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社会下婚姻下的“女性孤独”
父权社会婚姻下的“女性孤独”
——以林芙美子与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世界为例
尹凤先（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辽宁沈阳 110000）
摘 要：林芙美子与张爱玲都经历过人生的坎坷和波折，都品尝过爱情的背叛与共生。从林芙美子与张爱玲笔下描述的女性世界可以看出，主人公基本为女性，内容则重点描写两性之间的纠葛以及女性悲惨的境遇等。本文以林芙美子与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世界为例，阐释父权社会影响下，婚姻中的女性孤独。
关键词：父权社会 婚姻 女性孤独 林芙美子 张爱玲
从古至今中日小说中并不缺乏女性形象的描述，但大多以男性视角为出发点。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形象大都以父权社会下的男性意识以及男性对女性的诉求、期待等塑造，符合男性喜好和价值观的女性形象并不能帮助现代人了解女性的真实形象和心理。林芙美子与张爱玲两位作者都以女性角度和立场将女性视为“他者”，并尝试将被藏匿于父权社会下的真实女性挖掘出来，真实地将女性婚姻中的情感孤独展现出来。
林芙美子笔下婚姻中的“女性孤独”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道：“结婚，是社会传统赋予女人的命运。”传统意识中女性的价值只有借助婚姻，在成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后才会被社会所认可，因此女性走入婚姻后，就承担着世俗眼中她们应该有的角色和形象，验证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从以往乃至现代的中日小说中不难看出大多数女性都尝试从婚姻中寻找精神依附感、物质满足感以及归属感。然而婚姻中的女性并没有获得了自我价值实现的机会。林芙美子笔下描述的女性世界说明走入婚姻的女性持续处在尴尬和卑微的境遇中。
1．经济依附于男人的三千代们
三千代是林芙美子小说《饭》的女主人公，她结婚五年但仍对生活强烈不满，充满对婚后无
聊生活的倦怠和厌腻，三千代在空荡荡的房间中不停地做家务并感受着自己的女性孤独。虽然她的物质生活并不贫瘠，但是家庭囚禁了三千代的青春与自由，家务反复而多杂，长期承担家庭主妇角色的三千代并不能在家庭主妇这个岗位上找到成就感。小说《饭》的背景是日本社会在处于脱离混乱期期间，女性与男性社会地位存在差异的时侯，女性会有无力感与自我质疑感。导致女性被囚禁于家庭的真正原因是女人对男人有着经济依附。此类家庭女性并非仅限于三千代，而是三千代们。她们认为丈与夫妻子之间是主从关系，女性在妻子的角色中需要向生活妥协。
2．经济与情感均依附于男人的启子们
《悲哀的妻子》中的女主人公启子被母性和妻性的双重角色束缚，这种束缚剥夺了启子从家庭中获得自由的权力，夺取了她重新追求自我的期待，使其不得不安于家庭并始终孤独。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到的“婚姻不但是一项光荣事业，也是令其他人厌倦但是却允许女人作为母亲和爱人获得性实现，并保持自己完整社会尊严的工具。”女性作为在父权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完整个体，在婚后其个体身份消失，服务丈夫、服务家庭成为其新的职业，其存在的价值不过是整个父权社会赋予的，其孤独不仅在于难于与丈夫心灵相通，还在于其主观层面对男人的精神与经济依附。
张爱玲笔下婚姻中的“女性孤独”
张爱玲笔下描写的女性在婚姻中的孤独重点是婚后生活的痛苦与孤独感，但是这种具有悲剧色彩的心理感觉并不遵从传统悲剧小说中惯常以厄运作为辅助推动者的描述模式，而是以人们习以为常的惯性体现婚后女性的孤独，道出导致女性孤独的本质原因。
林芙美子认为女性走入婚姻是父权社会既定模式造成的，而张爱玲认为女性走入婚姻是为了谋生、生存，成为某人的妻子是其既定的职业甚至一生的追求。但是一旦选择了“妻子”的岗位，就无法脱离，就像张爱玲在《茉莉香片》中描述的“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
