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教条主义研究综述
王明与第五次反围剿
By 蔡铄爽 曾剑萍 许岱琳 钟小燕 张云霞
七 律 长 征
·
1934年10月，由于李德、博古、王明等人“左”倾 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先后逃离追 踪。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 “围剿”战争遭到失败，为了保存军队实力，获得 革命胜利，中国革命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苏区向 陕革命根据地的战略转移，开始长征，同时留下部 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
1929年3月王明回国，任中共上海沪东区委宣传干事 1931年1月，在他的老师、共产国际执委兼东方部部长米 夫的支持下，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王明，实际 上在同年1月至9月间主持中央工作。据称，王明此后 在中共内部逐渐形成了一支以王明为代表的“共产国 际派”）；其特点是把马义教条化，忠实执行共产国 际对中共的一切指示。 1931年9月，王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去了莫斯科， 这一时期，博古为临时中央总书记，充当了王明在中 共的代理人的角色，继续执行王明“左倾路线”， 并 剥夺了毛泽东等人的军权。
结果
结果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 央红军受到了极大损失，不得不开始了 战略性的大转移（即长征）。
王明生平
1920年考入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 1924年秋，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预科学习。 1925年6月， “五卅运动” 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 1925年11月，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期间担任校长米夫的翻译。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
1928-1930年秋，李立三任中央 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和宣传部长 。 1930年夏，受共产国际“左”倾 错误理论和反右倾斗争影响，错 误提出一整套“左”倾错误主张 ： 要求全各地准备马上起义。 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 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 主义计划 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 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和各级 行动委员会。 这种“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称为 “立三路线”，曾使革命事业遭 到重大损失。
王明博古错误相似结局迥异
王明\博古错误相似结局迥异2019-07-24王明和博古是⼟地⾰命战争时期“左”倾教条主义的两个代表⼈物，在抗战初期⼜同样犯了右倾错误。
他们虽然有很多相同之处，但是也有很多不同点。
他们都很有才华，较早地接受了⾰命思想的影响，成为有志的⾰命青年和学⽣领袖，在⾰命⽃争中渐露头⾓。
他们都曾到莫斯科中⼭⼤学学习，被培养成了教条主义者，理论⽔平很⾼，并成为所谓“⼆⼗⼋个半布尔什维克”⼩宗派的成员。
他们都以极左的态度积极参加了反对“⽴三路线”和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争。
他们都少年得志，没有经过多少实际⽃争的锻炼，就在20多岁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
他们都执⾏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成为“左”倾教条主义的主要代表⼈物。
抗⽇战争初期他们都在中共中央长江局⼯作，犯了右倾错误。
他们都在中受到批判，同时离开中共中央书记处。
他们都在中受到批判，同时离开中共中央书记处。
王明博古虽然有很多相同之处，但也有很多不同点。
第⼀，他们在党内的地位不同。
王明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始，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
那时，博古还不是中共中央委员，只是在1931年4⽉才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
中共中央特科负责⼈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他才参处理中共中央的⽇常⼯作。
在抗⽇战争初期，两⼈虽然都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但王明很快就担任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博古只是长江局委员。
所以在这两个时期，王明的政治地位都⽐博古⾼。
但是王明于1931年10⽉离开中国到苏联以后，博古逐渐成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主要负责⼈。
在1934年1⽉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王明仍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即书记处书记。
此间博古在党内的地位要⽐王明⾼。
第⼆，他们在错误中所起的作⽤、应承担的责任不同。
王明⽐博古⼤3岁，政治地位⽐博古⾼，⽃争经验⽐博古更丰富，因此从莫斯科中⼭⼤学开始，王明在博古的关系中就起着主导的作⽤，博古基本上是王明的追随者。
王明1937年空降夺权始末
王明1937年空降夺权始末作者：张建朝李运丁云飞来源：《神州》2012年第11期摘要：王明在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年担任中共中央领导人之际，出现了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在长征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但1937年王明以钦差大臣身份空降至延安后，他一方面坚决贯彻莫斯科的决议，另一方面处心积虑，仍试图夺取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权。
那么，他的夺权梦想是如何破灭的呢？今天我们就来略谈一下。
关键词：空降领袖，分庭抗礼，烟消云散﹙一﹚空降“领袖”1937年11月29日，一架飞机落在了延安，这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的人员，主要构成人员有王明夫妇，康生，曾生等。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冒着纷飞的大雪到延安机场来迎接这批天上飞来的客人。
然而接下来的一席话，却让在场的诸位感到意外。
毛泽东的欢迎词充满热情：“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
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
这叫做‘喜从天降’。
” 王明的回话则有些反客为主：“我们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是斯大林同志派来的。
我们几个人都是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欢迎，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
”王明反宾为主的说法出语惊人，莫名其妙,反映出他当时复杂而激动的心情。
这次，王明是带着共产国际的谕旨来的。
王明是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上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扶植上台，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
不久顾顺章叛变，向忠发被捕，上海的中共中央处境危险，他便受共产国际的召唤前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行前成立了“临时中央”，指定博古为总负责人。
