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_林译村上文本在中国大陆
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林译村上文本在中国大陆北京外国语大学杨炳菁[摘要]本文从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两个方面对林少华在村上文本的译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探讨。
在文学翻译方面，林少华的翻译观体现了我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归化”为主的翻译理念。
林译文本在传播以村上文学为代表的日本当代文学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翻译文学领域，林少华的翻译对解读村上文学起着导向性作用。
而林少华所撰写的有关村上文学的研究性文章一方面起着深化阅读的作用，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目前国内村上文学研究的单一化倾向。
[关键词]林译村上文学文学翻译翻译文学1文学翻译与林译村上文本1.1两种不同的评价在大陆讨论村上春树的作品就不能不提到林少华的名字，应该说村上文学在中国大陆之所以有今天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与林译文本被广泛接受有关。
然而有趣的是关于林少华的翻译中日两国研究界却有着迥然不同的评价。
王向远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一书中对林少华的翻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他认为：“林少华的译文，体现了在现代汉语上的良好的修养及译者的文学悟性，准确到位地再现了原文的独特风格。
可以说，村上春树在我国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林少华译文的精彩。
”[1]王志松也在《消费社会转型中的“村上现象”》一文中指出：在村上文学进入中国大陆的初期，除林少华外还有其他译者参与了村上作品的翻译工作。
例如1991年6月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跳！跳！跳！》就是由冯建新，洪虹翻译的；另一本短篇小说集《好风长吟》的译者则多达9人。
“但自一九九八年版‘精品集’出版后渐渐地形成了林译本垄断的局面。
这其中固然有商业要素，但重要原因还是林译本质量高于其他几个版本。
”[2]尽管国内也有研究者指出林译村上文本中存在着漏译、误译等翻译技巧方面的问题，但总体来讲国内研究界对于林译村上文本的整体风格还是持肯定意见的。
与此相反，日本研究界（包括在日本的中国学者）则对林少华的翻译提出了较为严厉的批评。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发表在《日本近代文学》上的孙军悦的论文——《“误译”中的真理——〈挪威的森林〉在中国的翻译与接受》。
在这篇文章中孙军悦详细考察了林少华所译的《挪威的森林》，认为在这个译本中“舍弃了原作中历史、社会的前后关联，创造出一个强调感情与美感的新文本”，读者由此“很难产生对日本现实的新认识”。
[3]除此之外，藤井省三也在『村上春樹のなかの中国』一书中对华语圈三大村上文学的译者——林少华、赖明珠、叶蕙的翻译进行了比较。
他认为：“不能否认与赖译、叶译相比，林译所谓‘审美的忠实’看起来反而像化了浓妆。
”[4]客观地看，日本学者在原文中所使用的「厚化粧」（浓妆）一词在日语中是中性词，本身并没有任何感情色彩。
然而在流行“裸妆”的今天，很难想像大家会对“浓妆”产生良好的印象。
如果抛开漏译、误译等技术层面的问题，日本研究界对林译村上文本的批评大致可以归结为两方面。
其一是文体的问题。
村上春树的作品在文体上比较独特是不争的事实，日本评论家川本三郎在『村上春樹論集成』的后记中不仅讲到村上春树独特的文体，还谈及所产生的影响：“新的故事NIHONGO NO学术争鸣GAKUSHU TO KENKYU2009年第5期总144号123学术争鸣2009年第5期总144号产生于新的文体。
……在（村上）之后登上文坛的新锐作家中很多都受到了村上文体的影响。
”[5]美国学者杰·鲁宾也在《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一书中这样写道：“他成为日本文学风格的一场‘一个人的革命’。
他在日本文学中培育出一种全新的、城市的、国际化并且明显美国风味化了的文学趣味。
”[6]其实村上春树的文体简单地说正如译者林少华所概括的那样，“是日语又不像日语，即不像传统的日语。
”[7]在日本研究界看来这种不同于传统表达的日语到了林译文本中却成了“太像中文”的地道表达。
