的土壤了。
金谷巷女孩死了。她以其悲壮性宣誓了她爱的伟大，也正以此发映出女性生存的困境。这种困境时男性话语与女性主体精神难以调和的矛盾，是此强彼弱注定走向灭亡的悲剧性。
二、《小城之恋》——畸形发展的女性意识
《小城之恋》讲述的是处在青春萌动期的两个青年舞蹈表演着疯狂地在肉体中沉沦的故事。在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中，性被视为淫秽和肮脏之物，是世风败坏、道德沦丧的表现。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他们一方面在享受生命快乐、本能需求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备受着心理的残酷折磨和煎熬。“他们不知道以后的日子将如何挨下去，人生就像无尽的长夜，他们看不见一点黎明的曙光，他们以为他们就是应该在一起受苦的，除此之外，他们不知道还能做什么！”【1】正是这样的懵懂和困惑，使他们仿佛发了疯似的互相怀恨、折磨、摧残，甚至想要另一方远走高飞或者干脆离开这个世界；但同时又由于身体本能而难舍难弃、如火如荼的相互依赖着。他们之间几乎是不存在爱情的，只是充斥着人类原始的欲望。恰是这种本真的描写，向我们展示了人性的自然状态和被压抑乃至扭曲的悲惨面目。
《小城之恋》的她是一个有着显著女性特征的舞蹈演员，她盲目无知。因为青春期不可遏制的欲望，她一次次的和他偷情，但却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可以说，她有肉欲的渴望是人类本能的表现，但因为错误的环境和世俗的眼光让她本该顺应却没有顺应自己的人性。经过疯狂的折磨和兽性的宣泄，她想要放弃这种非人的生活，于是她想到死。但对于死，她也是无知的，只是当做一种逃避的工具。这和《荒山之恋》中的金谷巷女孩有本质的不同。金谷巷女孩是以死来表现自己的抗争，实现自我的价值；而她则把死当做一种解脱和罪恶的救赎。文中她并没有自杀，而是因为新生命的到来，获得母亲的光辉和力量，最终实现了自我的拯救。作者这样安排自然有她的原因，但我认为，这种拯救只是暂时的，因为她的女性意识已经唤醒，就不可能凭空消失。她仅有的只是自己的孩子，因此她无处施展的女性意识，必然使其本性逐渐走向扭曲，也许她就是下一个曹七巧。
三、《锦绣谷之恋》—被逐渐消磨掉的女性意识
《锦绣谷之恋》和《荒山之恋》一样也是讲述了一个婚外恋的故事。所不同的是，《锦绣谷之恋》可以说是一个“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文中女主人公的情感经历、生活状态可以以庐山会议为界，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麻木时期，时间是庐山会议之前。“她是结过婚的人，她对男性的熟稔程度已经到了觉察不到性别差异与相对行了，她与一个男人终日生活在一个狭窄的屋檐下，随之便也消失了这差异都将带给双方的神奇‘战栗’”。【1】可以说，在这段时期，她是逐渐被生活消磨掉女性意识，直至完全丧失的麻木的人。她每天茫然而单调的为活着而活着，心境幽怨而暴怒，却不愿或者说是无力改变这种平庸的生活，任凭生活就这样糟糕下去，也任自己就这样消极下去。情感于她，只是索然无味的陈旧物，婚姻也只是互相腐朽的坟墓。“他们过于性急的探究，早已将对方拆得瓦无全瓦，砖无整砖，他们互相拆除得太过彻底又太过迅速，早已成了两处废墟残垣，而他们既没有重建的勇敢与精神，也没有弃下它走出去的决断，便只有空漠漠地相对着，或者就是更甚的互相糟践。”【1】
第二个时期：苏醒时期，时间是庐山会议之中。当她遇到一个中年男作家后，这种欲求便一发不可收拾。她感到自己遇到了一位真正使她产生爱意的男性，他们两个人无数次目光交汇，无数次心灵对白，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刺激而又隐秘地接吻与拥抱，使她重新体味到了生命的新鲜与快乐。在这以精神和心灵为主的情感交流中，她重新拾回了自己的女性意识，认识到了自己作为女性的价值和快乐。“在这个再一次更新了的生命里，她再清楚不过地意识到，自己是个女人，一个女人，她多么幸运地身为女人，可以爱一个男人，又为一个男人所爱。……一个女人的知觉是由男人的注意来促进和加强的。她幸而遇上了他。她是一个幸运的女人，她知足地想到。竟不再对人生苛求什么，对所有的别人充满了怜悯和同情。”【1】其实，她并不爱那个男作家，只是那个男作家在恰当的时机正好出现在她急需更新的生活中。爱情，只是实现她突破、展现自己的工具。那种女性意识的回归才是她心灵充溢的原因。与其说她爱男作家，勿如说她爱有主体意识的自己。正如王安忆自己在作品中所说的：“她觉得自己变好了，她将自己身上好的那部分凝聚成了一个更典型更真实的自己。她以为这个自己是更真实的自己，她爱这个自己，很爱，她希望她永远是这个自己。……可以说，她这个爱和他在一起的这个自己更超过了爱他。”【1】