他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正是通过博古等人推行贯彻了四年之久。
在此期间，他不折不扣地推行“国际路线”，唯俄国人马首是瞻，很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喜爱，因此节节攀升。
1935年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
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起因是什么 基本过程是什么
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起因是什么基本过程是什么本文导读：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延安整风，是有着深刻历史背景的，尤其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历程有关。
第一，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必须从思想路线上彻底解决。
延安整风之前，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发生过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倾错误，其中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是理论形态最完备、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
它在军事上实行冒险主义，在政治上实行关门主义。
这一系列“左”倾错误直接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丧失，全国红军从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白区的党组织也几乎损失殆尽。
尽管在遵义会议上博古“左”倾中央的统治宣告结束，但由于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当时只是解决了最为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问题并未做出正确的结论。
此后，毛泽东在1940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曾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彻底否定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左”倾政治路线。
但是由于教条主义在党内的思想基础仍然根深蒂固，他的努力没有获得完全成功。
这让毛泽东逐渐认识到，必须在全党范围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
第二，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一度引起党内思想混乱，必须予以肃清。
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
这一次，他又教条地搬用共产国际指示，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主张对国民党让步。
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他还一再反对洛川会议以来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不点名批评了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虽然赞成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他认为共产党不能过分相信国民党，必须时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毛泽东的这种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却受到王明的批评。
由于王明手握共产国际指示这道圣旨，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共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因此他的这种右倾思想一度占了上风，这就给全党带来了很大的思想混乱，给党在抗战初期的工作造成了不良后果。
王明、博古为何结局不同
王明、博古为何结局不同作者：郭德宏来源：《党史文苑·纪实版》 2016年第4期郭德宏在中共历史上，王明和博古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教条主义的两个代表人物，在抗战初期又同样犯了右倾错误。
因此，往往把他们相提并论。
确实，他们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他们都很有才华，较早地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在很年轻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在青年中有影响的人物；都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理论水平很高；都以极“左”的态度积极参加了反对“立三路线”和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斗争；都少年得志，没有经过多少实际斗争的锻炼，就在20多岁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都执行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成为“左”倾教条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抗战时期犯了右倾错误；都在离开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岗位以后在不同的岗位上为革命作出过贡献；等等。
但是，王明和博古又有很多不同之处。
在党内的地位不同王明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始，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又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央的主要领导人。
那时，博古还不是中央委员，只是在1931年4月才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
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他才参与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在抗日战争初期，两人虽然都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但王明很快就担任了中央长江局书记，博古只是长江局委员。
所以在这两个时期，王明的政治地位都比博古高。
但是王明于1931年10月离开中国到苏联以后，博古逐渐成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主要负责人。
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又被选为中央总书记，而王明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
此时，博古在党内的地位要比王明高。
在错误中所起的作用、应承担的责任不同王明比博古大三岁，政治地位早期比博古高，斗争经验比博古更丰富，因此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始，王明在与博古的关系中就起着主导作用，博古基本上是王明的追随者。
1930年在反对“立三路线”和六届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斗争中，王明是为首的。
王明与第五次反围剿
第二阶段
1933年12月11日，国军以8个纵队的兵力离开碉堡封锁 线，开始第二阶段的攻势。中共临时中央却命令红军 进行战略决战，继续攻击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黄埔 系中央军；失利后被迫南撤。
第三阶段
1934年4月10日，面对国军的绝对兵力火力优势攻击下， 红军辗转苦战，难于应战；在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劳、 减员很大的情况下，中共领导仍坚持采取集中对集中、 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以求阻止国军进占 广昌。
