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诉讼中的检察监督

论民事诉讼中的检察监督作者：赵信会赵明悦来源：《江西社会科学》 2020年第7期赵信会赵明悦2012年民事诉讼法确立了诉中检察监督制度，不过立法对诉讼中检察监督与事后监督的关系、诉讼中检察监督的对象、检察机关的诉讼身份、监督方式等都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事实上，诉中检察监督与事后检察监督关系的处理，必须要考虑诉讼中检察监督与事后检察监督之间的区别，并应当遵循强化诉讼中检察监督的思路。

确立检察机关诉讼中监督的身份，必须遵循诉讼身份确定的基本原则，并以“诉讼中监督人”为宜；诉讼中检察监督的方式，必须与监督内容、客体相对应，采取多元化监督方式。

［关键词］诉中检察监督；民事诉讼；责问权；诉讼身份；监督方式［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20）07－０173-10［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法律审式的民事上诉制度研究”（18BFXJ03）、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专题调研和理论研究重点课题“法院调解检察监督研究”（SD2019B15）赵信会，山东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山东济南 250014）赵明悦，山东财经大学法学院硕士生。

（山东济南 250014）司法责任制改革以及对当事人诉权进一步尊重的目的均是提升审判质量和司法权威，不过内部监督总是有难以实现目的自洽的嫌疑，为此有必要于强化自身监督的基础上，引入外部监督机制。

“现有的司法保障制度负有第一位的责任，只有在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机制缺位的情形下，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才是必要的和迫切的。

”［1］2012年民事诉讼法在继承传统民事检察监督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检察监督的范围、丰富了检察监督的方式、充实了民事检察监督的手段。

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过程的监督，即是民事检察监督范围拓展的重要体现。

遗憾的是民事诉讼中的检察监督并未如火如荼地展开，可能的制约因素是立法规定还不够细致。

民事诉讼法之确立诉讼中检察监督制度，更多具有宣誓意义，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解释》）对之也无对应的具体性规定。

2013年11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并施行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对于民事诉讼中的检察监督规定得比较粗略，其第7章从第97条到第101条，分别规定了适用的程序、适用的人员、适用的条件、检察建议的制作、申请监督的驳回，内容也较为概括。

为使法律确立的民事诉讼中的检察监督制度由纸面的法变为现实的制度，必须回应民事诉讼中检察监督的实际需要，认真研究民事诉讼中检察监督与再审检察监督之间的关系、诉讼中检察监督的对象、检察机关在诉讼中检察监督时的身份、诉讼时检察监督的程序启动等具体问题，建立并健全民事诉讼中检察监督的程序机制。

一、诉讼中检察监督与再审检察监督的关系民事诉讼中的检察监督与再审检察监督的关系之处理，涉及民事检察监督权能的划分及其相互关系，涉及民事检察权能的工作中心。

对之，民事诉讼法学理论和实务上的观点主要有：诉中检察监督限制说、诉中检察监督扩张说以及系统检察监督说。

限制说认为在监督阶段的重点选择方面，仍然应当坚持以事后监督、抗诉为重点和中心，过程监督是非重点、非常态化监督。

在限制说看来，最高人民检察院2010年7月在全国检察机关第二次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会议提出的以抗诉为中心的检察监督策略于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仍然具有适用性，应该作为处理诉中检察监督与再审民事检察监督关系的基本指导思想。

并应当将监督的重点放在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中。

基本的理由一方面是对检察机关民事检察监督人力资源的担忧①，另一方面是对民事诉讼中检察权的定性。

即“就检察监督权的性质而言，只能一种是辅助性、保障性，而非决定性、替代性权力”［2］，认为对诉讼过程的监督并不是检察机关检察监督的主要工作内容，诉讼过程中的检察监督应当作为一种隐性的力量而存在。

［3］较为含蓄的限制说则要求民事检察监督应体现公益性、补充性，尊重当事人程序选择权。

［4］诉讼中检察监督扩张说则认为民事检察监督的未来走向是“法律监督应当改变事后监督的模式，转而推动实施预防性监督，通过检察院的法律监督，防错于未然”［5］。

其基本理由也与限制说呈全面对立关系，认为诉讼中检察监督可以促进审判独立、确保当事人之间的实质平等，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

其中也不乏学者从法理与价值层面论证诉讼中检察监督的扩张。

［6］折中说以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提出的“构建多元化民事检察监督格局”为出发点，认为民事检察监督工作必须有主次之分，在具体工作处理上，主张必须坚持传统事后检察监督，“加大对程序违法行为、执行违法行为的监督”。

［7］我们认为应进一步强化民事诉讼中的检察监督，理由主要有：其一，强化民事诉讼中的检察监督符合宪法的规定，也与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权能相适应。

宪法规定，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建立起的全部国家机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核心。

根据宪法，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立法权，通过审判机关实施法律，并建立检察机关监督法律实施。

我国《宪法》第12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

”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人民检察院检察监督权的行使是保障国家权力的正当行使，并最终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保障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

事后监督虽然能够纠正错误的裁判结果，但还无法在根本上实现检察监督的目标，事实上，一般民事诉讼都是当事人之间的私权纠纷，诉讼的结果也在当事人双方之间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或者说对当事人双方有影响力。

②相对于一般对当事人私人具有法律意义的裁判结果而言，诉讼过程或者诉讼过程中裁判人员的诉讼行为、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可能具有更大的公益性。

