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无可赦情有可原”--被害人过错认定的困境与出路
“罪无可赦情有可原”--被害人过错认定的困境与出路徐娟【摘要】司法实践中，在一些被害人与被告人互动的刑事案中，被害人过错是一个被经常适用的酌定量刑情节，如故意伤害、故意杀人和交通肇事等案件。
在刑事司法中考虑被害人过错，有利于对被告人进行准确的定罪量刑，更加公平公正地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审判实践对于被害人过错由于没有统一的认定标准，法官自由裁量的权限很大，存有司法恣意的嫌疑。
究其缘由，除了我国偏重打击和惩罚犯罪的刑事司法理念需要转变之外，主要还在于对被害人过错认定上存在相当的难度和困境，因此，探讨被害人过错的认定标准和规范化很有必要。
% In so me criminal interaction cases , the victim’s faults is an discretionary circumstance of passing sentence, such as intentional injury, intentional murder and traffic offences. The consideration of victim’s fault is benefit to the measurement of penalty accurately, protect defendants’human rights and guarantee judicial justice. However, because of lacking some relevant legislation, the judges seems to have great discretion, having the risk of abusing its discretion to affect criminal justice.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are , besides the severe punishment concept of justice need to be changed, there are loopholes in the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 dilemma about defining victim’s fault. This paper intent to explore the path of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 to resolve the victim’s faults defining, with the help of foreign legislation combination with the reality of our country.【期刊名称】《湖南警察学院学报》【年(卷),期】2013(000)003【总页数】5页(P78-82)【关键词】被害人过错;认定;立法;司法【作者】徐娟【作者单位】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南长沙 41000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914.1目前，司法机关越来越重视被害人有过错对刑罚裁量的影响，但是对于什么是被害人过错，被害人过错在何种情况下才对量刑产生影响等问题缺乏具体的依据和可操作规范，导致被害人过错的认定陷入困境，具体表现如下：（一）立法上的困境立法上对被害人过错的考量主要体现在一些司法解释和政策性会议纪要文件之中，没有形成系统规范的刑罚适用体系，如《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法[1999] 217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决定》（法发[2007]28号）、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法发[2010]36号）及2010年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宽严相济意见》）中均将被害人过错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并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积极作用。
但由于缺乏系统性，适用范围有限，可操作性不强，给被害人过错的司法认定造成了一定困难：1.缺乏系统性。
仅用纪要、决定、意见等方式对被害人过错加以规定，阶位较低，比较零散，不成系统。
且不同类型的被害人过错对加害人刑事责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尚未作出完善的规定，致使司法人员在被害人过错的认定上存在困境。
2.适用范围有限。
譬如《会议纪要》和《决定》只针对民间矛盾中的故意杀人犯罪而言，而现实情况下，在被害人和被告人有互动的许多犯罪中，如“许霆犯盗窃罪案”等犯罪均有可能涉及被害人过错。
3.可操作性不强。
由于现行我国立法体系对于被害人过错的认定比较抽象，不具体，可操作性不强，比如对于被害人过错的性质、特征、表现形式、构成要件、认定标准和适用情形等均未在相关司法解释中加以明确规范，以至于司法机关不敢轻易认定被害人过错。