尤其是译本中经常出现的四字格，起到了超乎原文的美文效果，有研究者认为林译文本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与其说是村上春树的文体不如说是“曾经进行古诗词比较研究的译者自身的文体”[8]。
除翻译的文体外，日本研究界对林译村上文本的批评还集中在如何对待外来文化这一点上。
林少华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所谓“归化”的翻译方法。
那么这种方法在日本研究界看来暗示了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优越”意识。
例如林少华曾在随笔集《落花之美》中提到他的翻译是在“努力去除‘和臭’”。
并且讲，与中西文化本身就存在差异性这一公认的前提相比，“日本文学、文化并无此优势和特点。
其文化祖籍原本就在中国，……于是对‘和臭’总觉得别扭。
”[9]此外，林少华也曾多次强调“汉语（大概）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之一”等等。
这些表述使一些日本研究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译者本人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同时将这种民族主义情结反映到了译本中去。
应该说日本研究界对于林译村上文本的两方面批评事实上存在着一种表里关系。
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必然反映在翻译的文体上，而这又恰恰体现了文学翻译过程中具有主体性意识的译者采取何种翻译观的问题。
1.2两种不同的翻译观提到翻译观或翻译方法大多数人会想到“直译”与“意译”这两个概念。
近年来随着西方翻译理论的介绍和阐释，“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逐渐代替“直译”与“意译”的提法，其原因不仅在于“归化”与“异化”体现了翻译方法的不同，而且还包含有更多的文化内涵。
以“归化”和“异化”的观点来考察近百年中国的翻译史可以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
孙致礼在《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一文中对我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学翻译进行了梳理和考察。
他发现，在我国从翻译策略来讲，“除了五四后的十多年以外，基本上都是以归化译法为主调。
”[10]例如张谷若就主张一种“地道的翻译”。
具体来讲张谷若的翻译原则有两条：“（1）不能逐字死译；（2）得用地道的译文翻译地道的原文。
”[11]事实上如果阅读张谷若所翻译的文学作品就会发现，他不但酷爱使用习语而且在有的译作中还用中国的地方方言来传译英国的地方方言，因此所译作品带有较浓厚的中国味道。
50、60年代，傅雷和钱钟书对翻译的论述也颇有代表性。
1951年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讲：“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此后，他在致罗新璋的信中，再次明确表示：“愚对译事看法甚简单：重神似不重形似。
”[12]钱钟书则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把“化境”作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
他认为：“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拗口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翻译出的东西。
”[13]“地道的翻译”、“神似”以及“化境”都是一种“归化”策略的体现，这种策略不但是中国近百年翻译史的主流，同时也影响着读者的审美判断。
而林少华本人的翻译观应该说也是以“归化翻译”为主的。
他在《“和臭”要不得》一文中这样讲：“最妙的‘除臭剂’，我体会，当用钱钟书那个‘化’字”。
“我觉得，要‘化’，就要入于原文而出于原文。
如欣赏一幅山水画，我们主要并非在看山观水，而是通过山水以至抛开山水去感悟画家的意趣和情怀。
亦如听一支名曲，我们并非在捕捉音符和旋律，而是在领略或缠绵的衷肠或磅礴的气势。
同样，译文可以而且必须跳出原作一字一句的表层结构以求融之化之。
这其实是一种高层次的真正的忠实。
”[14]以上这段话可以说极为典型地代表了林少华的翻译观。
它不但揭示出译者本人继承了中国主流的翻译策略这一事实，而且强调124学术争鸣2009年第5期总144号了接受方审美过程的特殊性。
