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蕙田《五礼通考》对经部文献的训诂校勘价值
1 論秦蕙田《五禮通考》對經部文獻的訓詁校勘價值 方向東 [摘 要] 秦蕙田的《五禮通考》，是一部禮學巨著，不僅是研究中國古代禮學的集大成之作，而且對其中相關的各類文獻，有著及其重要的訓詁校勘價值。本文擬就經部文獻以舉例的方式進行討論。 [關 鍵 詞]：《五禮通考》；訓詁；校勘 秦蕙田，字樹峰，號味經，江蘇金匱（今無錫）人。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生，乾隆二十九年（1764）卒。據《清史稿》卷三〇四記載，乾隆元年（1736）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南書房行走。累遷工部侍郎。二十二年，遷工部尚書，署刑部尚書。二十三年，調刑部尚書，仍兼領工部，加太子太保。二十九年九月病卒，諡文恭。蕙田通經能文章，尤精於三禮，撰《五禮通考》，首采經史，次及諸家傳說儒先所未能決者，疏通證明，使後儒有所折衷。以樂律附吉禮，以天文曆法、方輿疆理附嘉禮。博大閎遠，條貫賅備。又好治《易》及音韻、律呂、算數之學，皆有著述。 關於《五禮通考》的價值，《四庫全書》在“提要”中做了這樣的評價：“是書因徐乾學《讀禮通考》惟詳喪葬一門，而《周官·大宗伯》所列五禮之目，古經散亡，鮮能窮端竟委，乃因徐氏體例，網羅眾說，以成一書。凡為門類七十有五，以樂律附于吉禮宗廟制度之後，以天文、推步、勾股、割圓立觀象授時一題統之，以古今州國、都邑、山川地名立體國經野一題統之，並載入嘉禮。雖事屬旁涉，非五禮所應該，不免有炫博之意，然周代六官總名曰禮，禮之用，精粗條貫，所賅本博，故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於學禮載鍾律詩樂，又欲取許氏《說文解字》序說及《九章筭經》，為書數篇而未成，則蕙田之以類纂附，尚不為無據；其他考證經史，原原本本，具有經緯，非剽竊餖飣挂一漏萬者可比，較陳祥道所作過之遠矣。” 蔣汾功在序言中作了這樣的評價：“數十年博觀閎覽之資，用以搜擇，融洽折諸儒之異同而求其是，將使後之考禮者，恍然如日再中，不至若扣盤捫燭也。”王煒民在《〈五禮通考〉淺論》①
《周禮·天官·屨人》：“士爵弁纁屨，黒絇繶純，尊祭服之屨，飾從繢也。”（四庫一文中，就秦蕙田其人、《五禮通考》的編撰、《五禮通考》的內容以及《五禮通考》的成就等四個方面進行了全面的論述，認為該書除了建立了古代禮學的完整體系外，還特別列舉了三個方面：1、全面彙集整理了明代以前的禮學資料；2、系統論述了中國古代禮制發展的歷史；3、詳細考證了古代禮儀的具體內容，考證涉及歸類、說明、分析、糾謬、總結、存疑六個方面。王文使我們全面地認識《五禮通考》有極大的幫助。 《五禮通考》的文獻價值略述如上，本文將重點就該書收錄的經部文獻資料論述其訓詁校勘方面的價值。 蔣汾功在《五禮通考》序言中提及：與秦氏世好，素知其家多藏書，凡禮經疏義外間絶少刋本而庋貯緘題者數十笥。正因為這些“外間絶少刋本”，使得它對我們今天整理研究文獻有著極其重要的考證價值。今按《十三經注疏》的書目和篇目次序以及《五禮通考》的卷次，分類舉例如下： 一、《五禮通考》使用的刊本，可以訂正十三經注疏阮元刻本的錯誤。 例如： ① 《歷史文獻研究》總第20輯，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214頁。 2 全書本《五禮通考》卷六十六，以下只標明卷數） 按：“尊祭服”以下，《十三經注疏》標點本①
西階下，阮刻本“下”作“上”。校勘記敖氏曰：“宇，屋簷也，不宜與‘西階上’連文，‘宇’字蓋因‘於’字而衍也。《周禮·小祝職》鄭司農注引此無‘宇’字。”浦鏜云：“《禮記·檀弓》‘設披’節疏引此亦無‘宇’字，敖言是也。”阮元校勘記云：“按先鄭標點為：尊祭服之屨飾，從繢也。誤，因為上文鄭注“凡屨之飾，如繡次也”。下文疏：“云“緇絇繶純”者，亦飾從繡次也。”（第216頁） 疏：“云‘絇為之拘，著於舄屨之頭以為行戒’者，鄭注《士冠》亦云：‘絇之言拘也，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言拘取自拘持為行戒者，謂使低目，不妄顧視也。（卷六十六） 按：低目，《十三經注疏》阮刻本（以下簡稱阮刻本）作“俠目”，誤。 《周禮·地官·澤虞》：“凡祭祀，共澤物之奠。” （鄭玄，下同，略）注：“澤物之奠，亦籩豆之實，芹茆菱芡之屬。” （孔穎達，下同，略）疏：“案《籩人職》，加籩之實有菱芡，朝事之豆有茆菹，加豆之實有芹菹，是皆澤中所出，故引證澤物之奠也。言“之屬”者，兼有深蒲、昌本之等，故云之屬。”（卷六十五，） 按：朝事之豆，阮刻本“豆”作“主”，誤。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疏：“云‘疈，疈牲胸也’者，無正文，蓋據當時疈磔牲體者，皆從胷臆解析之，故以胸言之。”（卷五十五） 按：析，阮刻本作“折”，誤。 