死也还死在屏风上。”张爱玲认为女性被锁在家庭的私域中并原地踏步时，其斗争的对象并非男性和生活，而是其他女性以及本人。比如《小艾》中打麻将的五太太，她消磨内心苦闷和寂寞的方式是与姨奶奶抗衡，日日打麻将与嗑瓜子。张爱玲承认父权制度对正妻们的影响，比如封闭生命与青春，再比如赋予单一化身份剥夺其他社会角色等。
中日女性在父权社会婚姻下产生“女性孤独”的原因
1．生理弱势和经济的过于依附
在生理上，女性体能低于男性是比较客观的。除先天的体能之外，女性还需要怀孕与生育，使得女性更容易被内囿于家庭中，这是导致女性出现心理孤独的原因之一。但是技术可以消除男女体力的不均衡，很多现代机器只需要很少的体力控制，生理差异只是导致女性受困于家庭的原因之一，而不是导致女性孤独的必然原因。
因经济的不平等而引发精神的变化是导致女性在父权社会条件下走入婚姻的一大推力。按照林芙美子的描述，女性始终在等待来自男性的支持，无论其是否掌管家中财政大全，男人都是她生活的整个依附对象。她认为女性只有摆脱对男性的经济依存才能独立自主，但从张爱玲的描述和分析表明，除经济的依附之外，精神依附同样会导致女性处于婚姻从属地位，甚至导致其精神、心理等方面在婚姻中被孤立。
2．自我否定后的心灵禁锢
即便发展到目前为止，生育与家务仍是女性发展的潜在和直接阻力，在冲出家庭之后，女性不仅需要承担与男性一样的工作，还需要承担家务及生育职责。张爱玲提出女性角色存在多重角色冲突与压力，所谓的男女完全平等等同于令女性陷入新的泥沼中。男女平等标准其实难以使用量化的标准进行度量，当两性不再是彼此的主体，女性不再演绎男性视角下以及自身接受的男性对女性既定的标准时，才有可能打破孤独的禁锢。毕竟从某种意义上讲，女性的孤独来自于自己
对自己的禁锢而并非完全来自于男性。比如林芙美子《放浪记》中的各类女性形象，《稻妻》中母女形象以及《晚菊》中的艺妓等。张爱玲笔下描述的女性基本是处在自我否定后，没落家族中心灵被禁锢的的太太和小姐们，还有封建贵族的女性遗老遗少们，她们不仅禁锢自己的心灵还存在相互禁锢甚至相互陷害，唯恐他人“先进”过自己。比如白流苏认为她女性亲戚们伤风败俗。
3．心甘情愿接受父权标准禁锢
张爱玲与林芙美子塑造的女性世界中，比较明晰的是很多女性自觉地认为自己天生宿命就是家庭并自愿依附男性，因此心甘情愿接受父权的标准禁锢。波伏娃提出女性自身弱点是依附性和内在性，这就是受父权文化和父权社会的影响。男性依靠自己的社会地位和需要制定约束女性的制度与法律，并建立起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父权社会中的女性从诞生之日就被灌输了做完美他者的思想和标准，使得其愿意自觉自主地用父权社会法律和文化来内化自我意识，形成女性成长的角色标准，导致女性在精神和心理方面都信奉父权制定的法律和真理，让自己的生命在父权社会中化为无形，所以女性的孤独自然无从排解。
男女两性存在巨大的客观差异，长期以来女性文学作品中主张的男女平等，是以“男人能干的我们女人也能干”为基础。但这种观点却人为的忽视了男女心理与生理方面的差异。女性的他者地位是伴随父权文化的引导和逼迫才得以形成。然而女性并非天生被动接受者，人群具有从众效应也可称为羊群效应，当绝大多数女性都接受男性角色的限定，自觉放弃自己在社会、家庭、生活中的主体性地位时，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女性的孤独实际是同时存在的，此种孤独与觉醒具有相对性，既相对其他女性群体而存在也相对于男性群体而存在。
影响作家判断父权社会下女性婚姻中孤独感的因素
1．基于作家主体意识与描述对象境遇的差异
作家主体意识与描述对象境遇的差异很容易导致其描写的不到位，甚至描写错位。比如林芙
美子所描述的，以闭塞感孤独感为主题的家庭主妇们对女性的研究深度并不够。这与林芙美子本身对女性孤独的认知相关，林芙美子很早就意识到女性自由的重要性，其处理孤独和不满的方式是旅行，即便婚后也要求将家务和工作区分开，两性不能互相打扰对方生活等。由此可见，林芙美子本身的生活方式与思想意识早已经超过了时代的发展走向，可作为女性解放的典范。因此，林芙美子的婚后孤独感与烦恼和普通女性婚后的孤独不同，此种距离感只能通过描写男性形象作为辅助，导致林芙美子笔下女性婚后的孤独具有相对性和狭隘性。
2．基于中日家庭观差异影响
中日家庭观不同，中国父权家庭制度以血缘延续作为关注核心，需要男婚女嫁传宗接代，女性存在的价值和首要任务是生养男孩，来继承家族权力和财富，这样的男性家庭观对女性束缚更为极端也更为沉重，所以无爱的婚姻极为常见。女性的孤独主要来自对自己能否在家庭中获得合理的、自己所期待的位置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比如张爱玲笔下的太太和姨太太们之间的博弈，很难说她们彼此的斗争不是在自争夺生存权力和角色定位。因此张爱玲作品中很多女性走出了压抑他们个性的家庭但却又无所适从。