（二）司法实践的困境1.证据上的采信难。
被害人、犯罪人和国家的三元刑事结构模式中，往往在侦查、控诉、审判阶段较多考虑了被害人与被告人互动的在犯罪案件中的互动关系，而我国实行的是被告人与国家二元刑事结构模式，因此，对于被害人在犯罪中的作用和地位往往被认为是可有可无的，导致被害人过错证据存在收集难、举证难和认定难等问题。
证据上的采信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打击和惩罚犯罪的国家主义立法下，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对于案件证据的收集和提供大多偏重与对被告人有罪证据和法定量刑情节证据的收集上，容易忽视或不注重对被害人过错的证据收集。
二是被告人提供证据难。
被告人常受自身主客观方面因素的制约，不能提供或不能有效提供被害人过错的证据。
三是审判机关认定难，审判机关在审判的时候，难以查清被害人过错等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由此做出不利判决对被告人是不公的[1]。
2.认定标准不一。
目前我国立法对被害人过错认定的标准缺漏，审判实践中认定标准不一，严重影响了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法官认定标准不一。
每个法官由于道德素养、知识结构、生活阅历不同，对是否构成被害人过错、达到何种程度的过错等标准不一；另一方面，各地法院认定标准不一。
不同地域法院受当地传统观念及地域影响，在制定量刑指导意见细则时对犯罪被害人过错的规定各自为政，相差迥异[2]。
国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刑法典都有关于被害人过错的相关规定，理解和分析其它国家或地区的相关立法规定对于我们完善被害人过错的认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尽管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关于被害人过错的认定在立法模式、立法内容上都各有千秋，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内容：（一）立法技术模式多样化1.总则提纲挈领式意大利、冰岛、罗马尼亚等国的刑法典通过总则提纲挈领式的方式在刑法总则部分对被害人的过错问题做了规定。
如《意大利刑法典》在总则规定“下列情节，当不属于犯罪构成要件或特别减轻情节时，使犯罪变得较轻……”[3]2.总分相结合模式德国、俄罗斯、我国台湾地区、我国澳门地区等大部分国家或地区的刑法典对于被害人过错都采取总分则相结合的模式，首先在总则中对被害人过错问题作一般性的规定，然后在分则中对因被害人过错引发的典型罪名作相应具体的规定。
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既在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一款中规定了被害人过错情节，又在分则规定了激情状态杀人的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4]。
（二）立法内容涵盖广综观部分国家或地区的刑法典，不管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虽然对被害人过错的表述或规定不一，从轻或减轻处罚的幅度亦不相一致，但是都较为成熟，且内容涵盖广，层次多样化，并在司法实践中运用，可归纳可为以下几点：1.在被害人与被告人互动较多的罪名如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犯罪中规定了被害人过错。
2.对被害人过错的性质和特征作了规定。
如《巴西刑法典》、《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等都确定了被害人过错的不正当性。
3.对被害人过错的表现形式予以规定。
比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因被害人的暴力、挖苦或严重侮辱，或因被害人其他违法行为或不道德行为（不作为）……”[4]。
4.被害人过错的针对对象范围较宽。
如《德国刑法典》、《越南刑法典》均规定了被害人过错的对象既可以是被告人本人也可以是被告人的近亲属。
其中《德国刑法典》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非行为人的责任而是因为被害人对其个人或家属进行虐待或重大侮辱，致行为人当场义愤杀人的，或具有其他减轻情节的，处1年以上10年以下自由刑”[5]。
（一）刑法意义上被害人过错的内涵自从法学家门德尔松于1947年提出被害人学后，学术界对被害人过错的界定可谓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然而，并非所有的被害人过错都能成为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因此，在探究被害人过错的认定方法之前，应当对被害人过错的内涵、特征有所了解。
有学者认为，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在主体、行为、时间、性质、程度等五个方面的特征[6]。
一是主体特定性。
只能是被害人本人；二是行为的关联性。
被害人过错与犯罪行为之间具有密切的因果关联性；三是行为的时间性。
被害人的过错行为必须发生在犯罪行为实施之前或犯罪行为过程中，被害人过错行为对犯罪行为的发生有激化作用；四是是行为的不当性。