第三个时期：回归时期，时间为庐山会议之后。随着庐山会议的结束，她重新回到了自己原来的生活轨迹。虽然她有些许改变，如她“暗暗发誓，再不发脾气，再不唠叨，一定要平心静气，一定要温存和平，犹如她在山上的时候。……她要好好地保护着她留在这双眼睛里的影像”。【1】但是，随着庐山之恋感觉的渐行渐远乃至模糊和世俗生活的日渐浸染，那个被唤醒了的自己开始慢慢的消失，“她在不必矜持了，她再不必保护自己形象了，她已经失去了好性子，她是失了一切指望的。”可以说，这时的她又回到了第一个时期的自己，又开始那么无聊而乏味的活着。
也许最初，她也是有激情、有梦想的，只是世俗的生活消磨了她的女性意识，她开始变得麻木起来。但当庐山会议中，她的女性意识再次被唤醒时，她立即变得光彩四射，变得完美起来，可是那都是暂时的，她最终又归于平庸，被世俗彻底制服。《锦绣谷之恋》是一个女性意识逐渐消磨的过程，是女性在世俗生活中褪化的历程。它让我们看到女性意识所带给女性的独特魅力，也让我们看到了这种意识消失后的悲哀与惋惜。
四、结语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三恋”向我们展示了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女性压抑的生存状态和女性意识在男权社会中的悲剧性结局。这种压抑来源于女性意识的不能伸张，而女性意识不能伸张则根源于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千百年来，男性都掌握着话语权，他们用种种规范束缚着女性的发展，以至于女性背负着沉重的精神重荷而不自知。可以说，女性生存困境的根源就是这种不平等的传统观念。“三恋”中的女主人公都自觉不自觉的有了女性意识，可是在这种不平等的传统观念影响下，却不可避免的被摧毁了。《荒山之恋》中她以死控诉着不平等和对主题意识不可阻挡的追求；《小城之恋》中她以种种荒唐、粗野的行径，鞭挞着传统观念对人正常需要的压抑和扭曲；《锦绣谷之恋》中她以瞬间迸发的光彩和庸俗无聊的麻木生活，展现着女性特有的魅力和这种魅力被无情消磨的可悲。“三恋”中女性意识是不可发展的，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这种意识又怎能被磨灭？
【参考文献】
【1】 王安忆《荒山之恋》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
【2】 王安忆、陈思成《两个69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3】
缪斯之悲剧性——女性主义视角下拉姆齐夫人形象解读
缪斯之悲剧性
女性主义视角下拉姆齐夫人形象解读
●马艳丽
（１．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江苏徐州 ２２１００８；
２．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２２１１１６）
［摘要］ 运用女性意识视角对拉姆齐夫人进行重新解读，与其说《到灯塔去》是一部对拉姆齐夫人美德的赞歌，倒不如说是
作者有意让读者对其生活模式进行再思考、再认识甚至将其摈弃。通过对拉姆齐夫人畸形控制欲分析，可以看出她对周围人的负
面影响是无所不在的。种种迹象表明伍尔夫对拉姆齐夫人所代表的这种“房中天使”式人物是持否定态度的。
【关键词］ 拉姆齐夫人；女性意识；负面影响；畸形控制欲
书写女性、书写母亲一直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创作
原则之一。她的女性意识文学理论常体现在其文学作品创
作中，特别是使她登上成功巅峰的代表作《到灯塔去》，对
拉姆齐夫人这个女性人物刻画就是对她本人的女性意识的
具体诠释。这篇小说出版于１９２７年，主人公拉姆齐夫妇就
是以伍尔夫自己的父母为原型塑造的。作者竭力要读者认
识以下现实：在生活场景中，女性无处不在，但在历史叙
述中，女性却成为男权社会中永远沉默的“他者”。伍尔夫
对“房子里的天使”拉姆齐夫人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和反
思，认为这类人物的自愿奉献是否定自我的表现，甘心掩
饰自己来突出男性的生活价值观是不足为取的。
出身贵族且在优越的知识环境背景下成长的伍尔夫较
少感受到一般女性所承受的不平等待遇和压抑，所以不同
于一般的女性作家，她的文学观念和创作作品能跳出自传
性质的限制，而以较为平和、宽广和客观的目光审视女性
意识。近些年来，有件事对女性主义批评家变得很重要，
就是强调伍尔夫的坚强和快乐，把她当成一种新的文学感
性的顶峰——不是女性的，而是双性同体的感性。与这些
观点大相径庭并引发争议的是，埃莱娜・肖瓦尔特的著作
《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妇女小说家》
中，则对双性同体概念进行了否定，认为“和所有的乌托