日本父权制度下家族制度对血缘的重视度低于中国，其认为的“家”是家族成员和经济的共同体。林芙美子笔下的女性群体愿意走出家庭寻找出路，但是却很难马上脱离对男性经济和精神的依附。如《浮云》中的雪子，叛离父权社会，从“家庭”出走，经历被撕裂的阵痛却又尝试走新道路。雪子到死也没有回到家庭中，其一生的努力都是为了走出家庭；而《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却是费尽心思努力走入家庭。同样是接受过新式教育，雪子和白流苏对待婚姻观念的差异很明显，她们还会被其长期以来的家庭观念所影响，甚至会配合着传统家庭观对她们的压迫，从一种孤独走入另一种孤独中。
参考文献：
[1]张天蓉. 东方女性的“孤独私语”[D].集美大学,2017.
[2]高小弘.坚守与抵御的独步之舞——论20世纪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中的孤独体验[J].大连大学学报,2011,32(02):63-66.
[3]李佳楠. 试论林芙美子与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世界[D].黑龙江大学,2011.
作者简介：尹凤先，1975年7月20日生，女，单位：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闪婚＂：社会流动背景下的父权与婚姻
‘‘ 闪婚＂：社会流动背景下的父权与婚姻术
郭俊霞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４３００７４］
摘要：以江西安义农村为例，探讨打工潮流中，农村婚恋家庭领域新现象——“闪婚”的成
因，找寻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家庭归宿。研究发现，将婚姻形式的偏好纳入流动的时代背景，从家庭
代际关系的互动模式切入，“闪婚”成为安义农村地区婚姻形式主流具有结构性原因。年轻人在打工
时代遭遇了本地恋爱不现实、跨省爱情风险高等婚姻困境，父辈对年轻人的婚姻支配权及对他们婚姻
稳定的强烈期待，共同促使“闪婚”成为当地婚姻“潮流”。“闪婚”是代际双方顺应农村社会的流
动性，做出的无奈之选，务实之选Ｏ
关键词：闪婚；代际关系；婚姻支配权；父权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３．１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１６）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笔者第一次到江西安义县农村调查就听人
说起“安义现象”，其中之一便是“闪婚”成
了新婚俗。所谓“闪婚”，指青年人未经恋爱
过程，在见面相亲后迅速确定恋爱、婚约关系，
并在男方交纳数万元“押金”（又称“婚约保
证金”）后，一同外出务工、非婚同居的婚姻
结合形式。安义农村“闪婚”速度之快——从
最初的相识两三个月即结婚，加速到认识十二
天就同居外出①——令人瞠目结舌。此处“闪
婚”不仅没有恋爱过程，ｔｌｚ没有结婚仪式，甚
至没有固定的程序，因此常遭受质疑。有村民
在访谈中批评“闪婚”，认为它是“没有感情
的婚姻”，是“包办”“一场豪赌”“金钱买
卖”等。
在学者们断定“闪婚闪离” （陶自祥、邢
成举，２０１２）的同时，虽然访谈对象也常在访
谈中责难“闪婚”——认为这种婚姻形式“不
稳定”，但“闪婚”迄今仍是当地农村青年婚
恋的主要形式，“越来越主流”。更吊诡的是， 在安义农村，本地“闪婚”多是因儿女未婚而
“焦虑”的父母“撮合”成功。若“闪婚闪离”
是定局，或者说选择“闪婚”则婚姻失败的风
险系数会很高，则安义农村父辈们数年来“不
以_青木瓜之味_为例浅论父权制社会下女性的失语_邱慧婷
以《青木瓜之味》为例浅论父权制社会下女性的失语
邱慧婷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摘要］越南电影《青木瓜之味》以一个小女孩的成长为主线，讲述了两位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下的遭
遇。父权制社会下，女性所具备的善良品质和奉献精神都是为男性服务的。男性一方面需要女性为他们提