被害人过错行为与法律或社会道德伦理相违背，甚至本身也是违法犯罪行为。
五是程度明显性。
过错必须达到一定程度，既有量的积累，亦有质的变化。
综上，从刑事司法角度来看，被害人过错主要表现形式为被害人对被告人的挑衅、激将、贪欲、报复等为法律或社会伦理不能容忍的行为，且这些行为与犯罪行为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并对犯罪行为的发生、刺激或推动有实质性的影响。
（二）刑事被害人“过错”的认定被害人过错作为一个酌定量刑情节，在审判实践中首先要考虑被害人是否有过错，其次考虑如何认定被害人过错，然后再考虑被害人过错认定对定罪量刑的影响。
第一，有无必要考虑被害人过错的问题。
从刑法学上讲，被害人过错是指被害人在犯罪行为发生过程中也存在过错，被害人的过错与犯罪行为的发生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且被害人的过错行为为法律和社会伦理所不能容忍。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将只要存在被害人过错的案件，都将被害人过错作为酌定量刑的情节，更不能将被害人的过错作为或变相转化为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情有可原”的理由。
即使被害人过错与犯罪行为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但对于故意犯罪一般不宜将被害人过错作为酌定量刑的情节。
如在性侵害犯罪中，女性夏天穿暴露衣装，且行为举止轻佻，即使被害人是性工作从事者，在交易没有谈妥情形下，如果发生强奸犯罪，这种犯罪学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也并不能构成定罪量刑需要酌定的情形。
因为强奸罪是一种直接故意犯罪，也就是说，在直接故意犯罪中不需要考虑被害人过错，只有在间接故意和过失犯罪中需要考虑被害人过错。
在间接故意犯罪中，对被害人过错的认定的前提是：被害人实施了某种社会无法容忍的不良或违法犯罪行为，导致了间接故意或过失犯罪的发生。
正当防卫中不法侵害认定误区的匡正——兼论不法侵害与被害人过错之间的区分
正当防卫中不法侵害认定误区的匡正——兼论不法侵害与被害人过错之间的区分林哲宇【期刊名称】《《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年(卷),期】2019(018)004【总页数】6页(P16-21)【关键词】正当防卫; 不法侵害; 被害人过错【作者】林哲宇【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上海 20004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F611一、对不法侵害传统理论的研究正当防卫制度在我国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
《周礼·秋官·朝七》中记载：“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
魏国李悝亦在《法经》中提道：“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
国家政权是否能够稳定，关键在于盗、贼罪的防范与制裁，因此这一时期允许民众进行防卫的对象即不法侵害者主要是危害王权的盗、贼犯，国家赋予的“杀人无罪”的权利本质上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巩固政权。
《左传》中记载：“郑游贩夺人之妻，其夫攻杀之，而以其妻行，子产复之，令游氏弗怒”。
从这个阶段开始出现允许对侵害个人权利者进行防卫反击的情况，虽然这一情况更倾向于事后防卫，更多的是对报复、复仇行为的默许，但同时也是对个人权利保护的进步。
而后《唐律疏议》中则有：“诸夜无故入人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时杀者，勿论”。
这个阶段则在律法中明确了在非法入侵住宅情况下不仅可以即时对不法侵害者做出防卫行为，并且享有“登时杀者，勿论”的无限防卫权利。
在清末法制改革中诞生的《大清新刑律》中，正当防卫制度首次以法条明文规定的形式出现。
该律第15 条规定:“对现在不正之侵害，而出于防卫自己或他人的权利之行为不为罪”。
虽然《大清新刑律》没有实际颁布实施，但是这一规定将防卫对象从某些特定的犯罪扩大至不特定的不法侵害，进一步完善了正当防卫制度。
新中国建国后，不论是79 年刑法还是97 年刑法，都延续了这一规定，明确正当防卫的对象是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例如79 年刑法第17条第1 款规定：“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正当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97 年刑法第20条第1 款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关于被害人过错基本问题的思考——以一起反暴力拆迁致人死亡案为视角
母 亲李 某 的房屋 在 拆迁 范 围 内 ，具 体 负责拆 迁 的袁 某 多 次带领 拆 迁人 员到 李某 家 “ 骂 、威胁 、打砸 辱
李 家玻 璃 、放火 烧 其家 门木柴 ”。李 家 曾报警 ，但 并 不 能阻 止这 一野 蛮行 径 。李 某不 堪 忍受被 迫 搬 到