《周禮·春官·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絶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注：“鄭司農云：“擩祭，以肝肺菹擩鹽醢中以祭也。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於末，乃絶以祭也。”（卷六十二） 按：以手從肺本循之，阮刻本“肺”作“胏”，誤。胏，一指剩餘的食物，一指幹肉，與此文不屬。 《周禮·冬官·考工記》曰：“堂塗十有二分。”鄭氏曰：“階前若今令辟械（阮刻本作“甓裓”，是）也。分其督旁之修，以二分為峻。”（卷六十） 按：下“二分”，阮刻本作“一分”，非。 《周禮·考工記》：“旊人為簋，實一觳，崇尺，厚半寸，唇寸，豆實三而成觳，崇尺。”疏：“簋法圓。舍人注云：‘方曰簠，圓曰簋。’注與此合。《孝經》云‘陳其簠簋’，注云‘內圓外方’者，彼兼簠而言之。”（卷六十四） 按：彼兼簠而言之，阮刻本“兼”作“發”，誤。 《儀禮·士昏禮》：“姆纚、笄、宵衣，在其右。”注：“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纚，韜髪。笄，今時簪也。纚亦廣充幅，長六尺。宵讀為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為綺屬也。姆衣玄衣，以綃為領，因以為名，且相別耳。姆在女右，當詔以婦禮。”（卷六十八） 按：姆衣玄衣，阮刻本上“衣”字作“亦”，鄭注解釋正文姆衣宵衣得名的由來，阮刻本無據。 《儀禮·士喪禮》：“為銘，竹杠長三尺，置於宇西階下。”（卷六十一） ① 以下簡稱“標點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3 本或與後鄭本異，《檀弓》疏所引據《小祝》注爾。” 按：當從秦蕙田所用刊本作“西階下”。此竹杠為設銘所用，猶如今日旗杆，隨棺柩而行，不必置於西階之上。西階上即是堂上，放置在堂上無據，放置在臺階上亦不合情理，且宇為屋簷，當是放在屋簷下靠著西階以備用。 《士虞禮》：“記：升魚：鱄鮒九，實於中鼎。”注：“差減之。”疏：“案《少牢》魚十有五，今為喪祭，略而用九，故云差減之也。”（卷六十四） 按：少牢，阮刻本作“特牲”，誤。 “升臘左胖，髀不升，實於下鼎。”注：“臘亦七體，牲之類。”（卷六十四） 按：亦七，阮刻本倒作“七亦”，誤。 《禮記·月令》：“秋祀門，祭先肝。”疏：“故主得南向而北面設之。”（卷五十三） 按：阮刻本 “主”作“王”，誤。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玄鳥至。”注：“髙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娥（阮刻本作“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卷五十五） 按：世，阮刻本作“岀”，誤。 《禮記·郊特牲》：“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于所安樂之義也。疏：宗廟之器，共事神明，不可因便以為私利。” （卷六十六） 按：因，阮刻本作“回”，形誤。 《禮記·玉藻》：“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疏：“其會之下，純之上，兩邊皆紕以爵韋，表裏各三寸，故《雜記》云：‘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韠制大畧如此。但古制難知，不可悉識。（卷六十八） 按：悉，阮刻本作“委”，形誤。 《禮記·明堂位》：“爼，有虞氏以梡，夏後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爼。疏：周爼頭各有兩足，足下各別為跗，足間橫者，似堂之壁。橫下二跗，似堂之東西頭各有房。”（卷六十四） 按：堂之壁，阮刻本“壁”作“璧”，形誤。又標點本“橫”字連“璧”屬上讀（p951），誤。 《禮記·祭法》疏：“厲山氏有子曰柱。”（卷五十三、卷一百二十七） 按：柱，阮刻本作“桂”，誤。《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有烈山氏之子曰柱”。 《禮記·祭法》注：“饗嘗，謂四時之祭。天子、諸侯為壇、墠祈禱，謂後遷在祧者也。”（卷五十八） 阮刻本“四”字原無，阮元曰：“按‘時’上當有‘四’字，此誤脫也。”按：秦蕙田所用刊本有“四”字。“祈”，閩、監、毛本及嶽本、嘉靖本、衛氏《集說》皆作“所”。盧文弨校云：“‘所’當作‘祈’。”孫校云：“‘所禱’不誤，盧校未確。”可見秦所用刊本作“祈”，盧校是。又，標點本在“墠”下斷句，未確。 4 春秋桓公二年《左氏傳》：“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 疏：“鄭玄《屨人》注云：王吉服，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黒舄；王后祭服，舄有三等，玄舄為上，褘衣之舄，下有青舄、赤舄；是舄有度也。” （卷六十八）又，“衡、紞、紘、綖”疏：“鄭玄《詩》箋云充耳‘謂所以縣瑱者，或名為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是也。” （卷六十八） 按：王后，阮刻本“後”作“治”，誤。