供生存所需的物质，一方面需要通过女性对他们的崇拜和仰慕来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可以说女性在父权
制社会下失去了自主权和话语权，难逃被奴役的命运。［关键词］青木瓜之味；父权制；女性
［中图分类号］G6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712（2012）06-0056-02
［作者简介］邱慧婷（１９８８—），女，广东江门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２０１１级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青木瓜之味》是法籍越南导演陈英雄１９９３年的作品。这部电影以一个小女孩的成长为主线，
向观众展示了一个充满诗意的越南。在唯美的镜
头下，隐藏了导演对家乡深深的爱意。这份爱里深
藏了陈英雄对父权制社会下女性人生的浓浓悲悯
和无奈。一、被奴役的女性
在电影里，青木瓜是最主要的意象，象征着自
然。在弗洛伊德的现代心理学分析中，水果等球状
物是女性乳房的象征。青木瓜外表朴实无华，形状
如乳房，也象征了女性如自然般的存在。影片女主
角阿梅是青木瓜一样的存在，导演在她身上寄予了
男性理想中东方女性的一切美德：单纯、沉默、忍
耐、善良、甘愿奉献，等等，这些美德最终改变了她
的命运。可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看，阿梅所具备的
一切美德归根究底只是阿梅身上的“奴性”。
阿梅刚开始出现在镜头里就是弓着背。她弓
着背烧火煮菜，弓着背端菜上桌，弓着背擦地，连
平常走路都是弓着背。她已经习惯了把自己尽可
能蜷缩起来，以一种忍耐顺从的姿态来获取主人
的认可，以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这种忍耐顺从的
品质，在女性没有独立发展空间、一切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已经畸形化为一种“取悦他人”的手段。
她的一生，是作为仆人的一生，是作为“物”的一
卡夫卡小说中的底层女性形象
2022年第6期
讲述了一段女同性恋恋情，其中，鹦鹉作为意象为
文本充满悬疑色彩的情节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鹦鹉作为案件的现场目击者，对整个案件起到
了关键的作用。邵栋在《鹦鹉》中运用了悬疑、恐怖
的元素，也加以创新，虽描写爱情，但是是小众的
女同性恋。主人公董涵和晓珍的爱，反映现代生活
对异地恋的现实考验，虽身处异地却能彼此照应，
互相慰藉，但异地的感情有时像坚固的城垒，但有
时面对现实利益的考验却显得那么不堪一击，一
切美好就像泡沫一般破碎而幻灭。在《空气吉他》
中对爱情的描写，或许作者所描绘的并不热烈，但
读起来却可以看出浪漫与细腻。作者并未将故事
中的爱情进行过多的表达，而是极力刻画那种含
而不露，深埋于心的隐晦情感，这样的感情在小说
中也更加迷人。拨动吉他的弦此时已经在弹奏高
潮过后那么地炽热，指尖轻轻划过书页，是否能唤
起尘封的少年记忆？
小说《江南商场》中，围绕常州老江南商场的
游戏厅展开，这段记忆是也深深埋藏着一个贪玩孩子全部童年。故事还描绘了一个人物徐波，通过
主人公对儿时记忆的追溯，将其小学同学徐波这
一人物形象慢慢地拼凑刻画起来，表现那段青葱
岁月里难能可贵的坚定友谊，回忆与现实交织，
虚实相间，叙事写人均富有传奇色彩。商场、游戏
厅、拳皇等仿佛是80后记忆八音盒中的一个个
零件，在不同的时空下出现，构成了叙事中一个
个生动的细部。或许，正如作者所说：“人的记忆
就像抽屉，其实一直在那并没有消失，想不到的
时候，不过是找不到钥匙，或者插错了孔而已。关
键是钥匙。”而邵栋正是在寻找如何打开记忆抽屉
的关窍。
可以说，邵栋在小说创作中在现实刻录中增
添某种先锋性的闪光，平凡的生活，亦能构成动人
的音符，也能够有其自己的华彩。弹奏空气，或许
并不会发出什么声响，但虚实相生中随他人在平
淡的旋律里起舞，不如握起怀里的那把吉他，去勇
敢地发声。至少，这个时代会有人听到这无声却动
人的旋律，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文学音符。
著名捷克裔德语作家弗兰茨·卡夫卡（Franz
维多利亚时期的婚姻观
维多利亚时期的婚姻观