也正是在这种翻译理念的指导下，才出现了具有深刻“林译特质”的村上春树译本。
如果说20世纪占主流地位的是“归化翻译”的话，那么不可否认近年来国内翻译界逐渐有强调“异化翻译”的倾向。
而日本研究界批评林译文本的理论依据也恰好是“异化理论”。
说到“异化翻译”，就不能提到鲁迅和韦努蒂这两人的翻译观。
鲁迅所强调的“宁信而不顺”是我国五四以后文学翻译的代表性翻译观；韦努蒂则是1990年代对“异化翻译”理论作出极大贡献的学者。
然而，笔者认为在阐发和运用二者的“异化翻译”理论时，如果忽视其特定的语境则有可能导致误解。
鲁迅在给瞿秋白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的译书……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
将这些大众，粗粗的分起来：甲，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
……供给乙的，还不能用翻译，至少是改作，最好还是创作，而这创作又必须并不只在配合读者的胃口，讨好了，读的多就够。
至于供给甲类的读者的译本，无论什么，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
自然，这所谓‘不顺’，决不是说‘跪下’要译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译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说，不妨不象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
……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
……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
”[15]应该说鲁迅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依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这里不但强调了“异化翻译”策略，而且还提到了读者层的问题。
不过，这种“宁信而不顺”的最终目的恐怕还是为了“输入新的表现法”。
换言之，鲁迅的“异化翻译”是以五四之后白话文运动为背景而提出的。
因此，在白话文已经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读者层的比例发生较大变化的今天，如果孤立地看待“宁信而不顺”，只能造成对鲁迅“异化翻译”观的误解。
鲁迅的“异化翻译”观有其本身的时代烙印，那么对韦努蒂“异化翻译”的理解也同样不可忽视其所存在的语境。
在《译者的隐身》一书中，韦努蒂讲：“异化翻译是一种另类文化实践，它发展在本土处于边缘地位的语言和文学价值观，包括因抵抗本土价值观而被排斥的异域文化。
”[16]韦努蒂的“异化”之“异”表现在多个方面，这其中既有选材之异，也包含了语言、文化之异。
不过应该注意的是韦努蒂所倡导的“异化翻译”其本质是一种“干预策略”，是以英美国家的文化霸权和不平等文化交流为前提而提出的翻译观。
其目的在于遏制“我族中心主义、种族歧视、文化自恋和文化霸权主义”。
日本学者所批评的林译村上文本中“归化”倾向过重、民族主义情节等问题，所依据的正是韦努蒂的这种“异化翻译”理论。
然而，这里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中外语境差异的问题。
不能否认，尽管我国的国力与上世纪初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从总体来看，并没有和英美一样处于文化强势的地位。
如果当真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归化翻译”反映了我国民族主义为中心的文化霸权的话，那么与此相反，过分强调“异化翻译”无疑是另一种文化霸权主义的体现。
在韦努蒂的“异化翻译”观里，在对文化霸权进行抵制的同时也意味着对目的语的文化进行重构。
论村上春树的汉语翻译——日本文化本土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变革
续 出版《 挪威的森林》 的汉语译本。 中国大陆桂林的漓江
出版社 在 １ ８ 年 ７ 出版 的林 少华 的译 本带 有 明显 的 ９９ 月
情色恋爱小说的意味 ，该译本虽然保留了 日文原作 中
“ 一 章 、 二 章 … … ” 目 ， 这 个 漓 江版 却给 创 造 性 第 第 章 但 地 加上 了“ 六章 、 夜裸 女 ”“ 七章 、 第 月 、第 同性 恋之祸 ” 等 之 类 的标题 。 封面 采 用的也 是 穿和服 的半裸 （ｅ ｉｕｅ ｓｍ ｎｄ ） 女性 。对照 日语 原版 的那 种 上卷 红底 绿 题 、 卷 绿底 红 下
