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几个问题1、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别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一个标志，是重视对学术作现代学科的分类。

传统学术的分类方法，是按经、史、子、集来分别，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四部之学。

晚清西方学术思想大规模传入，当时先进的学人开始对传统学术重新整合与分类。

王国维觉醒得最早，他比同时代其他学人更重视学术分类。

他曾说，“现在的世界是分类的世界”。

五四前后学术界提倡整理国故，方法之一，就是对传统学术作现代的分类，也就是胡适所说的“文学的归文学，哲学的归哲学，史学的归史学”。

但50年代以后，中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经历了曲折的过程，长时期学术分类变得模糊而不明晰。

人们只知道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几乎消匿了。

当时存在的倾向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代替社会科学，所以经济学只讲《资本论》，政治学只讲《共产主义运动史》，社会学和人类学，则根本不存在了。

重新反思和检讨50年代以后的学科建设，问题之一是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加区分，因此很多学科没有建立起来。

近20年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出版、研究和大学的学科分类逐渐明晰起来。

然则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分别到底在哪里？一般地说，社会科学应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人文科学包括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考古学、艺术史、艺术批评等。

我这样讲，也许有利于综合大学的学科建设。

因为在大学的学科设置问题上，艺术史和艺术批评是相当重要的，而过去却得不到重视。

国外的大学，据我所知，是非常重视艺术史课程的。

艺术史和艺术批评，可以补充并帮助人文从业人员的鉴赏力和同情性胸怀的形成。

有一种说法，认为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是从多样性、特殊性走向统一性，而人文科学则必须凸现其独特性、意外性、复杂性。

我不能否认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如果说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都是以人为中心，那么比较起来，人文科学更贴近人，甚至可以说是研究人本身的学科。

语言是思维工具，文学是人的幻想，历史是人的记忆，哲学是人的思维成果。

因此研究人文科学的从业人员应该是最富人文精神的群落。

2、专家之学与通人之学问题学术二字，重点是学，学是根本。

晚清学者如严复，把学看成是“体”，将术看作是“用”，也是强调学的重要。

说一个人学问不好——不学无术，这是很严厉的批评。

如果说有学无术，倒是褒义的说法。

最不好的是不学有术，简直是恶评了。

世间的学问是不同的，所以有各自不同的学科，但学后面的理与道，又是相同或相通的。

通人之学，不仅能明其学，而且能通其道。

传统学问讲求通，认为通与不通是为学的大问题。

不通，指的是理与道的不通，同时也指自划畛域、不能打通不同的学术领域，不能把各种学问融为一体。

通人之学与专家之学的分别，在于专家之学是就某一领域而言的，它不一定打通各界，达到通识通学；但通人之学必须打通古今，联结中外。

上一个百年，许多第一流的大学者都有通人之学的气象，如严复、蔡元培、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

所以，我认为20世纪的整体学问成就是很高的，是乾嘉以后的又一个高峰期。

当然，现代学术的一个标志，是学科的分类越来越细密，不用说，这也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但代价则是通学之士越来越少了。

而为学开始阶段的博取与专精问题，是日后走向通人之学和专家之学的起点。

这是任何一个以学问为职志的人都会面临的问题。

3、借人讲话与借符号讲话问题我是指学问的两种建构方式。

当然学问的建构，有各种途径和方法，所谓借人讲话和借符号讲话，更多的是对人文学术写作方式的表述。

哲学家，特别是那种纯哲学家，他们往往用符号讲话。

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是范畴、概念。

西方这种学者比较多，因为西方有思辨的传统。

中国学者纯用符号讲话的比较少，只有一些佛学经典，另外还有金岳霖，他的《知识论》、《论道》，可以看作是用符号讲话的代表。

史学家一般借人讲话。

因为历史是人物的活动，离开人物的活动，就无所谓历史。

我个人大体上是借人讲话。

我研究王国维、陈寅恪，研究现代学术人物，无法不借人讲话。

现在学术界有一些青年学人也愿意借符号讲话，但是由于准备不足而往往流于空疏。

很急于说一大堆话来建构自己的体系，实际上体系并不因之而建立起来。

这样的空疏之学，与其借符号讲话，还不如借人来讲话。

4、古今中西问题做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古今中西的问题。

一般地说，我们需要做到知古知今，知中知西。

高一点的要求，应该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这比较难，只有一些大师级的人物才能达到。

上一个世纪的一些大的学者，他们的学问确实达到了这个境界。

我们初学做学问的人，我认为至少应该做到知古知今、知中知西。

而且应该明白，古今中西并不是对立体，而是应该互相打通的文化区域。

晚清时候，西潮汹涌，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受到冲击，把中西学问对立起来的现象非常普遍。

“中体西用”的说法，就是一种防范性的文化主张。

出发点是为了调和中西、“防弊”，结果是把“中”、“西”对立起来。

今天这种现象不应该再有了。

如果没有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系，对中国文化的界定就会失去水准的。

同样，作为中国的学者，非常重要的是不忘记本民族的历史地位。

也就是应该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知道从哪里来，才知道到哪里去。

也就是“数典”而不忘祖。

另外在古今关系问题上，学问的当代性问题也非常重要。

5、人文写作的主客互动问题社会科学研究要讲究客观性，甚至需要汰去情感。

情感的介入有时可能会影响研究的客观性。

乾嘉考据学有六个要素，其中有一个要素是“断情感”。

研究中国学术史，我认为乾嘉学术中已经开始有现代学术思想的一些萌芽，就是指这方面而言的。

人文科学虽然也讲究客观性，但研究者的主体性是非常突出的。

即使是历史学这种客观的科学，在历史写作中史学家的角色也不容忽视。

所以，陈寅恪的史学研究有“古典”、“今典”，我还提出有“近典”，他的主体参与非常明显。

史学家的角色在历史著作中若隐若现，甚至非常突出，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提出了一个概念——“历史的现在时”。