一、介绍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晚期，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新的资产阶级逐步取代旧的封建主义，社会处于转型时期，新思想和新理论层出不穷;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社会工作机会增多，在这种环境下，女性更多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女性主义进一步得到发展，女性的意识也渐渐觉醒，对于自身处境以及对于社会的认识产生了变化，这种觉醒和变化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于婚姻的认识上。哈代作为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代表作家，他关注着女性在婚姻中所面临的困境，在小说中揭露婚姻中两性的不平等地位，抨击没有爱情的婚姻对双方自由的限制。哈代在《无名的裘德》中展现了父权制社会各个方面是如何共同造成婚内妇女的诸多不幸，批判了这种陈旧落后的婚姻观念，同时也探讨了解决婚姻困境的途径。
二、维多利亚时代的婚姻观
婚姻观是指人们对待婚姻问题的基本认识和态度。在维多利亚时代，社会依旧是由父权制主导，即男性地位高于女性，且女性从属于男性。父权制社会意识形态在婚姻体制中将女性“物化”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形成的婚姻观，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特点：
（一）婚姻的基础是责任和义务
维多利亚时代的婚姻的立足点并非夫妻之间的情感，而是责任和义务。受到宗教观念的影响，婚姻在当时是神圣的，即婚姻是上帝赐予的，结婚就意味着必须承担来自上帝的责任和义务。不仅如此，受到这样的道德观念的约束，女性要履行婚前守贞的义务，只有在婚后才可有性生活。而没有做到婚前守贞的女性则会被认为是堕落与淫荡的。
（二）推崇“家庭天使”
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要求女性温柔顺从，取悦丈夫。 英国诗人考文垂 · 帕特摩尔在1854年出版系列长诗《家庭天使》， 歌颂贤妻良母型的理想女性，而由这一传统道德标准派生出的婚姻观，表现为女性在婚姻中的从属地位，并且要求女性绝对忠于婚姻、忠于家庭。 （三）夫妻离异条件极为苛刻
由于宗教教义以及社会传统观念的禁锢，当时的婚姻法对离婚条件的限制极其严苛，在中世纪几乎没有离婚的情况，即使进入了近代，离婚率也非常低。在1857年颁布的《婚姻诉因法》对离婚条件有所放松，但只允许把通奸作为离婚的唯一理由，并奉行双重标准。
父权制男性价值标准下两极化的他者——《汤姆·琼斯》中女性生存状态之解读
父权制男性价值标准下两极化的他者——《汤姆琼斯》中女性生存状态之解读
刘海霞
【期刊名称】《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8(10)4
【摘 要】以寻父和男性社会身份构建之间的必然联系为主题的《汤姆.琼斯》反映了在十八世纪英国这个典型的父权制社会中,女性仅仅作为他者的生存状态。她们的社会性别由以男性价值标准为唯一标准的父权制文化塑造成型,折射出一种失衡的社会权力关系。女性被动地接受着她们的社会性别,在妥协和反抗中挣扎。本文从母亲形象的缺省,对索非亚和莫莉等两极化女性形象的分析入手,深刻地剖析了当时这一典型的社会文化在文学作品中的投射。
【总页数】3页(P246-248)
【关键词】女性;父权制;他者;《汤姆·琼斯》
【作 者】刘海霞
【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I106
【相关文献】 1.对父权制社会中不同爱情结局的解读——《汤姆·琼斯》与《红楼梦》的比较研究 [J], 李富乐
2.感性个人主义与父权制在家庭生活中的对峙——以小说《汤姆·琼斯》中的婚姻为典型个案 [J], 刘海霞
3.父权制下扭曲的人性——《青草在歌唱》中男性人物的女性主义解读 [J], 张杰
4.父权制在《弃婴汤姆·琼斯的故事》中的体现 [J], 任洁
5.父权制在《弃婴汤姆·琼斯的故事》中的体现 [J], 任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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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欲望号街车》中的女性地位