事实上，诉讼参与人，特别是行使审判权的裁判人员在诉讼中的违法行为，如果不能被及时发现、纠正的话，其不仅具有在将来的诉讼程序中再行实施的重复可能性，具有循环发生、重复发生的属性，而且还具有扩张行使、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

因此可以绝对地说，相对于裁判结果的错误而言，诉讼行为本身的违法具有更大的恶性、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

我们必须重温培根就犯罪和审判之关系的绝妙论述：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

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

其二，有助于确立和维护司法权威。

这不仅因为前述的，裁判结果影响的有限性与违法行为的易重复性、扩张性之间的对比关系，还因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裁判结果错误地出现在一定情况下具有不可避免的特点，而诉讼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却具有杜绝的可能性。

尽管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认识主体可以认识无限多样的客观世界，表现为主体认识能力的无限性和至上性；但就单个主体之特定阶段的认识活动而言，其常常无法完全准确无误地认识外在客体，表现出主体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非至上性。

正在进行的司法责任制改革对实体正义、程序正义的微妙关系，也开始采取不同的处理思路，并彻底抛弃了错案追究的概念和制度，转而采用违法办案责任制。

评价思路也由结果导向转为过程导向。

③二是相对于错误裁判结果而言，诉讼中的违法行为特别是裁判者的违法行为具有不可救济或者难以救济的属性。

确实存在对裁判者诉讼行为的多元监督机制，其中最有效、最具源动力的监督机制是当事人诉权对法院审判权监督。

④不过，肇因于当事人诉权主观目标与客观结果间的不一致，当事人监督多针对关涉自己合法权益的法院行为，并倾向于利用各种程序手段寻求救济，而对与自己利益关涉不大或者没有关涉的诉讼行为缺乏异议动力。

确实地，诉讼行为与当事人的实体利益、程序利益均有关联，这也是承认诉讼行为独立价值的内在原因。

事实上，当事人对管辖、对保全、先予执行、审判组织、对方的证据、对方的事实主张等问题提出的不同意见，或者直接反驳就是异议的具体体现。

但当事人异议所直接关注的是自身利益，而非彻底纠正违法诉讼行为，更不是制裁违法行为人。

例如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时，当事人对此异议的目的是调换该审判人员，而非制裁之。

审判环境的相对封闭性，也使未参与审判的其他人员无法监督审判过程，无法及时纠正程序违法行为。

审理者裁判案件、裁判者负责的司法责任制改革进一步强化了排除外部介入的正当性，增加了审判系统内部对违法诉讼行为救济的难度。

同时，对上诉裁定种类的严格限制，也使多数审判程序行为处于上级法院监督的视野之外。

三是强化诉讼中的检察监督，有助于提升法官素质，增强司法权威。

比较中外司法制度，得出的结论即人的因素是影响司法权威的主要因素。

就目前看，“在法院自身影响司法公信、司法权威的诸多因素中，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法院司法审判人员队伍素质还不够高”［8］。

这表现在法官的专业化素质与国家的法治建设要求相比具有相当大的差距，加强法官队伍的专业化建设是法治建设的当务之急。

“在民事审判活动中存在金钱案、人情案、关系案的现象，一些司法腐败、裁判不公的情况严重影响了司法权威，损害了司法形象。

”［8］（P5）民事诉讼过程中检察监督机制的存在，于外部人员无法介入、上级法院难以触及、当事人关注对象过于直接的背景下，引入了新的监督机制，可以在较大程度上促使审判人员关注审判行为自身的合法性，并于审判过程中采取理智、审慎的诉讼行为。

从长远来看，可以提高法官的素质、增强司法权威。

其三，强化民事诉讼中的检察监督有助于诉讼安定性的价值目标以及诉讼效益的价值目标的实现。

严重违法诉讼行为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第三人合法权益的诉讼行为，对当事人而言主要是指违反实体法的规定而实施的诉讼行为，对法院而言还包括违反程序法的规定而实施的行为，例如违法索要钱款等违法行为。

诉讼行为瑕疵是指没有按照诉讼法的规定实施的诉讼行为⑤，其对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第三人利益的损害有间接性的特点。

对瑕疵诉讼行为的处理方式主要有撤回有瑕疵的诉讼行为或者补正瑕疵，例如撤回有瑕疵的诉讼自认。

学者认为撤回有瑕疵的诉讼行为是对瑕疵诉讼行为进行处理与补救的最基本的原则。

其目标是使有瑕疵的诉讼行为彻底消失，并使当事人最终呈现为没有实施相应诉讼行为的状态。

另外，还有通过追认除去有瑕疵的行为和对有瑕疵的诉讼行为进行治疗的方式。

［9］必须及时处理瑕疵诉讼行为，否则在违法诉讼行为或者瑕疵诉讼行为实施之情况下，导致的后果是其他参诉人可能已经根据该行为实施了相应诉讼行为。

瑕疵诉讼行为的处理必然使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可预期性受到影响，影响诉讼的安定性。

因为诉讼安定性是已经遂行的诉讼程序必须得到尊重，不能轻易推翻之的属性。

［10］［11］其他诉讼参与人不得不改变其已经实施的诉讼行为以应对瑕疵诉讼行为的治理，不仅导致其他诉讼参与人重复实施诉讼行为，也进一步导致诉讼程序要回到瑕疵诉讼行为实施前的状态，影响诉讼效益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