“左”倾思想表现为急于求成，主观地夸大革命力量，轻视 敌人力量和客观困难，在革命和建设中采取盲动的冒险的行 动；或者在革命组织内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残 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或者在同盟军问题上实行关门主 义，打倒一切。
“左”倾思想如果形成为系统完整的路线并在实践中执行， 便成为“左”倾机会主义或叫“左”倾冒险主义
第
五
国产党
次
反
围
剿
失
Hale Waihona Puke 败分 析共产党
经济政策 提高军力 方针正确 资源困窘 兵力较弱 左倾错误
科普时间
何为“左”倾？
左倾是指政治上追求进步、同情劳动人民的倾向。而带引号 的“左”倾，则是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观，脱离社会现实条件， 陷入空想、盲动和冒险的倾向。所以，为了表示贬义，特在 左字上添加了引号，即“左”倾，以区别于真正的左倾。
期间担任校长米夫的翻译。
1929年3月王明回国，任中共上海沪东区委宣传干事 1931年1月，在他的老师、共产国际执委兼东方部部长米
夫的支持下，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王明，实际 上在同年1月至9月间主持中央工作。据称，王明此后 在中共内部逐渐形成了一支以王明为代表的“共产国 际派”）；其特点是把马义教条化，忠实执行共产国 际对中共的一切指示。 1931年9月，王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去了莫斯科， 这一时期，博古为临时中央总书记，充当了王明在中 共的代理人的角色，继续执行王明“左倾路线”， 并 剥夺了毛泽东等人的军权。
(完整word版)机会主义、冒险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左倾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区分
一、机会主义1、释义机会主义，也称投机主义，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就可以不择手段，突出的表现是不按规则办事,视规则为腐儒之论，其最高追求是实现自己的目标，以结果来衡量一切，而不重视过程，如果它有原则的话，那么它的最高原则就是成者王、败者寇这一条.机会主义也可指工人运动或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出现的违背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的思潮、路线.它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
机会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右倾机会主义，另一种是“左”倾机会主义。
2、出处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这种空洞的唯心的政治估量和工作指导，是不是要产生机会主义错误，或者盲动主义错误呢？”3、两种表现形式①右倾机会主义②“左"倾机会主义右倾和“左"倾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都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它们虽是从两个各不相同的极端出发，但思想基础都是主观主义，因此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互相转化。
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斗争中，既反对“左”倾，也反对右倾。
二、冒险主义1、释义冒险主义，又称冒动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在战争和建设中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
特点是不顾客观条件，不顾群众觉悟程度和实际可能性,盲目地采取冒险行动,硬干硬拼，急于求成.2、关于“左”倾思想“左"倾思想表现为急于求成，主观地夸大革命力量，轻视敌人力量和客观困难，在革命和建设中采取盲动的冒险的行动；或者在革命组织内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或者在同盟军问题上实行关门主义，打倒一切。
“左”倾思想如果形成为系统完整的路线并在实践中执行，便成为“左”倾机会主义或叫“左”倾冒险主义三、教条主义1、释义教条主义亦称“本本主义"。
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
主要特点是把书本、理论当教条，思想僵化，一切从定义、公式出发,不从实际出发，反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教条主义轻视实践、割裂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教条主义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曾给革命和建设带来严重危害。
《自然辩证法》课程论文
自然辩证法对理解教条主义的危害及防范对策摘要：教条主义无处不在，无论对于人类，社会，经济，体制都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教条主义，是作为一种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它从来不深入到事物的内容当中，但它知道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
自然辩证法是考察“自然”的本质和演进发展规律，以及人类通过实践活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普遍规律。
通过自然辩证法深刻理解教条主义危害并制定相应的防范对策。
关键词：教条主义;自然辩证法；防范对策;(College of Civil Engineering,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362021) Abstract: Dogmatism is everywhere, causing serious social harm to human beings, societies, economies and institutions. Dogmatism, as a kind of reasoning power, is never deeply involved in the content of things, but it knows the general principles, and knows how to apply the general principles to any content. Dialectics of nature is to investigate the nature and the law of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ature, as well as the universal law of human understand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 through practical activities. Through dialectics of nature, we can deeply understand the harm of dogmatism and formulat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Key words: Dogmatism; Dialectics of nature;自然辩证法强调辩证思维和理论思维的重要性，这对当今的科研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需要足够重视辩证思维和理论思维，任何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机械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观点都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在实际工作中不可能有好的效果。
反对本本主义
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