评析《欲望号街车》中的女性地位
摘 要：《欲望号街车》为我们塑造了没落的南方贵族女性形象，是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成功剧作。本文分析了父权社会制度下脆弱的南方女性形象，并探求决定她们悲剧命运的因素。
关键词：《欲望号街车》 女性形象 父权意识
《欲望号街车》是美国著名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经典之作。这部作品引起了当代美国文坛的轰动，并在1951年被改编搬上银幕。从小生长在南方小镇的田纳西在其作品中对女性倾注了无限的怜悯与同情，将南方种植文化和男权制度下的女性形象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海中。本文通过对剧中的两位女主角的分析揭示了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失去自我的可悲命运以及探寻导致这种命运的根源。
一、布兰奇：“南方淑女”
本文的女主人公布兰奇将一生的希望都寄托在男性身上。布兰奇本是法国贵族后裔，原本可以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然而命运一次次让她遭受打击。16岁的布兰奇遭受了婚姻的失败，接着便经历了贵族家庭的一步一步败落。首先她失去了双亲，接着便失去了美梦庄园，从贵族小姐变成身无分文的贫民。为了生存及排除内心的孤独感和无助感，布兰奇开始了堕落的生活，和不同的男人鬼混来维持生计，最终因身败名裂被罗拉市的市长下令驱逐出境。走投无路的她只好来投奔自己的妹妹斯黛勒。面对脾气暴躁、野蛮粗鲁的妹夫斯坦利，她一方面是极度的鄙视，并力劝妹妹斯黛勒离开他；然而又不失时机地勾引他，企图给他留下一个好印象。她虽然厌恶
斯坦利，却明白寄人篱下就不得不在经济上暂时依赖这个男人。当斯坦利的同事米奇出现时，布兰奇便立即将求救之手伸向米奇，并视之为自己“停靠的港湾”和未来生活的一切希望。可是她的希望被斯坦利残酷地毁灭了。他四处打听布兰奇的过去，知道了她的不堪往事，并告之米奇。米奇直白且残酷地拒绝了她：“你不够干净，不能领你回家和我母亲住在一起。”布兰奇被抛弃后，立刻没了安全感，她便打电话求救自己的旧情人：一个南方富翁。这个人从始至终也未曾出现，或许他并不是真实的存在，他既是布兰奇的托词，也是她依赖心理的直接体现。他在戏剧中只是一种象征，象征能给女性带来依靠和保障的经济力量。在最后她将被送到疯人院之前，依然幻想着有朝一日可以浪漫地死在蔚蓝的大海上，死在一位英俊的男船医的怀中。
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半生缘》
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半生缘》
摘要：《半生缘》是张爱玲从女性视角出发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通过讲述几段有缘无分的爱情故事，展现出父权社会中女性的挣扎与被压抑的生存状态。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对该小说进行了简要解读，从中发掘出女性在男权社会压迫下被压抑的生存状态、被扭曲的同性关系和被囚禁的婚姻爱情。
关键词：女性主义；张爱玲；半生缘
《半生缘》是张爱玲在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原名《十八春》，后经其改写，以《惘然记》为题在《皇冠》月刊上连载，直至1969年发行单行本时定名为《半生缘》。小说主要讲述了旧上海时期贫家女顾曼桢与南京富家子沈世钧相爱与错过的爱情悲剧，其中也穿插讲述了顾曼璐与张豫谨，石翠芝与许叔惠等人的情感纠葛，命运捉弄下所有有情人注定有缘无分。整部小说的悲剧结局看似是命运弄人，实则反映了由男权、金钱主导的社会下女性的无望挣扎与男性的懦弱自私。
一、被压抑的生存状态