女 儿王 某 家 中 ，但这 些 人仍 然 继续 骚 扰和 威胁 。２０ ０ ９年 ５月 ３ ０日袁 某 再 次带 领拆 迁人 员 来到 王 某家 门前辱 骂 、砸 门近 １ 小 时 ，并将 防 盗 门上 的猫 眼砸坏 。家 中有 一老 人和 三 未成年 人 ，王 某
潘 蘸 鲁
摘 要 ：被 害人过错是一种违反谨慎义务 、与危害结果之 间具有 因果关 系的价值否定性行为。被 害人之所以应承担责任在于其行为降低 了行为人 的可谴责性，对结果的产生施加 了原 因力。在被害人 过错行为的刺激 下，刑法不能期待行为人实施完全适法的行为，因而被 害人 过错 降低 了行为人的期待
庭 妇女在 家 人生 命健 康法 益受 到威 胁时 仍然 实施 完全合 法 的行为 ，否则就 是对 人性 的一种 苛求 。
如 果对 本案进 一 步追 问，防卫 过 当背后 实质 隐含着 被 害人存 在重 大过错 这 一情节 ，试 想 ，如 果没 有 被害 人 （ 当防卫 中不 法侵 害 的制造 者 ）袁 某 等人 步步 紧逼 、持续 骚扰 、不 断威胁 生命 健康 ，就 不 正
弟 求救 ，随后两 个 弟 弟携 带菜 刀和 铁锨 来保 护 姐姐 。王某 听 到 门外弟 弟和 拆迁 人 员发 生 争执 ， 以为弟
弟 和拆 迁人 员 打起 来 ，便 手拿 菜刀 、挤 开 防盗 门、 向 门外挥砍 数 刀 ，砍 中被 害人 袁某 颈部 ，导致 其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困境及理论反思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困境及理论反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旨在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同时促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悔罪，实现刑罚的教育和改造功能。
然而，在实践中，这一制度的适用面临着诸多困境，需要我们从理论层面进行深入反思。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困境（一）被追诉人的自愿性保障不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核心在于被追诉人的自愿认罪认罚。
然而，在实践中，被追诉人的自愿性往往难以得到充分保障。
一方面，部分被追诉人可能因对法律的不了解、对案件事实的误解或者受到办案人员的不当影响而作出非自愿的认罪认罚决定。
另一方面，被追诉人在面对强大的侦查和追诉机关时，可能出于恐惧、无奈等心理而被迫认罪认罚，而非基于内心的真实意愿。
（二）值班律师制度不完善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被追诉人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保障其合法权益。
但目前，值班律师制度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值班律师的数量不足，难以满足实践需求。
其次，值班律师的参与程度有限，往往只能提供简单的法律咨询，难以在案件的关键环节发挥实质性作用。
此外，值班律师的权利保障不够，缺乏足够的调查取证权和阅卷权，影响了其为被追诉人提供有效法律帮助的能力。
（三）量刑建议的精准性和合理性有待提高量刑建议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要环节。
然而，目前量刑建议的精准性和合理性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方面，由于缺乏统一的量刑标准和规范，不同地区、不同案件的量刑建议存在较大差异，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在提出量刑建议时，可能存在对案件事实和情节考虑不充分、对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评估不准确等情况，导致量刑建议不合理。
（四）被害人的权益保障不够充分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害人的权益保障容易被忽视。
一方面，被害人在案件处理过程中的参与度较低，其意见和诉求往往得不到充分重视。
另一方面，被害人的赔偿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可能导致被害人对司法结果不满，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我国被害人司法救助现状和完善建议
我国被害人司法救助现状和完善建议陈丽燕摘要：被害人救济模式可分为补偿法模式和保护法模式，其理论基础有社会公正说等。
本世纪初我国就开始进行被害人司法救助的探索，从仅限于诉讼费减免到被害人救助含义、范围的不断扩大，各省市在司法救助的试点中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推动了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建立，但目前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随着实践经验的丰富和成熟，应推进国家司法救助法的出台，统一各地救助标准，扩大救助范围，改善救助方式，拓宽多渠道资金来源，加大司法救助制度的宣传力度，实现被害人司法救助常态化。