性别藩篱中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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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藩篱中的挣扎
作者：张玉红
来源：《牡丹》2018年第03期
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封建男权的禁锢，女子逐渐消泯了其作为女性的主体意识，而沦为男性的附庸。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思潮的解放和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批评的译介，女性主义在中国才真正有了发展的土壤。1983年，中国台湾作家李昂发表中篇小说《杀夫》，引发了一阵讨论的热潮。中国大陆的一些女作家也开始看到这一现象的复杂性，纷纷开始尝试此类创作，她们站在女性的立场，透过这一现象讲述女性的生存现状，挖掘出男权社会下女性被剥夺、被奴役的本质。
一、80年代以来“杀夫”现象在女作家文本中的表现与成因
当代“杀夫”小说的首次出现，源于1983年中国台湾女作家李昂发表的中篇小说《杀夫》。小说一经发表，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有人认为它高扬了女性意识，是女性主义的代表作；有的人则回到文本中进行考察，认为它毫无新意，在艺术上、逻辑上略显粗糙。不可否认的是，李昂的创作确实为当代文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写作现象。自李昂以来，中国大陆的一些女作家相继关注到“杀夫”这一主题，如方方（《有爱无爱都刻骨铭心》《奔跑的火光》）、池莉（《云破处》）、林白（《致命的飞翔》《青苔与火车的叙事》）、徐小斌（《羽蛇》）、严歌苓（《谁家有女初长成》）、舟卉（《好好活着》）、叶弥（《猛虎》）、须一瓜（《第三棵树是和平》）、迟子建（《第三地晚餐》）、赵玫（《朗园》）……
中国当代文学中对“杀夫”题材的言说，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译介有很大的关系。这些作家大多受到弗吉尼亚·伍尔芙、西蒙娜·德·波伏娃、埃莱娜·西苏以及贝蒂·弗里丹等理论的影响，认识到长久以来，女性的主体意识都被模糊掉，她们甚至遵从男性的期望来审视自我、要求自我，这种觉醒唤起她们沉睡的女性意识。学者乔以钢认为，所谓女性意识，就其在女性身上的表现，大体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以及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价值；二是从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它加以赋予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与把握。重新审视女性在社会上的处境，并将造成女性不幸的原因归为男权文化施加给女性沉重的桎梏，本着女性意识的体验与对不合理的男权文化的反抗与消解，对“杀夫”故事的重新言说成为一些女性作家所热衷的一种寄托情感的方式。
文献综述-《简爱》《傲慢与偏见》女性意识的异同及其原因
引言
《简爱》与《傲慢与偏见》都是享誉世界的文学作品，这两部作品的创作者都是生活在18 世纪末19世纪初的女性作家，都反应了当时女性的生活状况：在男权社会的压迫下，女性不能够独立，男女根本不平等。在此社会背景下，这两部文学作品的主人公伊丽莎白和简爱在面对不公平待遇时都体现了其反抗意识，但在具体的观念上、行动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基于此，本文将对两部文学作品的女性意识异同及其原因进行探讨。
主体
笔者通过在图书馆、知网、互联网等平台查阅了大量关于对《简爱》与《傲慢与偏见》两部著作分析研究的文献，以及对女性文学、女权意识、社会心理学等相关知识分析研究的各类著作，同时通过检索CNKI，发现关于《简爱》与《傲慢与偏见》女性意识的异同及其原因的研究成果颇丰,国内外均有大量研究。综合来看，现有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两部著作女性意识的相同点：
两部作品里都反映了主人公在当时英国女性深受男权社会压抑,男女不平等,女性经济上不能自立的社会环境中，关于对独立、自由和爱情的反抗意识，都不满于女性所处的卑微地位,都有过不同程度的抗争。
（二）两部著作女性意识的不同点：