女性主义批评主张全体女性（甚至也是所有人）在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政治、专业、私人、经济、审美和精神等领域）拥有平等的权利。然而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压抑下，中国的女性一直生活在族权、父权、夫权等由男性制定的社会与文化规则之中，不仅彻底丧失了个体权利于尊严，沦为了男性的附属品，而且在长期的压抑之下连作为“人”的主体意识也被压抑、被禁锢了。《半生缘》一书中最主要的三个女性角色——顾曼璐、顾曼桢、石翠芝无一例外都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她们都努力挣扎过、斗争过，却都仍避免不了被那个男权与金钱交织的社会所吞没。顾曼璐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开支辍学沦为舞女，最后在万般无奈之下嫁给了有妻有女的投机商人祝鸿才。妥协的婚姻生活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与安稳，祝鸿才的浪荡成性使她一直处于痛苦之中，而对于其婚姻与金钱生活的依附又使得她没有勇气产生离开的想法。再加上令人难以启齿的过去与丧失生育能力的现实使得她无时不刻处在焦虑之中。男权社会“赋予”女性的“传宗接代”思想以及初恋美好记忆的破灭最终迫使曼璐人格逐渐扭曲，在疯狂的毁掉自己幸福的同时，更毁掉了自己妹妹的幸福。与她形成对比的是她的妹妹顾曼桢。由于新式教育的影响与姐姐曼璐的前车之鉴，曼桢坚定自己的理想追求，努力保持经济独立与人格自由。她想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变家庭困境，她为此多找了几份工，想摆脱家里对祝鸿才的依附。与此同时，在与世钧的恋爱中，她也强调先立业后成婚。然而世钧屈服于传统男权社会所赋予他的利益，放弃了两人共有的理想与追求，再加上姐姐的陷害，使她的一切努力都成为了一场空。最终，在与命运的抗争中，曼桢虽然取得了经济独立与人格自由，但爱情婚姻的失落使她的心灵遍布伤痕。如果说曼璐与曼桢的人生是下层平民女子的写照，那么石翠芝的人生则是上层贵族女子的缩影。她虽然是一个封建家庭中的大小姐，但内心深处极力渴望挣脱男权社会对于女性婚姻爱情的束缚。她羡慕曼桢在外面做事，不愿按照母亲的安排，嫁给一个门当户对的阔少爷，想要离家出走追寻自己的幸福。面对自己对于叔惠的爱，她大胆地写信给叔惠，大胆地提出了退婚。然而她的一系列抗争并不彻底，最终仍是未能真正离开封建大家庭的牢笼，而是妥协于了与世钧无爱的婚姻，屈从于传统封建大小姐的老路——以婚姻为谋生的手段，丧失经济独立与人格自由。
对父权制社会中不同爱情结局的解读——《汤姆·琼斯》与《红楼梦》的比较研究
２０１０年７月号上旬刊文教贫孝辛
ｘ，－ｌ父权制社会中不同爱情结局的解读
《汤姆・琼斯》与《红楼梦》的比较研究
李富乐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济南２５０１００；山东体育学院基础理论系，山东日照２７６８２６）
摘 要：亨利・菲尔丁的《汤姆・琼斯》与曹雪芹的
《红楼梦》这两部同时诞生于十八世纪中叶的伟大作品从
思想到艺术都有不少因素可以进行比较研究。追求爱情
和婚姻的自由是两部小说的共同主题．但是两部小说中
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通过比较可
以看出．这正体现了不同历史背景下父权制价值体系对
婚姻的影响力 关键词：《汤姆・琼斯》《红楼梦》父权制爱情
亨利・菲尔丁的《汤姆・琼斯》与曹雪芹的《红楼梦》这
两部同时诞生于十八世纪中叶的伟大作品代表了当时英
中两国小说的最高成就。在整体结构、人物塑造和反映社
会生活等方面．这两部作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十八世纪
的英国和中国都是典型的父权制社会，这样的价值体系
自然构成了《汤姆・琼斯》与《红楼梦》这两部现实主义小
说的社会背景。本文试将两部小说进行对比，以探讨父权
制价值体系在不同历史背景中对爱情与婚姻这两个人类
社会的永恒主题的影响力。
一、父权制价值体系下的婚姻
罗伯特－菲尔莫在《父权制》中肯定“父亲的权威来自 于上帝，父亲是家庭的头领，他的妻子、孩子和奴仆必须
屈从于他是上帝的意愿”川。女性是父权制社会文化在肯
定男性的优越性和社会主导地位的前提下，以女性对男
性的相关性为出发点，完全以男性的价值标准定义和生
成的。因此，埃莱娜・西苏认为在男权中心社会中，“女性
只是被排除在中心之外的他者” ．即排除在社会价值之
外的他者。这种对于女性社会性别的定义不仅具有强制
性，而且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内化为妇女自身的价值取