关键词：被害人；国家司法救助制度；被害补偿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６９１６（２０２１）０５－００７７－０３2020年8月，“张玉环案件”引爆了公众舆论，百度搜索“张玉环”有2000万个相关结果。
“张玉环案件”说明我国“疑罪从无”司法实践的进步性，但媒体对受害方的相关报道也暴露出类似案件中受害方所受关注远远不够。
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世界上兴起了“被害人学”研究，而我国直到1980年后才有学者关注被害人问题，目前学界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被害人诉权和被害人救助两方面，本文仅探讨被害人司法救助的问题。
本世纪初，我国中央和地方进行过一些被害人救助的立法、司法实践探索。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
2014年1月17日，中央政法委、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以及财政部共同出台了《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随后“两高”出台了相应的司法解释，各省市相继出台了具体实施办法。
自2014年始，“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名称转变为“国家司法救助”，故2014年也被称作“国家司法救助‘元年’”，被害人救助工作迈上新台阶。
总体而言，我国的被害人司法救助工作从2000年开始探索，经过多年试点，取得了一些经验成绩，已救助一定数量的被害人，但目前尚处在起步阶段，“犯罪人—国家”的刑事司法二元体制仍占据绝对地位，刑事被害人作为和犯罪人同样庞大的群体，应当在司法救助方面得到更多的关怀。
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及其救济
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及其救济【摘要】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首次明确公诉案件被害人是当事人，在法律上确立了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同时明确了刑事被害人的诸多诉讼权利。
但是，我国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如没有赋予刑事被害人上诉权、刑事被害人知情权不足、没有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等等.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地位及权利在实践中存在立法和制度上的缺陷，只有不断完善才能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基本权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最终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关键词】被害人权利；缺陷；原因；措施纵观历史，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经历了一个重视-衰落-再重视的过程，在现代，学界对刑事被害人的地位经历了一个重新思考的过程。
受人权思想的影响，被告人作为原来刑事诉讼中居客体地位的一方曾一跃成为刑事司法领域的中心，被害人则渐渐被忽视，甚至仅处于控方证人的地位，这样的状况使得原本权利就受侵害的被害人的权利更容易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因此，逐步提高被害人的地位，保障被害人的权利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
当然被害人地位的沦落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重视和关注，国际上也已经开始强调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认为被害人作为犯罪的直接侵害对象，他们的正当权利不容漠视。
目前已有数十个国家建立了犯罪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并且还提供诉讼外、相配套的各种形式的社会援助，以帮助他们尽早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
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成为各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
一、刑事被害人的概述“被害人”一词在拉丁文中与古代宗教仪式上所使用的祭祀品“牺牲”一词的含义是相同的，两者都是指在宗教祭祀活动中使用的人、物或者其他生灵。
只是后来的词汇演化过程中，“Victim”衍生出了一些其他的含义。
现在“被害人”主要用来表示在各种事故、自然灾害、不法侵害、犯罪行为等危害中，遭受伤害、蒙受损失或者经历痛苦的人。