一是在两性关系上,《傲慢与偏见》表现为女性要求受到男性的尊重,《简爱》则体现在大胆追求男女平等和女性的独立。《傲慢与偏见》中，男主人公达西宁不愿邀请女主人公伊丽莎白跳舞，认为她的相貌“仅仅过得去，不到漂亮到能够打动”他的地步而宁愿当一个旁观者，这种傲慢极大地伤害了伊丽莎白的自尊心，后面达西宁慢慢被她吸引并最终向她求婚,尽管伊丽莎白内心已经爱上达西宁，但却为报复他的不尊重而严辞拒绝，这一举动鲜明地反映了处于男权社会中弱女子要求受到尊重的强烈愿望；在《简爱》中，女主人公简爱即使从小无父无母,被舅父收养，也敢于怒骂冷酷无情的舅母是“你坏,你狠心”,并给了她表哥拳头的教训，对书中梅森先生的评价“模样儿俊俏的男人，但皮肤光滑的鹅蛋脸没有力量，鹰沟鼻和樱桃小嘴没有坚毅,低而平的额头没有思想”等等，都表明她是一个有独立的思想和见解,具有自己独立人格并与男性人格完全平等的人。
男权社会中的呐喊与反抗——从《简
男权社会中的呐喊与反抗——从《简·爱》看女性意识的觉醒
摘 要：女权主义批评是现代文学批评中的一种很重要的理论批评方式，给广大女性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以男性文化一统天下的社会，女性的生存状态、精神意识都受到巨大的束缚和摧残。部分不愿受压迫的女性开始觉醒，向这个男权社会提出了抗议。这种女性意识不仅在当时意义重大，为后来的女权主义运动打下了基础，而且对当下社会也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女权主义批评；女性意识；简·爱；启示
女权主义批评是现代文学批评中的重要理论批评方式之一。西方女权主义批评主要是受到了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女权运动直接引发了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两次妇女解放运动中，运动要求和实质在社会的发展以及妇女意识的不断觉醒中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最初的争取财产权和选举权逐步扩大到社会各领域。西方女权主义的发展和胜利，令所有受够了菲勒斯文化统治的女性欢欣鼓舞。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离不开无数女性写作先驱的贡献，这其中就包含了英国著名作家夏洛蒂·勃朗特。
夏洛蒂用独特的想象力和非凡的艺术匠心，塑造了简·爱这个全新的女性形象，喊出了维多利亚时期所有新女性的心声。英美派女权主义批评的重要代表之一伊莱恩·肖瓦尔特把女作家们的创作分为“女人气的、女权主义的、女性的”[1]，她认为夏洛蒂·勃朗特的创作属于“女人气的”阶段，是在模仿以男性为主导的主流传统。在夏洛蒂所处的时代，她的创作以及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形象应该是处于一个“‘妇女形象’批评阶段，重点是揭露男性文化对女性形象的歪曲，以唤起妇女的自主意识。”[2]本文就以《简·爱》为例，来探讨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对后世作家和女权主义批评的影响以及在当下物欲横流的社会，对部分迷失自我的女性的启发。
一、简·爱的形象塑造
夏洛蒂在写《简·爱》之前就曾对艾米莉说过，她要写一个新型的女主人公，和自己一样矮小和丑陋，但却敢同其他任何人塑造的任何一个漂亮的女郎媲美，能够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于是，是一个矮小、贫穷、长相平凡、身份低微但却有智慧和独立人格的新女性诞生了。
从女性主义视角看《茶花女》
从女性主义视角看《茶花女》
摘要: 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小仲马基于自身经历创作了脍炙人口的经典小说《茶花女》。 小说中描写了一个内心善良纯洁的美丽少女玛格丽特企图冲破各种社会桎梏追求自身幸福的爱情悲剧，揭示出男权社会背景下女性意识的觉醒。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妓女玛格丽特的形象。她对真挚的爱情充满了热切的渴望和追求，她不甘心被命运摆布，而最终却又难逃厄运，以悲剧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从女权主义视角解读《茶花女》，讲述了一位女性从对男权主义的顺从，到女性意识的觉醒，奋力抗争男权意识，到最终迷失女权意识的过程。 本文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剖析作为“他者”的玛格丽特在企图实现自己爱情理想过程中的女性意识觉醒，这一点正是其爱情悲剧的根本原因，同时使其在精神上得到了救赎，实现了女性意识的独立性。
关键词: 《茶花女》；女权主义；视角
一、作者及创作背景