向。这种父权制价值体系成为当时英国社会婚姻制度构
建的土壤。
小说《汤姆・琼斯》中的乡绅魏斯顿是传统婚姻观的
捍卫者．４ｔｇ￣￣：Ｏ：ＪＬ婚姻的权威性来自于等级社会对他是
向父权社会宣战——美狄亚形象分析
向父权社会宣战——美狄亚形象分析
向父权社会宣战——美狄亚形象分析
引言：
在古希腊神话中，美狄亚（Medea）是一个富有争议的形象，她是一个女性，同时也是一个外邦人，从某种程度上说，她是古代父权社会的对立面。本文将对美狄亚形象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她是如何向父权社会宣战的，以及她所承载的象征意义。
一、美狄亚的形象
美狄亚是科林斯国王的女儿，她出生在一个典型的父权社会中。然而，美狄亚的形象与传统的贤妻良母形象完全不同。她孤傲、聪明、勇敢，向往自由，追求自己的人生。
首先，美狄亚展现了她的智慧和才华。她是一个有着广泛知识和能力的女性，懂得使用草药疗伤，精通魔法和咒语，能够预知未来。她的聪明使她更加独立自主，有能力应对困境。
其次，美狄亚是一个极具母性本能和保护意识的母亲。她深爱着她的两个儿子，并愿意为他们付出一切。然而，在社会对她的压迫和背叛下，她的母性被激起了另一种极端而复仇的力量。
最后，美狄亚是一个自由和强大的女性。她不屈不挠，勇敢面对她的命运。她不愿被束缚在男权社会的桎梏之下，她渴望自由和独立，她拥有反抗压迫的勇气。
二、美狄亚向父权社会宣战的方式
美狄亚对抗父权社会的方式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下面将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首先，美狄亚对抗传统婚姻制度。在古希腊社会，女性被视为男性的财产，她们的婚姻和生育是为了延续家族的血脉。然而，美狄亚的婚姻并不是为了传宗接代，而是为了爱情和自由。当她的丈夫出轨并要娶另外一位公主时，她不甘示弱，以出奇制胜的手段对抗，并用谋杀儿女的方式毁灭了她的丈夫。
其次，美狄亚反抗父权社会的权威和规范。在这个社会中，女性被要求服从男性的支配和控制，否则将被视为叛逆。然而，美狄亚不愿成为他人的道具，她不认同女性应该无条件服从男性的观念。她抵抗了科林斯的国王，以及其他试图剥夺她权力和自由的人。通过对男性的挑战，她宣示了她自我主宰的权利。
《伤心咖啡馆之歌》的女性悲鸣——论两性同体理想在父权社会中的幻灭
第３１卷第９期
２０１０年９月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Ｖｂｌ－３ｌ ＮＯ．９
Ｓｅｐ．２０１０
《伤心咖啡馆之歌》的女性悲鸣
论两性同体理想在父权社会中的幻灭
张云
（湖南城市学院外语系，湖南益阳４１３０００）
摘要：在小说 伤心咖啡馆之歌 中，卡森・麦卡勒斯刻画了一个颇具男性特质的生活在美国南方小镇的女性形象。
原本女主人公能干且富有，受到镇上人们的敬畏；后来她爱上自己的表哥，变得柔顺且忍让，却被自己的爱人背叛，失去财
富和斗志，成为一只可怜虫。女主人公兼具男性和女性特质，但当两种特质开始融合的时候，她却被整个社会所背叛和抛弃。
由此可以看出，两性同体在男权社会中只是女性的一种美好的理想，没有生存发展的空问。
关键词：父权制；男／女性特质；两性同体；幻灭；悲鸣
中图分类号：ｌ１０９．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２１９（２０１０）０９－００５２－－０２
卡森・麦卡勒斯是２０世纪美国文学史上成就突出的南
方女性作家，被普遍认为是继福克纳之后最具代表性的南方
作家。 伤心咖啡馆之歌 是其重要代表作之一，一直受到
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但评论这部作品时，评论家们给它贴上
的标签通常是“精神隔绝与孤独的佳作”、“南方哥特式小说”
或是“怪诞小说文本”，往往忽略了女主公的性别身份。小
说女主人公身具多种男性特质，许多评论家因而盛赞这部小
说是麦卡勒斯对自身身份的超越，她赋予了作品一种“我们
通常要求建筑师和画家、管工和木匠而不是女性作家具备的 分寸感”。然而这些赞誉之词，体现的仅仅是男权文学殿堂
对女性作家及其作品的传统偏见。本文将试从两性同体角度
分析女主人公爱密利亚的形象特征，并揭示作品的深层社会
意义。
爱密利亚身为女性，却具备许多的男性特质：首先，她
外形高大强壮。她身高六尺二寸，比大多数男性都高。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