[1]由于被害人的概念本身所具有的跨学科性，在当前的刑事法学术界，对被害人的概念的定义是不统一的，不同的学科中都有不同的内涵与外延。
刑事被害人过错的法律初探
概 念 ， 并 对 其 从 刑 法 学 和 犯 罪 学 上 加 以 区 分 。 被 害 人 过 错 可 被 定 义为 ：被 害 人 出于 故 意 或者 过 失 ，从 而 引 发 行 为 人相 应 地 作 出 侵 害被 害人 ，并且 能够 影 响 到行 为人 刑 事责 任 有无 及程 度 的行 为 。 被 害 人 过 错 是 与犯 罪 人 的行 为 或 结 果相 关联 的事 实 ，也 是 法 律 和 道 德 的 否 定 性评 价 。被 害 人 过 错 的 主要 特 征 有 ：过 错 的 客 观 性 、行 为 的不 良性 、 自身 的被 害 性 、时 间 的 确 定 性 、和 评 价 的 基 准性。［ ２ １ 过 错 的客 观 性 ． 被 害 人 过错 表现 为被 害人 的客 观 外 在 行 为 。这 种 行 为 客 观 上 侵 犯 了社 会 或 他 人 的 合法 权 益 ，违 反 了法 律 或 公共 道 德 准 则 ， 从 而 有 必 要 纳 入 刑 法 规 范 体 系 。 ［ 这 种客 观 性 ，必 须 体 现 在 犯 罪 行 。 为 结束 之 前 ， 因而起 到 对犯 罪 行为 的促 进 作用 。 ２ 行为 的不 良性 ． 所 谓 行 为 的 不 良性是 指 被 害 人 的 行 为 必 须一 种 对 社 会 公 正 秩 序 的 违 背 ， 既 可 以 是对 法 律 、法 规 、 有 关规 章制 度 的违 反 ，也 可 能 是 对 社 会 道 德 规 范 和 习 惯 的 违 反 。 ｆ在 日 常 案 件 中 ， 常 常 表 现 ４ 为 应 被 谴 责 的 ， 违反 道 德 、 习惯 甚 至 民 俗 民风 的行 为 ，这 种 行 为 本 身就 具 有对 个 人 、群 体甚 至社 会 的侵 犯 性 。 ３ 自身 的被 害性 ． 这 一 特 征 主 要 体 现 在 被 害 人 的 人 身 、财 产 等 方 面 ， 因犯 罪 行 为 而 遭 受 到 的 损 害 。这 种 损 失 必 须 是被 害 人 自身 的 。如 某 甲对 犯 罪 人 有 过 错 行为 ，但 犯 罪 人 对 某 甲以 外 的其 他 人 实 施 了 犯 罪 行 为 ，这 就 不属 于 被害 人 过错 。【 ５ ４ 时 间 的 确 定 性 ． 被 害人 过错 是 被 害 人 在 犯 罪 人 实施 犯 罪 行 为 之 前 或 之 后 的 行 为 表 现 ，有 时 因被 害 人 的 过 错 才 导 致 了不 良后 果 的即 发 ， 被 害 人 过 错 虽 然 与 犯 罪 行为 不 发 生 在 同一 时 间 段 内 ，但 与 犯 罪 行 为 发 生 时 间 上 总 是 紧 密 相 连 的 ， 不 是 在 犯 罪 行 为 发 生 之 前 就 是 在 犯 罪 行 为 发 生 之 后 。 【 所 以 ， 时 间上 的确 定 ，更 容 易 认 定 被 害 人 的 行为 ６ 是 否为 被 害人 过 错 。 ５评 价 的基 准性 ． 刑 事 被 害人 过 错 对 刑 罚 使 用 上 具有 重 要 的评 价 意 义 ， 它 不是 无 关 紧 要 的 既 定事 实 ，因 为 在 刑法 的 罪 责刑 相 适 应 原 则 中 ，对 于 罪 、 责 、 刑 的相 互适 应 做 有 明 确 且 不 可变 动 的规 定 ，而 被 害人 过
刑事审判参考案例第19号王勇故意杀人案——被害人有严重过错的杀人案件应如何处理
[第19号]王勇故意杀人案——被害人有严重过错的杀人案件应如何处理一、基本案情被告人王勇，男，24岁，山东省禹城县人，工人。
因涉嫌犯故意杀人罪，于1996年3月11日被逮捕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董锡厚，男，61岁，退休干部。
系被害人董德伟之父。
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王勇犯有故意杀人罪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害人董德伟的父亲董锡厚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1996年1月12日晚10时许，被告人王勇得知其父出事即赶回家中，适逢兵器工业部213研究所职工董德伟到其家，王勇得知其父系被董德伟所打，为此发生争吵、撕打。
被告人王勇用菜刀在董德伟颈部、头、面部连砍数刀，将董德伟当场杀死。
后王勇逃离现场。
被告人王勇于1月14日投案自首。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犯罪手段凶残，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严惩。
但王勇有投案自首情节，被害人又有明显过错，对王勇可以从轻判处。
被告人王勇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家庭造成的经济损失，依17法应予赔偿。
附带民事原告人董锡厚要求被告人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应根据被害人家庭的经济损失情况及被告人的实际赔偿能力作出判决。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三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于1996年10月22日判决如下：1．被告人王勇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被告人王勇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董锡厚经济损失人民币7000元。