又，標點本標點成：鄭玄《詩》箋云充耳“謂所以縣瑱者，或名為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是也。誤。（第144頁） 僖公二十五年《左氏傳》：“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注：“掘地為坎，以埋盟之餘血，加盟書其上。”（卷六十七） 按：阮刻本“埋”作“理”，形誤。 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左氏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疏：“六采，謂繢畫。五色，謂刺繡。故令色采之文異耳。鄭注《尚書》：‘性曰采，施曰色。’性、色、聲三事，色居其中，故杜言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也。”（卷六十七） 按：性、色、聲，阮刻本作“味、色、聲”，誤。 《谷梁傳》：“葵丘之盟（阮刻本作“會”。），束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曰：‘毋雍泉，毋遏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卷五十七） 按：阮刻本“束牲”作“陳牲”，“遏糴”作“迄糴”。《孟子·告子下》：“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 阮刻本皆不可從。 《書·舜典》：“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傳：“神宗當舜之始祖。案《帝系》云……”（卷五十八） 按：帝系，《大戴禮記》中的篇名，阮刻本“系”作“嚳”，誤。 《書·顧命》：“一人冕，執戣，立於東垂。一人冕，執瞿，立於西垂。”傳：“戣、瞿皆戟屬。立於東西堂之階上。”疏：“《釋詁》云：‘疆、界、邊、衛、圉，垂也。’則‘垂’是逺外之名。堂上而立東垂、西垂，知左（阮刻本作“在”，是。）堂上之遠地。堂於序外東廂、西廂，必有階上堂，知此立於東西堂之階上也。”（卷六十） 按：“東西堂”，阮刻本“堂”作“下”，誤。堂上而立，阮刻本“立”作“言”，誤。 《書·顧命》：“西夾南向，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幾。”疏：“鄭玄注《周禮》云：‘斧謂之黼，其繡白黒采也，以絳帛為質。’其意以白黒之線縫刺為黼文以緣席，其事或當然也。”（卷六十六） 按：黼文以緣席，阮刻本“文”作“右”，誤。 二、《五禮通考》使用的刊本，可以補《十三經注疏》阮元刻本之缺。 《詩·墉風·君子偕老》：“副笄六珈。”疏：“副者，祭服之首飾。《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歩搖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髪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告桑也。次，次第發，長短為之，所謂髲鬄，服之以見王’，是也。”（卷六十八） 按：長短為之，阮刻本無“為之”二字。
古典文献学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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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献学概要
中国古代无“文献学”之名却有文献学之实
• 孔子修“六经” 目录学、版本学、校雠学三者融为一体的学问
• 始于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当时叫“校雠”
• 近代受西方学术影响，一些传统学术被冠以“××学”之名，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即传统上的字书、韵书、训诂 “校雠学”，“古典文献学”
“文献学”之名的提出
• 梁启超1920年《清代学术概论》：“全祖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献学者宗焉。”
• 1923年《中国近三百学术史》：“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
• 1928年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例言》：“本编亦采其谊，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