《茶花女》是19世纪法国戏剧家、小说家小仲马的成名作，是作者根据自身经历创作的。小仲马的父亲大仲马1823年在巴黎与缝衣女工卡特琳娜·拉贝同居，次年生下小仲马。 由于嫌弃拉贝的身份卑微，大仲马始终不承认小仲马的母亲为自己的妻子，同时也不承认小仲马是自己的儿子。直到小仲马7岁才在法 律上获得大仲马的承认。小仲马则因为是一个私生子，常常受到其他人的奚落和羞辱，这种刺激和打击 一直深刻地保留在他的记忆中。1844年9月，小仲马与巴黎名妓玛丽·杜普莱西一见钟情。 在彼此的接触中，玛丽逐渐体会到小仲马对她的真挚情感。与此同时，为了维持生计，她不得不继续周旋于上流阶层的各色人物中。小仲马得知后愤然写下绝交书。大仲马在得知儿子的事情后，坚决反对，并把其送出巴黎。 玛丽最终因过度忧伤和肺病复发而亡。当小仲马回国得知噩耗时，玛丽已经去世一个星期。 根据死者的遗嘱，拍卖所得钱款除了偿还债务之外，余额全部赠给她的一位生活在诺曼底乡间的外甥女，但是这位接受遗产的外甥女必须遵守一个条件：她永远不能来巴黎。 这个谜一般的遗嘱中包含着无限的幽怨和深意。在玛丽去世四个月之后，小仲马只身来到曾与玛丽一起度过一段愉快岁月的乡间，那里的一草一木都唤起了他对往日的回忆，于是他闭门写作，花了不到一个月的功夫便写出了这本倾注他满腔爱恋的著作。
女性意识
女性意识
所谓女性意识,就是指女性对自身作为人,尤其是女人的价值的体验和醒悟.对于男权社会,其表现为拒绝接受男性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定义,以及对男性权力的质疑和颠覆；同时,又表现为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审视女性心理情感和表达女性生命体验。
女性文学，就是指文学作品以人的解放为内核，以争取女性独立地位为标志，并在创作上表现出明显的性别特征和写作姿态。写作，是人类本真经验的表达，可女性的写作一开始就处在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为了使女性写作的纯粹性浮现出来，一个女性作家首先要做到的恰恰是拒绝历史，拒绝文化。也只有拒绝文化，通过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悬隔的策略，女性作家才能够从男性文化无处不在的经验领域中抽身而出。她们已别无选择，只有回到“一间自己的屋子”，审视自己，更注重自身的感触。作为纯文学先锋小说中的女性作家，始终独立于当今文坛主流之外，以强烈的女性意识，不懈的探索精神，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独特而重要的女性作家。把女性内心世界刻画得更加细腻、丰满，无疑是让女性意识复活的突出代表。
英文形式： Feminine consciousness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个任性率真的女作家，她执着地关注世俗的生活状态，尤其关注女性命运。她的小说塑造了众多各具个性、命运悲凉的女性形象，挖掘出了她们蕴藏的觉醒意识，揭示了她们的女性意识在“洋场社会”的浸渍、“男权体制”的淫威、金钱“枷锁”的束缚中泯灭，希望女性能以独立的姿态自在地生存。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
张爱玲,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20 世纪40年代初,她以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名震文坛,成为了红极一时的女才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了光辉绚丽的一页。张爱玲小说所迸发的文学才情,她那独特的写作视角,以及她与文学潮汐的暗合,都使得张爱玲倍受世人的关注。海外华人学者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高度评价，“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1]而在王一川等人编写的《20 世纪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中,张爱玲名列第八,仅次于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郁达夫、王蒙。为此毫不夸张的说,张爱玲是自“五四”以来最为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家之一。她脱离了五四时期丁玲、冰心等女作家的写作套路,另辟蹊径,以独特的女性视角观察和剖析宗法男权社会中女人的众生相及她们殊途同归的被压迫命运,体现了一位女作家非比寻常的洞察力和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怀。同时,她摆脱了五四以来对男女平等的神话描述,抛弃了那种南辕北辙的女权主义追求,转而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女性位置。她抛弃了五四时期男权中心的文化传统,自出机杼,创造出自我独特的语言表达。