鲁 迅在 自传体 小说 《 野 先 生 》 曾描 述 过 在 日本 藤 里 留学 期 间的 １ ２ 年何 以放 弃 了老 师所 寄予 的殷 切 的 医 ９６ 学期 望转 而开 始从 事 文学 的历 程 。 上在 最早 的短 篇 小 村
说《 去往 中国的慢船》 中也曾延续了同样 的结构 ， 不服外
孑： 评 论 Ｉ ０２ 、 １ 年第４ ２ 期
论村上春树的汉语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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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本土化与 中国本土文化的变革
贺 昌盛 编译
黪 藤井省 三
【 者案】 本论 文 为 东京 大 学文学部 藤 井省 三教授 在 编译
２０ ０ ８年 ３月 １ ８日由北京 师 范大 学举 办的 “ 上文 学 的 村
事实上 ， 村上春树在 １ ９ 年出版的（ ９７ 为年轻读者编 写的短篇小说指南》 这部优秀的战后 日本文学评论集里就
曾指 出 ， 长谷川 四郎（ ９９ １８ ） １ ０— ９７是一位对 战前的 中国东
那 么 ， 上春 树是 如何 接 触到 鲁迅 的 呢？村 上在 散 村
互文性视角下《挪威的森林》中文化负载词的汉译
94现代交际·2019年3期作者简介：耿鑫，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方向：日汉翻译。
互文性视角下《挪威的森林》中文化负载词的汉译耿鑫（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 沈阳110000）摘要：世界各国因为宗教信仰、传统习俗、生活方式、审美意识等的不同，随着历史的发展形成了文化差异，因而产生了大量“文化负载词”，这些文化负载词在文化传递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为了实现文学作品间的异文化交流，研究“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很有必要。
《挪威的森林》作为村上春树的畅销长篇爱情小说，在中国引起的文学思潮至今有增无减。
本文以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大陆林少华的译本、台湾赖明珠译本、香港叶蕙译本为研究对象，基于互文性理论对其中出现的文化负载词进行实证研究，旨在找出能有效地再现文化因素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文化负载词 互文性理论《挪威的森林》 汉译策略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03-0094-02“文化负载词（culture-loaded words）是指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
这些词汇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
”（廖七一,2000）由此可见，文化负载词体现了世界各国的独特文化内涵，因而研究“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对文化交流有现实意义。
而互文性理论作为一个成长中的理论可以为文学翻译提供方法论，当然也适用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互文性理论注重文本内容的形成过程。
任何一部文本作品都是存在于该民族或该地区的文学、历史、宗教、政治等构成的文化体系中，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与前人或同时代人的思想等有着种种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美国社会语言学家、翻译家奈达将语言中的文化要素分为五类：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
（奈达,1974）基于上述五个文化分支，文化负载词也可以相应的分为五类：即生态文化词、物质文化词、社会文化词宗教文化词、语言文化词。
从操纵理论看林纾的翻译
从操纵理论看林纾的翻译林纾及林纾翻译的小说是中国翻译史上一个奇特的现象。
然林纾常因其误译、漏译、增删等受到严厉批评。
林译小说的文学地位也经历了一个由誉到毁的过程，而这种转变是蕴涵着意识形态，诗学等因素的影响。
本文从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及论域这四种力量因素的影响来分析林纾的翻译，指出林纾的翻译深受晚清社会意识形态等操纵，他的翻译有其历史局限性，但要放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客观评价，不能全盘否定其理论的借鉴价值及其翻译小说对国人认识西方的中介作用，也不能湮没其对中国翻译史和中国文学史的贡献。