成为高等教育的独立学科
• 建国后标点整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
• 50年代末翦伯赞等教授建议建立文献学专业
• 在魏建功先生领导下，1959年在北大中文系创建国内第一个古典文献学本科专业
• 上世纪80年代初张舜徽先生提出招收文献学研究生，于是在历史系设置历史文献学专业
• 从此就形成了古典文献、历史文献两个专业并存的局面
古典文献学是怎样的一门学问
• 传统的文献学包括文献形态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编纂学、典藏学；文献标点、注释翻译、考证、文献检索、出土文献等
• 古典文献学的功用
• 传统上即明道，教化，娱情，考辨，经世
• 古典文献学是治中国文史之学最基本的学问
程千帆：文献学学不好，将来会被人欺负的
平时说话要负责任 进行学术研究不能不顾学术常识
• 他曾就读于复旦、柏林、苏黎世、哈佛，通晓八国语言，先为清华大师，后教于牛津，学贯中西。家学深厚，全唐诗10万首都可倒背如流，晚年目盲后，全靠口述，出口成章，学生整理其听课笔记便成国学巨著。号称500年才出的一个教授，蒋介石称之为国宝，他就是陈寅恪，死于文革。（有种人叫天才，惊采绝艳啊。）
戴震与《直隶河渠书》的编纂与流传
戴震与《直隶河渠书》的编纂与流传
宋开金;刘森文
【摘 要】《直隶河渠书》是乾隆年间直隶总督方观承主持编纂的一部水利志书,戴震是编纂者之一.戴震在赵一清编纂的基础上对书稿做了删定,确定了书名与河道次序,并搜集了部分资料为继续编纂做准备.戴震对于《直隶河渠书》的存世、流传影响巨大:《直隶河渠书》至少有四部稿本,其中三部跟戴震有直接关系,而戴震家藏本更是目前唯一能够见到的稿本.由于《水经注》案的原因,戴震参与编纂使《直隶河渠书》得到了嘉庆之后学者的关注,《直隶河渠书》公案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话题.%Zhilihequshu is a water conservancy book compiled by Zhili Governor
Fang Guancheng during the period of Emperor Qianlong with Dai Zhen as
one of the writers.Following Zhao Yiqing, Dai Zhen made modifications for
the book and determined the book title and river sequence.Then, he
collected some information for further compilation.Dai Zhen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existence and circulation of the book.Zhilihequshu has
at least four manuscripts, three of which had a direct relationship with Dai
Zhen.The manuscript collected by Dai Zhen is the only one in
训诂整合版本
训诂学
《三字经》
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
第一章 概说
一、什么是训诂与训诂学 二、训诂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三、学习和研究训诂学的意义、方式
第一节 什么是训诂和训诂学
一、什么是训诂
1.孔颖达 ：“训诂者，通古今之异词，辨物之形貌，那么说明之义尽归于此。”“训诂者，注解之别名也。”
2。《辞海》：又叫“训故”、“诂训”、“故训”。
说明古书中文句意思，用通俗的话说明古代词语，叫“训”；用普遍通行的话说明方言，用今世的话来讲明古代词语叫“诂”。
3。黄侃（季刚）：
“诂者故也，即本来之谓；训者顺也，即引申之谓。
训诂者，用语言说明语言之谓。”
黄侃先生对“诂”，“训”二字的说明，反映了训诂学进一步进展后所具有的 新的含义。 ‘诂’确实是‘故’，‘本来’的意思；‘训’确实是‘顺’，‘引申’的意 思。
黄侃先生对‘诂训’的说明，说明他已有了词义的系统的观点。在说明词义的时 候, 第一要推求它的本义， 即能够推溯的最原始或最核心的意义， 然后沿着词义进展的线索， 找出它不同的引申义。如此才能完成对一个多义词词义系统的说明。
4。许威汉：训诂确实是对语言，主若是对古代语言说明。
用语言说明语言（包括方俗词语）是训诂的一样含义，
对古文献语言做说明是训诂的特定含义。
二、什么是训诂学
1。《辞海》：我国传统的研究词义的学科。偏重在研究古代的词义，专门是汉魏以前古书中的词义为主。也分析古书中的语法、修辞等语文现象。
高作有两类：一类专为说明某部高作而写。
一类搜集词语，分类编次，说明其意义。