三联书店重新出版《柳如是别传》，邀我作文介绍，在文章的结尾我写道：“天壤之间，有了《柳如是别传》这部书，活的史学，有生命的学术，历史的现在时，从此成为可能。

”历史的现在时这个观点，我自己认为非常重要，它涉及到人文写作中存在的主客互动问题。

6、人文从业人员的人文修养问题首先遇到的是文史哲三科的分与合的问题。

人文科学的基础学科还是文学、哲学和历史。

学文学的需要走向历史和哲学。

中国传统做学问的方法，有个一贯的说法，就是“出文入史”。

要求学文学的人应该走入历史，认为只有走入历史，学问才能有成，否则单纯的文学是否能够成学，还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只有“出文入史”才能成其为学。

但我个人的经验似乎有一个发现。

我是学文学出身，后来确实进到了史学的领域，甚至有一段时间还颇有一点很轻文学。

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国际汉学会，我被分到历史组。

有时与朱维铮先生通电话，我总是说在步他的后尘。

但是在史与哲的领域逗留时间久了以后，慢慢发现，对文学还有一种不自觉的怀恋。

不仅仅是怀恋，慢慢发现在史与哲的研究中有文学的参与，能使学问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现代性研究中有一个概念叫“情商”，与“智商”相对的一个概念。

研究者说那些最高的天才不仅智商高，情商尤其高。

文学修养，其实应该是一个人情商的催化剂。

当你全身心进入史学与哲学的研究后，偶然会发现文学的添补和参与其作用有多大。

所以一个人文从业人员，他不仅应该通史通哲，而且应该有很好的文学修养。

哲学家如果没有文学的修养，将会是怎么样的一种缺陷，我觉得他起码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哲学家。

事实上我还没有看到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而不具备好的文学修养。

就连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他的诗词写得也很好。

还有一个问题是“学与人”的问题，即做学问与做人的问题。

这是个传统文化语境中的老问题。

在西方不格外强调这个问题。

西方学术界的普遍意识是，不认为做人与做学问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因为学问已经从主体分离出去，是客观的呈现，学问就是学问。

中国的学问则常常与人联系起来，倾向认为如果一个人的人格精神不那么好，他的学问也未必真做得好。

因此主张可以从文章中看出一个人的人格气象。

做大学问要有博大的胸怀、大的气象，然后有大儒、师儒之称。

不仅讲究学问，还讲究学养。

学养指学问的多方面的修养、多方面的准备，不仅仅是知识储备。

这其中有一项指标是学术的味道，我们在不同的做学问的人的身上可以看出不同的味道。

7、论与史的问题也就是材料和观点的问题。

一般做学问、写论文，材料和观点合得好，是初步的要求。

因为只有把这两者结合好了，才能有说服力、自圆其说。

过去有一个误区，就是一段时间强调“以论代史”，后来觉得不好，又提出“论从史出”。

其实两种说法都有些简单化。

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中有另外一个派别，后来称为“史料学派”，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此一学派的重镇。

傅斯年特别重视史料的挖掘，把史料提到了第一位。

他说什么叫学问？就是找材料，口号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

陈寅恪的基本方法，也是在史中求史识。

总之用材料讲话。

翦伯赞从前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反对放空炮”，同样是这个意思。

我可能是受了傅斯年、陈寅恪他们的影响，我看前人的著作，很大程度上是看他们著作中涉及的材料，而不是寻求他们的观点。

在材料与观点到底哪个更重要这个问题上，我想首先不能把两者分开，但我个人更喜欢前人著作中有价值的材料。

8、学术与思想问题学术与思想是不能分开的。

其实讲学术，很大程度上讲的就是学术思想。

但前几年，也许包括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人的文章，甚至包括我们很尊敬的学者的文章，他们在提倡有思想的学术或者有学术的思想。

当时我很诧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法？学术和思想能够分开吗？难道有没有思想的学术吗？乾嘉学者的研究，他们一定程度上带有纯学术的特点，但他们的学术中没有思想吗？没有思想怎么能建构自己的学术呢？所以我认为，学术和思想是不能分开的。

我的这个看法牵涉到近20年中国学术界所谓的80年代和90年代的分别问题。

有人说80年代重思想，90年代重学术。

对此，本人不敢苟同。

我的看法是，80年代的学术界有不够扎实的倾向，由于学风不扎实，因此思想也就难以坚定。

90年代以后学术界的风气比较扎实一点，因此有了一些不错的看得过去的著作，如是而已。

不必发明一个公式，说80年代重思想、90年代重学术。

那么岂不是说80年代的思想没有或者少学术，90年代的学术没有或者少思想，逻辑上也不容易讲通。

9、发明与发现问题从事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写论文、出版著作，总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别人没有涉猎过、没有讲过的东西。

这就是学术研究中的发明和发现问题。

发现指材料的发现，如甲骨文字、敦煌遗书的发现等等，这是20世纪的学术大发现。

小一些的如不时出现的考古新发现，以及每个研究者对课题范围之内的具体材料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