20世纪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前期，共产国际内部所形成的“左倾”错误对中国革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使我们党内先后出现了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在革命形势，革命性质，革命道路和革命策略等问题上，都犯了“左”倾错误，使中国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损失，特别是王明教条主义错误，几乎使党和革命陷于绝境。
《反对本本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表的。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倡切身实践，立足实际，调查研究，指出理论与实际要相结合；反对本本，反对教条，号召人们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反对本本主义》主要包含三个基本观点：第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
第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的这篇文章针对这种情况批评了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的著名论断，明确提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在这篇中还初步阐述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以及从对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的迷信中摆脱出来，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所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正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毛泽东思想基本形成的主要标志。
“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这段话既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又强调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我们在实际工作和学习中就应该以这条思想路线作为精神和理论指导，到这种思想的实质和精华落实到实践中。
其次，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开出了一剂药方：＂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
三次“左倾”错误
就20年代后期的情况来说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很弱，当时党的领导人对中国的革命前景还不是那么的明确，立场也不是那么的坚定。
再加上确少革命的经验，被反动派所迷惑。
30年代前中期的情况是当是毛泽东被解除职务，当是党中央的领导全掌握在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分子手中，而他们盲目的把苏联的经验运用到中国的革命中来。
而中国的实际和苏联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才会连续出现左倾错误。
三次“左倾”错误：瞿秋白盲动主义（1927年11月－1928年4月），李立三冒险主义（1930年6月—9月），王明教条主义（1931年1月—遵义会议前）。
这些“左倾”错误的主要内容有：第一、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第二、在革命形势问题上，认为革命形势处于高潮，应不断进攻；第三、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坚持城市中心论；第四、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第五、在军事上，采取军事教条主义，搞阵地战。
三次左倾错误发生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严重地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
左倾错误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任务、革命形势等的分析，都完全照搬了苏联的模式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论断，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去甚远。
作为中国共产党阶级基础的工人阶级的特点决定了的。
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很不充分，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文化程度较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比较困难，对于脱离中国具体实际的教条主义缺乏识别和判断能力。
由于党内一部分同志没有对教条主义错误的判断能力，对言必称马列的人奉为钦差大臣，不敢提出异议，一定意义上的盲从使教条主义畅通无阻。
急于求成的思想在党内有一定的市场。
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如此之艰巨，敌人是如此之强大，革命的力量是如此之弱小，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对这些问题的模糊认识，使左倾错误在这些同志中很容易引起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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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教条主义研究综述
作者：刘保民
来源：《党史博采·理论版》2008年第12期
[摘要]王明教条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典型形态的教条主义，我国学术界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就对其开始研究。
经历了研究工作的沉寂阶段、正常阶段和各家观点争鸣阶段三个阶段，当前已进入多元化研究阶段。
但我们对王明教条主义研究还存在诸多问题，亟待尽快澄清和解决。
这些问题的解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王明教条主义；研究概况；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王明(原名陈绍禹)是继陈独秀、李立三之后的典型“左”右倾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代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突出的反面典型，特别是他的“左”倾教条主义、右倾错误，给共产国际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带来了严重危害和损失。
王明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的统一战线理论、党的建设理论有合理的一面，他的理论修养、勤奋精神在我们党内也是有目共睹的。
也正因如此，王明的教条主义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
那么，王明为什么会犯教条主义严重错误?为什么王明的教条主义在党内统治的时间那么长?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深究。
系统性的研究王明教条主义，结合历史和现实研究王明的教条主义，就成为我们今天的新课题。
一、王明教条主义研究概况
教条主义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主观主义表现形式，王明教条主义作为典型形态的教条主义，人们自然对其十分关注。
按照纵向历史发展的轨迹，人们对王明教条主义的研究，象研究其他时代人物一样，因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影响，自觉不自觉地打上时代的烙印。
这种烙印表现出人们对时代人物的研究又表现出阶段性特征。
总的来看，人们对王明教条主义研究大致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1、研究工作沉寂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