2。许威汉：以古代文献的训诂为研究对象，以语义为要紧研究内容的一门独立学科，是语言学里具有综合性和有效性特点的人文性很强的技术学科。
传统上，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并立，统称小学。训诂学即是传统语言文字之学，训诂学是传统语言文字之学的重要组成，又是文字、音韵、语义、历史语法、修辞及校勘等的综合运用。
广西省南宁市第二中学2023-2024学年高一下学期期中考试语文试题(含解析)
南宁市第二中学2023-2024学年高一下学期期中考试
语文试题
（时间150分钟，共150分）
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生务必用黑色碳素笔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考场号、座位号填写在答题卡上，并认真核准条形码上的准考证号、姓名、考场号、座位号及科目，在规定的位置贴好条形码。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2B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一、现代文阅读（35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7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中国的藏书文化包含着浓郁的人文主义精神，它的核心则是“仁人爱物”。
所谓“仁人”便是把书与人的关系紧密地联系起来，使所藏尽量发挥其培育人材的社会功能。从官藏来看，早在老子主管周藏室时，便曾热情地接待孔子来查阅百二十国史记，彼此还进行了学术研讨。魏晋时期，国家藏书还曾应读者的借阅要求而赠书，如西晋皇甫谧向晋武帝借书，武帝应求赠书一车。唐宋各代也将官藏作部分开放，如北宋的官藏即向一些官员开放，如因工作需要还可经过一定手续外借。清代尤其注重官藏利用问题，在《四库全书》纂修以前，多位学者就有机会抄录官藏《永乐大典》所收各书，有一些重要而散佚的著作得到抢救，学者全祖望、徐松等都做过抄录工作，而《宋会要辑稿》之类的重要典籍因此得以流传。《永乐大典》还被《四库全书》当为采录佚书的来源之一，使古代文化得到更广泛的流传。《四库全书》修成后，不仅北京文渊阁可有条件地备人参阅，更在南北要地分建六阁，以便各地士人就近抄用，嘉惠士林，保存和普及文化，所尽仁人之心，功不可没。公藏如书院之藏书本以供士子阅读为主旨，自不待言。至私藏之体现仁人之心更为显著。东汉末年学者蔡邕私藏近万卷，当他发现王粲是一位文采斐然的好学之士，虽然其女蔡琰也颇有学识，但他还是将藏书数千卷赠予王粲以培育人材。宋晃公武之所以能写出一部私家目录名著——《郡斋读书志》，也是得力于四川转运使井度的慷慨赠书五十箧，使晃公武合个人私藏去重后得24500余卷，乃录诸书要旨而成书，体现了藏书文化的仁人效果。
旋宫、转调与犯调
龙源期刊网
旋宫、转调与犯调
作者：杨善武
来源：《人民音乐》2014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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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宫”一语源于《礼记·礼运>“五声、六律、十二管旋相为宫”。《中国音乐词典》释为“十二律轮流作为宫音，以构成不同调高的五声音阶和其他音阶。”古代所谓“旋宫”，往往都是结合旋宫图或直接在十二律管上进行。熊朋来
设制纸板为两轮，外轮书律吕名，固定不动。内轮书七声名，可以旋转。将内轮宫声对准黄钟，则其余六声均配太、姑、蕤、林、南、应，是为黄钟均。若旋内轮之宫字，使对大吕，则其余六声亦各降一律，是为大吕均。递旋以至应钟止。
以上引述都表明了旋宫的含义，但又似乎是对顺旋的旋相为宫而言。唐代《乐书要录>对顺旋的表述为“旋相为宫法，从黄钟起，以相生为次，历八左旋”，在所列乐调表后又说“十二宫尽中吕，中吕生黄钟，又起黄钟，终而复始”，这分明是说按十二律相生关系（即五度关系）旋相为宫的。古代旋宫一语也似乎就是指顺旋的旋相为宫。如果这样，那么作为逆旋的旋相为声又该如何解释，如何将其归入旋宫的概念之中呢？下面还是看看《乐书要录》“论一律有七声义”中对于逆旋的表述：
夫旋相为宫，举其一隅耳。若穷论声意，亦旋相当为商，旋相当为角，余声亦尔，故一律得其七声。乐记曰“小大相成，终始相生，唱和清浊，迭相为经”是也。
这里对于逆旋的表述是与顺旋相比较而论的。“夫旋相为宫，举其一隅耳”，是说音乐所用有七声，而旋相为宫只涉及一个音。以下“若穷论声意”一句则指明，如果要将所有七声都用到，就不只是旋相为宫，也应该旋相为商、旋相为角等，这样就形成了一律上的七声。接着引用《乐记》中的一句话用来阐明这样做的道理所在。这里所述，实际是将“旋相为商”等与旋相为宫作为同一概念层次看待，这显然与我们一般所说的不相符合。