标签：操纵理论；林纾；翻译林纾的翻译在我国乃至世界翻译史上都是一个特殊的现象。
林纾在不懂外文的情况下翻译了180余种外国小说，开创了中国文学翻译的先河。
他的译笔“清腴圆润”，生动传神，能达原作之不达，难怪钱钟书先生说“自己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也不乐意读哈葛得的原文”(钱钟书1990：129)。
林译小说从晚清到五四可以说经历了一个由誉到毁的过程，他被批评最多的是他的译本存在大量的讹误。
研究林译小说要辨证地看待就要对林纾生活的时代、文学背景、个人经历和思想状况作一番考察，观察其在当时社会所起的作用，才能做出较为客观公允的评(韩2005：3)。
本文将从一个新的角度即以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为主要力量因素的操纵理论的来研究林纾的翻译，以说明尽管林纾和林译小说有这样那样的历史局限性，但其中介作用，理论价值还是值得借鉴的。
1.当时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对林纾翻译的影响根据勒弗维尔的理论，意识形态和诗学影响到翻译的方方面面。
本文将着重从其对翻译的目的，翻译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应用的三个方面来看晚清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等对林纾翻译的影响作用。
1.1对林纾翻译目的的影响当时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和中国岌岌可危的情形，使许多仁人志士竭力唤醒同胞认清国家危情，设法让国人审视世界，学习西方，奋起救国，同时促进传统旧社会转向现代新社会。
林纾就是這其中的一个。
中国翻译简史
中国翻译简史：中国翻译史有史籍记载的已长达三千余年，早在史前三皇五帝时代就存在翻译活动。
（中国翻译史话）一般认为，“五四”以前，中国翻译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第一次高潮始于东汉至唐宋时期，佛经翻译盛行。
据史家考证，最早的佛典汉译始于东汉桓帝年间的安世高，他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五部佛经，开后世禅学之源，其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梁皎慧，高僧传），但其主要偏于直译。
继安世高之后译经的是支娄迦谶，其所译经典，译文流畅，但为了力求保全原来面目，“辞质多胡音”，即多音译。
中国佛经翻译史上，一直存在“质朴”和“文丽”两派。
继安世高、支娄迦谶之后的又一译经大师支谦“颇从文丽”，开创了不忠实原著的译风，对三国至西晋的佛经翻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翻译中的“会译”(即将几种异译考校对勘，合成一译)体裁，以及用意译取代前期的音译．也均由支谦始。
到了前秦时代，佛经翻译由私人事业转入了译场翻译，释道安在朝廷的支持下首创译场制度，采用“会译”法来研究翻译。
他主张严格的直译，并总结汉末以来的译经经验，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理论，指出五种容易使译文失去原来面目的情况和三种不容易处理的情况。
释道安晚年时请来天竺人鸠摩罗什，鸠摩罗什继道安之后创立了一整套译场制度，开集体翻译、集体审校的先河。
罗什倾向意译，其译经重视文质结合，既忠实于原文的神情，读来又妙趣盎然，能“以实出华”，传达原经的文体美和修辞美。
他反对前人译经时用“格义”(用中国哲学的传统概念比附和传译佛学概念)的方法，创立了一整套佛教术语。
隋唐时期是我国翻译事业高度发达的时期。
隋代历史较短，译经不多。
其中彦琮提出“八备”，即做好佛经翻译工作的八项条件，在我国译论史上最早较全面地论述了翻译活动的主体——翻译者本身——的问题。
到了唐代，佛经翻译事业达到顶峰。
出现了以玄奘为代表的大批著名译者。
玄奘即通称的“唐三藏”或“三藏法师”，他于贞观二年（公元628年）远度印度学佛求经．十七年后归国。
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纾
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纾林纾（1852～1924年）近代文学家、翻译家。
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
早年曾从同县薛锡极读欧阳修文及杜甫诗。
后读同县李宗言家所藏书，不下三、四万卷，博学强记，能诗，能文，能画，有狂生的称号。