由于受党内路线斗争的影响和阶级斗争形势的制约，这一阶段对王明教条主义的研究处在沉寂阶段。
就党内来看，王明其人被定性为是我党历史上的一名反面人物，其思想一直被认为是彻底错误的，其教条主义也是反动和典型的，无需再作结论，也不允许争鸣。
这种政治倾向曾一度制约着国内学术界对王明教条主义的研究。
所以，国内的出版物也基本是一个声音、同一类型和同一性质的，在各层社会组织和各级各类学校所使用的教科书也同样是清一色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7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多卷本，多以中国共产党正面人物的著作为主要内容，收录王明的著作很少。
同时，有些研究机构和学校按照既定的调子，编写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等小册子，供人们学习时参考或作为教材使用。
2、研究工作正常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我们党的工作中心和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得到彻底转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也开始形成，科学研究逐渐走向正常化轨道。
人们对王明教条主义的研究也开始趋向理性化。
一是我们党内把党史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改称党内正确思想同“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斗争的历史，同时，又扩充了其他相关内容。
王明教条主义是王明本人错误思想的核心内容。
二是高校和学术界对王明教条主义研究也趋于常规化。
1980年5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由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上、下册)为代表，对王明的教条主义从表现和危害两个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1987年4月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由陈再复编著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从共产国际与王明教条主义的关系角度揭示了王明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危害和对共产国际形象造成的消极影响。
1989年7月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由黄修荣编著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上、下册)为代表，从王明的个人成长过程与王明教条主义形成、发展、危害角度分析批判了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
三是出版王明的言论集和相关著作，研究王明的教条主义。
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研究室余子道、黄美真负责选编的《王明言论选辑》，首次系统选录了王明的26篇文章，并于1981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等等。
3、各家观点争鸣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
进入20世纪末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不断发展，和平与发展主题的不断深化，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繁荣，“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愈来愈浓，国内学术界对王明教条主义研究呈现出多样化特征。
一是从撰写人物传记的角度，研究王明的教条主义。
如长期研究王明的曹仲彬、戴茂林先生，他们翻阅了大量第二手资料，并深入到王明生前生活过的地方，实地考察和访问相关人士，取得了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推出了《王明传》，于1991年5月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主要介绍了王明的人生之路，从写实的角度批判了王明的教条主义思想。
二是从史学角度把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思想与李立三、瞿秋白、陈独秀等“左”右倾机会主
义错误思想进行比较研究。
2003年8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由黄允升先生等合著的《历史怎样选择毛泽东》为代表。
再如2005年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李思慎、刘之昆合著的《李立三之谜》，从李立三与王明的矛盾斗争比较中，剖析了王明的教条主义。
三是从野史角度，挖掘王明教条主义的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背景和主观根源。
如有的学者从介绍王明生前的个人生活状况为线索，间接分析其教条主义思想：有的以介绍王明的奇闻轶事为主，找其教条主义根源。
这种研究多以《党史博采》、《党史纵览》、《党史文苑》等刊物为代表。
特别是到了2000年以后，国内对王明教条主义研究不仅走向了多元化时代，而且把王明教条主义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重大现实问题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2004年3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第一次推出了由王明晚年撰写，徐小英等译的《中共50年》。
更真实的反映了王明回到莫斯科后晚年的思想心态与其教条主义的关系。
2002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何萍教授、李维武教授合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论》，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联系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得失，较系统地批判了王明的教条主义。
同时，在近5年时间内，《人物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哲学研究》和全国部分高校学报，陆续发表了大量文章，从理论和现实关系角度研究王明的教条主义，如《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一期和第二期连续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题文章，其中，由汪信砚教授和陈立新教授撰写的“反对教条主义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其代表作。
等等。
二、王明教条主义研究存在的问题
从以上研究概况中可以看出，在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王明教条主义作为一个反面典型，对其研究仍是一个热点问题。
但就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仍然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第一，对王明教条主义的涵义理解上仍有歧意，亟待澄清。
有的学者认为王明的教条主义是指其“左”倾教条主义：有的学者认为王明的教条主义不仅指其“左”倾教条主义，而且其右倾错误也是教条主义，可称为“右倾教条主义”；有的学者在其文章中，把王明搞宗派活动也称为“教条宗派”。
等等。
这实际上，一方面他们把王明教条主义等同于王明的全部错误思想，另一方面，易使人们对王明教条主义的理解陷入相对主义境地。
第二，目前的研究还有一个严重不足，即对王明教条主义研究缺乏系统性。
有的只从王明教条主义的表现和危害两个方面进行研究，这居多数；有的仅从王明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角度研究王明的教条主义：有的从王明个人生活道路的角度研究王明的教条主义。
而从王明教条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