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作家流露出了强烈的女性意识。作家的这种女性意识并不同于冰心的博爱,也不同于丁玲的冷峻,它更强调一种否定精神,这种否定精神包括了作家对男性权威的否定,也包括了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否定,它有非同一般的勇气和敢于直面人生的“自审”意识。所以当我们今天再次“借助古老的记忆”重新解读她的作品时,我们的灵魂仍会被深深地震撼着,仍受到强烈的撞击,我们无法不惊叹于她的才华、她那颗“冷酷”的心、她留下的那些深远的启迪。本文就试从张爱玲小说中创造的极具个性的女性形象、带给女性悲惨命运的社会环境及张爱玲的传奇经历等方面谈谈她的小说的女性意识。
论萧红《生死场》中的女性意识
文謦嚣・丈謦译衔
论萧红《生死场》中的女性意识
杜琦慧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６１００６４）
摘要：在《生死场》中莆红以其悲悯的女性情怀和自觉的女性
意识揭示了男权社会下孤独无助的女性群体．她们像动物一样在 男权文化的压榨下麻木地生存着，但同时又无意问担当着男性的
“同谋者”。她们不仅生存在一个无爱的世界里，还要时时遭受生 育所带来的刑罚 虽然萧红在作品中不断地瓦解着男权文化，但
由于长期的历史积淀以及个体生命体验仍摆脱不了对男性的隐
形崇拜．这也是生死场中女性意识的局限性所在
关键词：萧红；生死场：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Ｉ２５４．１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Ｉ６７３—２Ｉ ｌｌ（２ＯＩＯ）１０—００２６—０２
引言
《生死场》足萧红的成名作．自１９３５年 Ｈ版就轰动了一Ｊ 海的 文艺界。“抗日义学”是学界对《生死场》最为传统的经典ｉ全释。但
我们对小说冉次仔细考究时，却发现文本中作者的女性意识才 是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萧红曾在临终前道出这样寂寞与悲凉的
话语：“我最大的悲哀和痛＊便是做了女人””］。
ｌ孤独无助的女性群体
萧红的小说《生死场》中，女性的自然存在是动物性存在，
如麻面婆、月英等，《生死场【｝１》的这些女性们郁是以动物的方式
生存着，萧红往表现这群女性的生存方式时采用ｒ动物化的象征
性语言，锐利而发人深省。
（１）女性生存的动物性 在萧红的小说《生死场》巾，女性的自然存在是动物性存在， 用胡风的话说．就是“蚊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
糟地死亡”＿２］。如麻面婆，作者总是用那些蠢笨的动物来形容她： “眼睛大得那样可怕，比起牛的眼睛来更大”，“那样，麻面婆是一
只母熊了！母熊带着草类进洞”，“让麻面婆说话，就像让猪说话一 样．也许她喉咙组织法和猪相同，她总是发着猪声”。金枝是“米田
上的稻草人”，是“一个垃圾桶”：月英是“一只患病的猫儿”。文中
儿乎每一位女性都有动物般的样子，即使月英，这位村里最美丽 最温柔的女人也不例外。作者这些有意无意的描写在昭示了女性 悲剧的同时，也象征了女性以动物的方式支配生命的特征，读罢．
男权社会中女性的自我成长与救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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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权社会中女性的自我成长与救赎之路
作者：王娟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03期
摘 要：《空间》是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丽丝·门罗发表在《纽约客》杂志上的短篇小说。小说以女性的爱情、婚姻和家庭为主线，反映女主人公多丽的自我成长主题。多丽是小镇上生活在丈夫阴影下的一位妇女，由于与同为人母的玛吉的一段颇为正常的交往，引起了丈夫的不满。心理不正常的丈夫就采取偏激的行为对多丽进行报复，之后多丽和丈夫都饱受身心上的煎熬。多丽的女性意识在时间的长河中逐渐清醒，并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异度空间，实现了成长、灭亡、新生、再成长的自我救赎之路。
关键词：《空间》；女性；自我成长；救赎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3-0183-02
一、引言