所谓“旋相为宫”中的“宫”，表面上的确是指宫音，即《中国音乐词典>“十二律轮流作宫音”。既为宫音那就是“声”，作为宫音的声与作为商、角等音的声自然是一个层次。但是“十二律轮流作宫音”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形成不同的调高”。亦如《瑟谱>所言“以宫字加所用律，商角徵羽皆定”，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宫音与音阶中其他的音有着一定的音程关系，宫音的高度确定之后，调高（均）中其他各音也就得以明确了。可见，“旋相为宫”中的“宫”，表面上说的是宫音，实质上是指以宫音为代表的作为七声整体高度的调高（均）。所谓“旋宫”就是“旋均”，“旋相为宫”就是“旋相为均”。旋相为宫如此，那么旋相为声呢？
皮锡瑞《经学历史》
经学历史
皮锡瑞
一、经学开辟时代
凡学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变；不别其得失，无以获从入之途。古来国运有盛衰，经学亦有盛衰；国统有分合，经学亦有分合。历史具在，可明征也。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经；犹之李耳既出，始著五千之言；释迦未生，不传七佛之论也。《易》自伏羲画卦，文王重卦，止有画而无辞；（史迁、扬雄、王充皆止云文王重卦，不云作《卦辞》。）亦如《连山》、《归藏》止为卜筮之用而已。《连山》、《归藏》不得为经，则伏羲、文王之《易》亦不得为经矣。《春秋》，鲁史旧名，止有其事其文而无其义；亦如晋《乘》、楚《梼杌》止为记事之书而已。晋《乘》、楚《梼杌》不得为经，则鲁之《春秋》亦不得为经矣。古《诗》三千篇，《书》三千二百四十篇，虽卷帙繁多，而未经删定，未必篇篇有义可为法戒。《周礼》出山岩屋壁，汉人以为渎乱不验，又以为六国时人作，未必真出周公。《仪礼》十七篇，虽周公之遗，然当时或不止此数而孔子删定，或并不及此数而孔子增补，皆未可知。观“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礼》于是乎书”，则十七篇亦自孔子始定；犹之删《诗》为三百篇，删《书》为百篇，皆经孔子手定而后列于经也。《易》自孔子作《卦爻辞》、（《史记·周本纪》不言文王作《卦辞》，《鲁世家》不言周公作《爻辞》，则《卦辞》、《爻辞》亦必是孔子所作。）《彖》、《象》、《文言》，阐发羲、文之旨，而后《易》不仅为占筮之用。《春秋》自孔子加笔削褒贬，为后王立法，而后《春秋》不仅为记事之书。此二经为孔子所作，义尤显著。汉初旧说，分明不误；东汉以后，始疑所不当疑。疑《易》有“盖取诸益”、“盖取诸噬嗑”，谓重卦当在神农前。疑《易》有“当文王与纣之事邪”，谓《卦爻辞》为文王作。疑《爻辞》有“箕子之明夷”、“王用亨于岐山”，谓非文王所作，而当分属周公。于是《周易》一经不得为孔子作；孔《疏》乃谓文王、周公所作为经，孔子所作为传矣。疑《左氏传》韩宣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有“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之言，谓周公作《春秋》。于是《春秋》一经不得为孔子作；杜预乃谓周公所作为旧例，孔子所修为新例矣。或又疑孔子无删《诗》、《书》之事，《周礼》、《仪礼》并出周公，则孔子并未作一书；章学诚乃谓周公集大成，孔子非集大成矣。
敦煌文献“左南直北”考辨
２７卷第１期 ２０１３年２月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ｍ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ｘｉ Ｄａ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１．２７ Ｎ０．１ Ｆｅｂ ２Ｏｌ３
语言・文化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０８８２（２０１３）０１—００８０—０４
敦煌文献“左南直：Ｉｔ”考辨
刘艳红
（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江西南昌３３００１３）
摘要：在敦煌契约文献中，“左南直北”有两个意义：一是四处闲逛，不专心工作；二是不听话，不顺从 义 为四处闲逛，不专心工作的“左南直北”，与义为或南或北，比喻不专一、不固定的“南北”相关。义为不听话、不顺 从的“左南直北”，与义为相反、违背的“左”相关 当“左”表示相反、违背义时，“直”或作为状语修饰“北”。“直北” 相当于“北”；或“直”义同“左”义为相反、违背。 关键词：敦煌文献；契约；左南直北；含义；理据 中图分类号：Ｈｌ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在敦煌契约文献中，“左南直北”共有５例： 忽忙时不就田畔，蹭蹬闲行，左南直 北，抛工一日，魁物贰斗。（ｓ．１８９７（（龙德肆
年二月一日敦煌乡百姓张某雇宫契》） 自雇已后驱驱造作，不得左南直北闲