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考进士不中。
二十六年（1900年），在北京任五城中学国文教员。
所作古文，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推重，名益著，因任北京大学讲席。
辛亥革命后，入北洋军人徐树铮所办正志学校教学，推重桐城派古文。
后在北京，专以译书售稿与卖文卖画为生。
林纾，别署冷红生。
晚称蠡叟、践卓翁、六桥补柳翁、春觉斋主人。
室名春觉斋、烟云楼等。
光绪八年（一八八二）举人，官教论。
工诗古文辞，以意译外国名家小说见称於时。
复肆力於画。
山水初灵秀似文徵明，继而浓厚近戴熙。
偶涉石涛，故其浑厚之中颇有淋漓之趣。
其题画诗云：“平生不入三王派，家法微微出苦瓜，我意独饶山水味，何须攻苦学名家？”花鸟得其师陈文台之传，淡墨薄色，神致生动。
晚年居北京，求者多以山水，而花鸟则不复作矣。
著畏庐文集、诗集、春觉斋题画跋及小说笔记等。
林纾，字琴南，号畏庐，别属冷红生，1852年出生于福建闽县（今福州）。
林纾自幼嗜书如命，五岁时在私塾当一名旁听生，受孰师薛则柯的影响，深爱中国传统文学，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
但由于家境贫寒、且遇乱世，他不得不为生计终日奔波。
闲时他也不忘苦读诗书，13岁至20岁期间校阅残烂古籍不下两千余卷。
1882年对于林纾来说是关键而又具转折性意义的一年-----从一个穷秀才一跃成为江南赫赫有名的举人。
在摆脱贫困窘境的同时，他广结师友、饱读诗书。
爱国心切的他，虽已过而立之年，却不辞辛苦，七次上京参加礼部会试。
原本一心报效祖国的林纾"七上春官，屡试屡败"因而从此绝意于仕途，专心致志地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1897年，已步入不惑之年的林纾捧着《闽中新乐府》和让洛阳"一时纸贵"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译本开始了他迟来且丰硕的著译生涯。
_挪威的森林_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_孙立春
第34卷第1期临沂大学学报2012年02月Vol.34No.1JOURNAL OF LINYI UNIVERSITY Feb.2012《挪威的森林》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孙立春(杭州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浙江杭州310036)摘要：《挪威的森林》作为村上春树的代表作，受到了中国读者的广泛欢迎，催生了多个中文译本。
这些译本良莠不齐，除了林少华、赖明珠、叶蕙的译本质量较高外，别的译本不够严谨、忠实，有的还存在惊人的抄袭现象，甚至出现了所谓“续篇”的伪译本。
该作品在中国译介与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怪象，一方面证明了它的艺术魅力及其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另一方面也凸显了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这是需要正视并认真对待的。
关键词：挪威的森林；译介；传播；译本比较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6051（2012）01-0139-04收稿日期：2011-12-10基金项目：浙江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Y200805908）、杭州师范大学优秀中青年教师支持计划(HNUEYT2011-01-005)作者简介：孙立春（1979—），男，河北辛集人，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挪威的森林》是日本当代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的代表作，自1987年出版以来，已累计发行826万册，刷新了日本纯文学出版的新纪录，形成了日本评论家广泛讨论的“村上春树现象”和“挪威的森林热”。
村上称这部小说为“终极的恋爱小说”和“百分之百的现实主义小说”。
它以优美、抒情的笔调，描述了孤独的男主人公渡边彻和多愁善感的直子、活泼可爱的绿子之间的生离死别及爱情经历。
全书笼罩着一种淡淡的忧伤、空虚的氛围，深深地打动着无数青年读者的心。
虽然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不是跌宕起伏的，叙述也是淡淡地、缓缓地铺开，但是这种独特的故事结构和文体风格让日本的年轻人倍感亲切，仿佛自己身边发生的爱情故事，契合了当今日本社会，特别是生活在都市里的青年人的迷失、困惑、孤独的内心世界。