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1931—）是一位成功的短篇小说家，被誉为“加拿大的契诃夫”，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女作家之一，20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获奖无数，自第一部小说《快乐影子之舞》获得加拿大总督文学奖之后，又先后两次获得此奖项，并在2009年被授予布克国际文学奖。
门罗出生在加拿大的一个小镇上，从小喜欢文学，擅长描写，善于观察人们的言谈举止，洞悉一切事物的属性。幽静单调的小镇生活为门罗的成功创作创造了极好的外部环境条件，这让门罗能够静下心来安心创作，编织了无数个生活的故事。门罗善于描写女性的心理，她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叙述女性生活的现实，这与门罗个人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门罗结婚后，就彻底成了一位家庭主妇，她一边带孩子，一边写作，往往是等着孩子睡了，挤出时间构思和创作。因此，门罗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描写与女性成长、婚后的迷茫、困惑以及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相关的话题。
20世纪70年代之后，虽然女性在经历了女权主义运动之后得到了解放，地位有所上升，但是女性的话语权依旧受到传统男权社会的限制，长期的被动话语权促使了女性寻求自我解放之路的诉求。小说的主人公多丽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男性权威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女人基本没有什么权利可言。多丽对于丈夫劳埃德是言听计从，百依百顺。由于年龄上的悬殊，多丽婚后则更是依赖劳埃德，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做了家庭主妇。多丽对丈夫的言听计从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劳埃德的气焰，劳埃德的脾气越来越大，后来都有点神经质了。一段再也正常不过的同性交往，居然严重刺激了劳埃德的神经，做出了杀儿刺女的疯狂举动。多丽之所以会面临这样的人生悲剧，原因有三：一是男权社会的男性绝对权威地位，女性没有任何话语权，男女龙源期刊网
女性意识对女性生活的影响
女性意识对女性生活的影响
——《金锁记
女性意识：所谓女性意识,就是指女性对自身作为人,尤其是女人的价值的体验和醒悟.对于男权社会,其表现为拒绝接受男性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定义,以及对男性权力的质疑和颠覆；同时,又表现为关注
女性的生存状况,审视女性心理情感和表达女性生命体验。 社会性别： 即一般所说的性别。主要是指自身所在的生存环境对其性别的认定，包括家人、朋
友、周围人群、社会机构和法律机关的认定等.是人基本的社会属性之一. 一直以来，女性都是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存在于社会上的，而对于中国，这点体现尤为明显。
自从朱熹提出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点后，中国的女性便被套上了一层层的封建枷锁，君权，
夫权，子权这些都是女人的天。女性意识也被那一层层的裹脚布束缚着，最终慢慢的沉睡也漫无
边际的黑暗中。
1919以后对于中国是一个不一般的时期，也是中国女性意识觉醒的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张爱玲以她冷艳华丽的文笔，剖析了她笔下一个个或温婉或多情或无奈的女子。
“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也许性格不同，命运不同，各有风情，可是
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她们都觉得自己是处在一种卑微凄凉的状态中，追求着一种安稳生活方式。
张爱玲的文字中并没有过多的着墨于宣扬女性主体意识，却客观的对我们指出了女性是男性的附
属这一事实。没有男性人物，女性的生命完全无法铺展。 1943年，张爱玲创造出了她的巅峰之作——金锁记。“最初她把黄金锁住了爱情，结果却锁住了自己”，金锁记讲述的正是这样一个悲剧。
曹七巧，这是一个性格扭曲变异的女性形象。可是张爱玲却说她是她小说中唯一的“英雄”。
曹七巧的出现，揭开了两性之间温情脉脉的面纱，将一个在男性霸权下情感残缺变态的女人赤裸
裸的暴露在我们面前。 七巧的悲剧并不是她自己的选择，却是一场必然。嫁到姜家并非她自己所愿，而是哥哥与姜
家的一场交易。这便是女子的悲哀，生来就是筹码，容貌与才情也不过是商品的一部分。从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