一审宣判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董锡厚以对王勇犯罪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赔偿数额太少为由，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1996年1月12日晚8时30分许，兵器工业部213所职工董德伟酒后在该所俱乐部舞厅跳舞时，无故拦住被告人王勇之父王钢成，让王给其买酒喝，被王拒绝。
“法无可恕，情有可原”—运用期待可能性理论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做罪轻辩护
“法无可恕，情有可原”—运用期待可能性理论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做罪轻辩护在前不久办理的一起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一案中，我运用了期待可能性理论为被告人进行辩护。
期待可能性，是指从行为时的具体情况看，可以期待行为人做出合法行为。
法律不强人所难，如果从行为时的具体情况看不能期待行为人做出合法行为，行为人即使做出了违法犯罪行为，也无罪。
因此，不具有期待可能性便成为主观阻却事由。
虽然法院对于这个辩护意见不予采纳，但是，被告人获得了缓刑的判决结果。
案情简介：检察院指控称，自2014年以来，刘某（另案处理）在未取得开采资质的情况下，在南京市某区一块沙地进行采砂，并出售给王某等人。
王某等人在明知刘某非法开矿的情况下，持续购买刘某非法开矿获取的鹅卵石、黄沙，用于销售获利，其中王某购买刘某的黄沙金额达15万元以上。
王某等人到案后均如实供述，认罪认罚。
检察院的量刑建议为均可适用缓刑。
辩护意见：我作为辩护人对本案的事实、定性没有异议，主要有三点关于量刑的辩护意见：1、王某自始至终，能够如实陈述，系坦白，认罪态度良好，在审查起诉阶段也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恳请法院对王某从轻处罚。
2、主观恶性不深。
本案中王某等人购买刘某沙场的沙，主要是基于价格便宜、距离近、熟人关系，这也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
3、违法性认识不足，期待可能性较低。
在讯问笔录中，王某等人都有反映，南京这边是禁止采砂的，刘某的采砂行为违法，但是，王某等人意识到的“违法”是限于城管、环保、国土等行政部门的查处，而不是刑事犯罪。
再者，刘某的沙场在该地区长期存在，刘某是白天采砂，白天卖沙，加工和运输都不是秘密进行，而且采砂、卖沙生意也没办法秘密进行，沙场工作起来的噪音极大，来来往往运沙子的车也不隐蔽，有时候为了躲避检查，刘某会停产停工几天。
在刘某的沙场没有被关闭、查处的情况下，王某等买沙子的人对于刘某是否涉嫌刑事犯罪，是无法（或者说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的。
从原因力比例衡量模式的创立角度分析刑事被害人过错入法的法理与实务(最新)
从原因力比例衡量模式的创立角度分析刑事被害人过错入法的法理与实务（最新）一、被害人过错的刑法意义表征关于被害人过错的定义，一般认为有犯罪学上的定义和刑法学上的定义两种，犯罪学上的定义着重于从犯罪事实的客观角度描述其外在表现，刑法学上的定义主张从行为规范推理的角度体现其对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影响，抑或从负面作用角度揭示其侵犯合法利益诱发犯罪的否定性评价。
按照理论界通说，被害人过错实际是被害人过错行为的简称，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在主观过错指导下的客观行为，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
笔者认为，被害人过错是指被害人基于主观故意或过失，对犯罪行为或危害结果产生原因力,足以影响犯罪人定罪量刑的行为。
被害人过错具备以下刑法意义表征：（一）属于被害人的过错行为作为犯罪的一方当事人，被害人的行为对犯罪的行为或后果有最直接的影响。
从行为性质上看，被害人过错是由被害人所作出的具有过错性质从而应当遭受否定评价的行为。
被害人行为时具备与刑法过错相当的故意或过失的意识，既可以表现为对犯罪行为和结果的放任，也可以表现为应当预见危险行为和结果而没有预见，或者轻信能够避免等过错形态。
在过错意识的指导下，被害人实施了应当遭受否定评价的行为，包括违反法律法规、社会道德或者良善风俗的行为。
（二）构成犯罪行为或危害结果的原因力被害人过错行为与犯罪行为或危害结果具有内在的因果联系，是产生危害结果的原因力。
一般来说，犯罪的危害结果是具体的客观环境和人的行为的结合产生的，犯罪的原因可能存在诸多环境因素和行为因素，而环境因素是客观存在的，是行为的背景，刑法上的因果联系的起因点主要着重于行为的研究。
危害结果是犯罪行为和被害人过错合力的结果。
从因果场着力点的角度分析，被害人过错既可以直接导致危害结果的扩大，也可以通过影响犯罪行为间接对危害结果产生原因力的作用。
在行为犯或危险犯的场合，犯罪人实施行为或引起危险状态即为犯罪，不必有危害结果的发生，即使未出现危害结果，此时被害人过错与犯罪行为也存在因果联系，其过错原因力体现在犯罪行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