钱钟书《旧文四篇：林纾的翻译》阅读练习及答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
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象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象经过翻译似的。
但是，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
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
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
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
那就是“讹”，西洋谚语所谓“翻译者即反逆者”。
中国古人也说翻译的“翻”等于把绣花纺织品的正面翻过去的“翻”，展开了它的反面。
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于是“媒”或“诱”产生了新的意义。
翻译本来是要省人家的事，免得他们去学外文、读原作的，却一变而为导诱一些人去学外文、读原作。
它挑动了有些人的好奇心，惹得他们对原作无限向往，仿佛让他们尝到一点儿味道，引起了胃口，可是没有解馋过瘾。
他们总觉得读翻译象隔雾赏花，不比读原作那么情景真切。
这样说来，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
勇于自信的翻译家也许认为读了他的译本就无需再读原作，但是一般人能够欣赏货真价实的原作以后，常常薄情地抛弃了翻译家辛勤制造的代用品。
倒是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效力。
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品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
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灭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原作的名誉。
探析林译小说的独特“误译”及其思想和贡献
探析林译小说的独特“误译”及其思想和贡献作者：朱幸梓来源：《文教资料》2013年第35期摘要：林译小说是近代文学中重要的一部分，开创了我国早期翻译作品的先河。
林纾以其独特的“耳受手追”式的翻译方式，翻译出上百部外文小说。
他的翻译理念对我国的翻译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是翻译界的泰斗级人物。
他的译作中所传递的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促进了我国近代社会维新思想的传播。
林译小说在文学、翻译和语言领域都有着重大的贡献。
关键词：误译古雅维新实业小说新文学清末民初的动荡时代，政治变动，文化碰撞。
在这个时代中，产生了一批才能卓荦的文人，林纾就是其中之一。
林纾的作品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他的译作，开创了文学翻译的自觉局面。
作为近代文坛中第一位文学翻译大师，林纾的译作中折射出他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审美个性。
他所翻译的小说有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特性，反应了新旧交替的思想特点，具有特别的价值意义。
一、独特的翻译方式和理念众所周知，林纾并不懂外文，他甚至把外文称作“蟹行文字”。
他所进行的翻译是用文言文将别人口授的外文作品记述下来，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翻译风格。
与我们常见的翻译作品相比，林纾的译作更具有自主性，融入了他对作品的理解，因此较之原著来说，总是存在一些不同的。
林纾在古文方面有着坚实的功底，因此他使用文言文翻译就显得驾轻就熟。
在当时的社会中，古雅的译笔也更受欢迎。
当时的读者群并不可能大量接触到外文作品，也无法将译文与原文进行比较，因此他们更关心的是译作的文笔。
一方面，林纾本身也是有着传统伦理思想的文人，他的译作中也融入了传统的文化观念；另一方面，作品存在的价值在于顺应普通读者的需要，从而通过作品启发民智。
林纾自己也曾说过：“名人救世之言，余稍为渲染，求合于中国之可行者。