行。（ｓ．５５７ｓ＜＜戊中年正月十六日敦煌乡百姓 李员昌雇彭章三契》）
不得忙时左南直北，抛功一日，魁物 贰斗。ｆＰ．３６４９（（丁巳年四月七日莫高乡百 姓贺保定雇工契》）
莫信闲人构闪，左南直北（ｓ．５７００（（养 男契》）
若也听人构厌，左南直北，拗捩东 西，不听者，当日厌手趁出门外。（Ｐ．４０７５ｖ 《养子契》）
江蓝生等指出“左南直北”犹走东闯西，“左”为 旁侧义．与“直”相对。王璐指ｍ：“‘左南直北’字面
上指把南面说成是正北，‘拗捩东西’字面上指扭 曲、颠倒东西方向，二词组在文中所要表达的意思
相同，均指违逆不顺。”除此以外，未发现其它人对 这个词进行释义。我们力图将这个词的词义及其理
编次、主题与逻辑——关于《史通》的几种读法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ofLangfangTeachers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摘要：研究史学批评、史学理论，以至于研究中国史学史，不可不读刘知幾的《史通》，这是古今学者的共识。关于《史通》的研读，有三种方法可供青年史学工作者参考：一是着眼于编次，二是着眼于主题，三是着眼于逻辑。但无论是哪一种，都需要用心把握、认真思考。关键词：《史通》；刘知幾；史学；读法；编次；主题；逻辑中图分类号：K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3210（2015）06-0055-03第31卷第6期Vol.31No.62015年12月Dec.2015
收稿日期：2015-10-11作者简介：瞿林东（1937—），男，安徽肥东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历史、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①刘昫等：《旧唐书》卷102《刘子玄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②③④刘昫等：《旧唐书》卷102《徐坚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⑤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卷1“文心雕龙训故”条，中华书局，1988年版。⑥王惟俭：《〈史通训故〉序》，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⑦王嘉川：《清前史通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0-204页。⑧吴泽主编：《中国史学史论集》（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9页。研究史学批评、史学理论，以至于研究中国史学史，不可不读刘知幾的《史通》，这是古今学者的共识。《旧唐书》称：时知幾又著《史通子》二十卷，备论史策之体。太子右庶子徐坚深重其书，尝云：“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①徐坚是刘知幾同时代人，“少好学，遍览经史，性宽厚长者”②。他“多识典故，前后修撰格式、氏族及国史等，凡七入书府，时论美之”③。徐坚与其父徐齐聃“以词学著闻，议者方之汉世班氏”④。有人把徐氏父子同东汉的班彪、班固父子相提并论，虽有过誉之嫌，但也说明徐氏父子的声望之高。《史通》得到徐坚这样高的评价，足以表明《史通》在史学上的重要性，而《旧唐书》作者引用此语，也可反映五代时期人们对《史通》的看法。其实，徐坚的这一评价一直为后人所引用，直至于今。清人王士禛所撰笔记《古夫于亭杂录》，其中有一则这样写道：黄山谷云：“论文则《文心雕龙》，评史则《史通》，二书不可不观。”明王侍郎损仲（惟俭）作《雕龙》、《史通》二书训故。以此二“训故”援据甚博，实二刘之功臣，余访求二十余年始得之，子孙辈所当宝惜。⑤王士禛是文学名家，他引用黄山谷（黄庭坚）的话和推重明人王惟俭的“训故”⑥，都反映出他对《史通》的格外重视。然而，王士禛的这段引文却包含着一个不大不小的讹误。这是因为，王士祯这段话并非引黄庭坚本人所论，而是转引自王惟俭的《〈史通训故〉序》。而王惟俭同样也是转引自他人所说，即明代史学家杨慎在一篇文章中出于己意，把黄庭坚致友人信中从论“文”的角度推荐《史通》改成了从“评史”的角度推荐《史通》。⑦不论这一误传最初出于何种原因，在客观上都反映了人们对《史通》之“评史”特点的认可和推崇。1961年，时值刘知幾诞生1300周年之际，侯外庐、翦伯赞、白寿彝、任继愈、杨翼骧等老一辈学者，都撰写了评论《史通》的学术文章，以示对刘知幾的纪念，表明刘知幾及其《史通》在当今中国史学上仍具有重要地位。⑧白寿彝先生曾于1983年发表《说六通》一文，指出：“三通”，是大家熟知的重要的史书。“三通”是指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有人在“三通”以外，加上司编次、主题与逻辑———关于《史通》的几种读法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说祭礼之“尸”
龙源期刊网
说祭礼之“尸”
作者：孙术兰
来源：《文教资料》2019年第36期
摘; ; 要： 在先秦，“尸”多是指在祭礼中充当祖先以饗祭的活人。通过爬梳《仪礼》《礼记》及其他相关文献的记载，发现祭祖与祭神皆应立尸，又对祭祖立尸诸仪节进行分析，主要分为以下方面，包括尸之姿势、充尸之人、尸之所服、奉尸之容色和奉尸礼之要节等，从而对先秦尸礼的关键问题进行了总结。
关键词： 祭礼; ; 尸; ; 礼记; ; 仪礼
《礼记·曲礼下》曰：“在床曰‘尸’，在棺曰‘柩’”[1]（209），此处“尸”指人死后的形体，与现代意义一致。但是，这种意义出现较晚，在春秋战国时代。先秦时期，“尸”更为常见的意义是在祭礼中充当祖先以饗祭的活人。《礼记·郊特牲》曰：“尸，神象也。”以下对祭礼中“尸”的相关情况进行梳理与总结。
一、祭祖与祭神皆立尸
在《仪礼》当中，《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和《有司彻》所记之礼皆立尸，各礼有具体仪节。其中士虞礼及其之后之祔祭、小祥祭、大祥祭和禫祭，虽然逐渐向吉礼过渡，但是与丧礼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些是人初死三年特别针对死者而设的尸。至完全变成吉祭，在宗庙祖先祭祀中也设尸，从士到天子皆有，《特牲馈食礼》记士之宗庙祭祀，《少牢馈食礼》和《有司彻》记卿大夫宗庙祭祀。在祭神时也设尸，如五祀祭户、灶、中溜、门、行五神，郑玄注亦曰设尸。古代祭祀设尸，大概有这三种情况，文献对前两种情况的记载较多，对祭神设尸的情况记载较少。
（一）三年丧中设尸
人死入葬之后，形体不见，但古人认为其神犹在，因此葬日中午在殡宫举行虞祭以安死者之神。郑玄曰：“虞，丧祭名，虞，安也。骨肉归于土，精气无所不之，孝子为其彷徨，三祭以安之。”[2]（1216）又注：“尸，主也。孝子之祭，不见亲之形象，心无所系，立尸而主意焉。”[2]（1282）因此虞祭立尸象死者之形，以求心有所系。士之虞祭共三次，初虞、二虞和三虞，三虞即卒哭祭。初虞在葬日，二虞在初虞后的第一个柔日，三虞在二虞后的刚日，一般是初虞和二虞间隔一天，二虞后一天为三虞，共经历四天时间。三次虞祭皆设尸，祭死者以安其魂，并逐渐过渡，在卒哭祭的第二日清晨将死者祔于先祖并举行祔祭。《士虞礼·记》曰：“用专肤为折俎，取诸脰膉。其他如馈食。用嗣尸。”[2]（1329）可知祔祭祭尸之礼与特生馈食礼相近，而且祔祭延用虞祭之尸。古人服丧三年，实际不满三年，一年后举行小祥祭，两年后举行大祥祭，大祥祭一个月后除丧并举行禫祭。小祥、大祥和禫祭也皆设尸。《士虞礼·记》龙源期刊网
论儒家经义训解的基本方式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第182-192页
论儒家经义训解的基本方式
景海峰
摘要： 儒家思想系统根源于六经，从六经生成之始，即伴随着文献整理与文本解释的活动；而这些典籍的经
典化过程及其意义的不断拓展，特别是经过长久的连续性诠释之后，才形成了绵延两千余年的经学主流。
围绕着这些解经活动，儒家经典注疏的开展，呈现出风格迥异、体式多样的形态，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容；这
需要加以辨析，才能够明了和理解这些经典解释活动中的复杂环节，也才能深入到经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当
中。直接面对六经的理解和诠释活动，形成了最初的解释性文本，这便是传、记之著。而后续致力于文字疏
解、词义训释和经意阐明的语文学著述，更多地表现为经注的形式。这些对于经本文及早期的意义解释均
给予关注、并尝试作进一步疏解的作品，便构成了数量众多、体式各异的第二序的解经著作。在不同的时
代，经典注释有着相异的背景，从而形成了复杂的解经样态，在方法学上也各有特点，这些都需要加以分析。
关键词： 解经学；经与传；义疏学；经解体式；经典诠释DOI： 10.19836/ki.37-1100/c.2023.06.016
对经典的解释构成了一部悠长的历史，经典的时间有多久，解释的历史就有多长，经典是伴随着
解释活动而生成和延续的。在漫长的经典解释过程中，产生了各式各样的解释方式，有非常复杂的解
经学体系和令人眼花缭乱的解经方法，具体的式样和体例就更是层出不穷了。就儒家经典而言，有汉
唐经学的解释体式，也有宋明理学的研究方法，还有乾嘉学术别具一格的经注典范。从时代的累积和
解经的层面来看，有直接面对经文本身的解释，也有在前人解释的基础之上再加以理解的解释，更有
许多穿插、跳跃其间，行进在经典文本的意涵和自我理解的遐思之双向轨道上的各式解释。这些林林
总总的解经方法，构成了复杂的体式和独特的系统，表现出了经注的多样性。有些方法，时代色彩鲜
明，历史脉络清晰，易于辨识和归类；而有些方式，则不那么容易分辨得清楚，在类别上也可能是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