”[1]他在翻译作品的过程中，会删除或改写那些有悖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内容，使作品更符合中国民众的心理需求和价值判断，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些外国小说在中国的普及。
“译界之王”林纾_名人故事
“译界之王”林纾林纾是我国近代最具影响的翻译家，以翻译世界各国文学名著而著名。
其翻译风格独特，被人称为“林译小说”。
而且，其翻译速度之快，翻译作品数量之多，也是绝无仅有的。
有人统计，他一生翻译过美、英、法、俄、德、日、瑞士、比利时、希腊、西班牙、挪威等11个国家的近100名作家的作品，计180多种。
所以，人们为他起了一个“译界之王”的绰号。
林纾1852年出生于福建闽侯（今福州）城外南台的一个小商人家庭。
林纾自幼嗜书如命，20岁时已博览群书达数千卷之多，奠定了其深厚的文学根基。
30岁时，考中举人，后放弃科举，致力于文学研究，终于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了名闻中外的学者和翻译家。
林纾的故乡南台，历史上很少出现过名士，他成名之后，人们便送他一个绰号叫“土名士”。
说起林纾“译界之王”的由来，非常有趣。
恐怕很少有人会相信，这个名闻中外的“译界之王”竟然不懂外语。
他所翻译的外国小说，全靠听取别人的口译，然后自己再用文言文将其翻译成汉语，成为风格独特的“林译小说”。
另外，他从事翻译活动也颇具戏剧性。
他有一位好朋友叫魏翰，是一位造船专家，当时在船政局任职。
魏翰对西方文化很有研究，建议林纾从事翻译，林纾开始并没当回事，后来魏翰多次相劝，林纾被说动了，但却提出一个孩子般的条件，要魏翰请他游览闽江滨海大川，否则就不译。
魏翰满足了他的要求，游览时，魏翰让他的学生，时任船政学堂法文教习的王寿昌与他讲述法国名著《茶花女》，配合他翻译。
当时王寿昌手持《茶花女》法文原著，逐字逐句地将原著意思说出来，林纾耳聪手疾，立即用汉语文言文写出来。
王寿昌读声一停，林纾也已译好停笔，其速度之快，令人惊叹。
就这样，中国翻译史上第一部外国长篇小说译著《巴黎茶花女遗事》诞生了。
这部译著于1899年刊印出版，一出版即引起轰动，备受赞赏，“一时洛阳纸贵，风行海内”。
林纾也因此名声大振。
林纾在《巴黎茶花女遗事》翻译上的成功，极大地激起了他的翻译热情，在此后的时间里，他与许多口译人合作，翻译了大量的外国小说，为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中国最受欢迎的十本外国文学译作
20世纪中国最受欢迎的十本外国文学译作（含原版下载）近读大陆学者邹振环的一本著作，名叫《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颇有学术价值，内中提到不少鲜为人知但影响深远的译作，诸如《昨夕闲谈》（近代第一部翻译长篇小说）、《百年一览》（直接影响近代中国的乌托邦思想的小说，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泰西新史揽要》（晚清最风行的西洋史读本）等，也引发了我个人在这方面研究的兴趣。
其实，中国近代文学史受翻译文学的影响极大，无论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翻译都直接促进了新文学的创作，但至今尚未受到重视。
此处我权且举出20世纪中国最受欢迎的十部通俗西洋的小说的翻译，纯属个人的主见，而非研究成果。
一、《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下载此书】这可能是本世纪最受中国读者欢迎的西洋小说，文言和白话的版本，不下五六种，甚至有人（如程小青）改写福尔摩斯和亚森罗苹斗智的小说，惟妙惟肖。
二、《巴黎茶花女遗事》（流传最广泛的译名《茶花女》）【下载此书】这本林琴南翻译的小仲马小说，最早出版于1899年，可谓整整影响了半个世纪，我幼时读此小说，对其古文不甚理解，最近重读，才发现林琴南的文采，不愧为古文大家，其文采不在一般才子佳人小说家之下，难怪当年可以雅俗共赏。
我至今听西洋歌剧《茶花女》时，脑海内尚残留林译“原作”的影子。
三、《黑奴吁天录》（流传最广泛的译名《汤姆叔叔的小屋》）【下载此书】又一部林琴南的译作，誉为“一部影响中国历史的译作”出版时适逢美国制定法律歧视华工，遂成为激励中国人“爱国保种”的重要文献，后被春柳社改编为中国第一出话剧。
四、《基度山恩仇记》（流传最广泛的译名《基督山伯爵》）【下载此书】这本大仲马的著作才是我幼时最喜欢的读物，读来废寝忘食，竟获父亲批准，原来他也酷爱此本小说。
译者时伍光建。
另一本《侠隐记》即是后来的电影《三剑侠》和《新三剑侠》的原本，都是西洋江湖武侠故事，难怪令人着迷。
五、《飘》【下载此书】傅东华译，即是改编成电影的《乱世佳人》，此本小说译笔之佳，值得大书特书，且把人名华化，如把Scarlett O’Hara译为赫丝嘉、 Rhett Butler译为白瑞德，更是神来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