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译性与可译性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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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译性与可译性限度(讲座用)
可译性(translatability)指一种语言中的某个词、短语、小句或语篇可以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的可能性程度。语言学家乔治·斯坦纳曾对历史上有关可译性的争论作了如下的评述：一种观点认为，语言的底层结构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共同的。人类各种语言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表层。正因为那些在遗传方面、历史方面、社会方面根深蒂固的东西都可以在人类使用的每一种语言中找到，所以翻译是可能的。……与此相反的观点认为所谓普遍存在的深层结构不是无法从逻辑和心理方面考察，就是极其抽象、极其笼统，无足轻重。……(所以)后者得出的结论是：真正的翻译是不可能的。人们称之为翻译的，只是一种近似物，是一种粗糙的复制品，如果涉及的两种语言或两种文化有共同的渊源，译作是可以勉强接受的，如果涉及的是两种相去甚远的语言，译作就完全不可靠了。
从翻译研究的角度而言，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不能简单地归为“是”或“否”的极端，而应该辨证地看待这两个概念：语言之间具有很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这是翻译活动出现和存在的前提，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经历的共同性、人类思维和思想感情的共通性构成了世界上各种语言具有相融性和相似性，而且，语言交流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深入和拓展，又进一步促进了语言文化间的可译性，这一点已经由人类社会和文明的发展历史所证明。与此同时，由于各区域、各民族的人们由于地理环境、历史发展和文明程度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语言结构和民文化差异，这决定了翻译活动的另一个特征，即翻译的可译性限度。翻译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文化的差异性往往很大程度地制约着翻译的等效。意大利语中有—句俗言：“翻译即背叛”，就揭示了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之间既矛盾又相关的特殊关系。
我们认为，语际间必然存在可译性，但是这种可译性是有限度的。不过，不可译之处是可以通过各种翻译策略或手段加以变通，从而达到交流的最终目的的。
翻译活动中的可译性限度主要表现为语言的可译性限度(limited linguistic
translatability)和文化的可译性限度(limited cultural translatability)。
一、语言的可译性限度存在于语言系统的各个层次，其中包括：
1、字符层(graphological level)
字符是语言的书写和记录符号，是语言形式的实体(substance)。由于字符是约定俗成的，因此，不同语言之间的字符通常不能翻译或转换。例如，汉字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英文则由拼音字母组成，两种语言在字符层几乎无任何可译性：
He knows the subject from A to Z．（他非常了解这门学科）
八字都还没一撇呢。（Not even the first stroke of the character 八 is in
sight---there’s not the slightest sign of anything happening yet.）
以上两个例句中黑体字的部分是英语和汉语中的书写字符。“A”和“Z”无法翻译为汉语中的任何一个汉字，同样，“八”也无法译为英语中的任何一个字母。
拆字是将汉字加减笔划，拆开偏旁，或打乱字体结构，是汉字所具有的独特的构词手法，在某些情况下也是一种拆字游戏。合体字经拆分成两个字后，又各具新的字义，其字形和字义的变化，恐怕任何高超的翻译家也难以完整、准确地用英语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在翻译如下自我介绍时，只能译出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只得略去了。“我叫李斌，十八子李，文武斌”。“I’m called Li Bin”这实在是一种无奈之举，别无它法。又如：人曾为僧，人弗可以成佛。/女卑为婢，女又何妨称奴。先有译者将其译为：The man who has been a monk cannot become
a Buddha. /The girl who is a bond maid may be called a slave. 应该说该译文较好的传达了原文的意思，句型结构也与原文大体对应。但是，汉语中“人”和“曾”合在一起可构成“僧”，“女”和“卑”合在一起可构成“婢”，原诗句作者独具匠心的构字手法，精致独到的令人回味之处，在译文中却根本无法得以体现。该诗句后有译界前辈大为推崇的译界大.
.. 师许渊冲先生载于“中国翻译”(1991/5)的译句：A Buddhist cannot bud into a Buddha /A
maiden may be made a house maid. 评论说许译不仅保留了原文的精义，而且巧妙地以Buddhist bud和Buddha的形似关系以及maid, made和maiden的音似关系代替了原作的拆字玩艺，上下联句法对等、重音对等、长度相仿，说是达到了曲尽其妙、令人拍案叫绝的地步。但是，依本人短识，该译句再一次证明了拆字的可译性限度。我们从三个层面对译句进行分析：(1)仅从译这个层面，译句似乎有偷工减料之嫌。原文每一句的前半句都没有进行翻译(“人曾为僧”和“女卑为婢”)，而各只翻译了后半句(“人弗可以成佛”和“女又何妨称奴”)；(2)从构字手法层面，译句与原句没有可比性。原文中人+曾=僧，人+弗=佛，女+卑=婢，女+又=奴，但是译文中任何两个词合在一起均不构成第三个字，说是译句用形似关系和音似关系代替了原作匠心独具的拆字艺术，怎个“似”和“代替”二字了得?(3)从句法对称层面，原文用词讲究、对仗工整，而译文如果说A Buddhist与A maiden，cannot与may，bud与be made，a Buddha与a house maid尚算勉强对应，那么into又对应了什么，显然我们找不到答案。
以上译例表明，汉语拆字很难不打折扣地进行传译，很难用对等的形式表达原语的思想内涵，翻译存在不同程度的限定性。
2、语音层(phonological level)
在语音层次上，以语音为表现手段的特殊语言形式，例如，双关语 (pun)、字谜(riddle)、头韵(alliteration)、对联(antithetical couplet)、诗歌中的韵律(poetic rhyme)等等，很难翻译为另一种语言。
例如：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刘禹锡《竹枝词》)
“杨柳青青江水平, 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晴还有晴。”（正是一场太阳雨后，两岸杨柳摇曳，青翠欲滴，江面水位初涨，平静如镜。少女心情抑郁地漫步在岸边。忽然。一阵悠扬的歌声从江上随风飘来。仔细一听。原来是久无音讯的情郎思恋自己的情歌。东边阳光灿烂西边雨绵绵，原以为是无情实则还有情。）
The west is veiled in rain，the east basks in sunshine，My-beloved is as deep
in love as the day is fine．
“晴”与“情”的双关很难翻译，译者只有在诗中其他字句上弥补寻找韵律。
3、词汇层(1exical level)
不同语言中的词汇在内涵和外延两方面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和所指，能够完全对应的词汇数量其实并不多。
例如：
亲家
Relatives by marriage
son's father-in-law／daughter's father-in-law
son's mother-in-law／daughter's mother-in-law
词汇层面的可译性限度常见于负载文化内涵意义的词汇(culture-loaded word)、新造词汇、专业术语等。这些词汇所指称的对象在译语没有相应的事物或概念时，就会出现有限的可译性。
例如：
点心 dim sum (A traditional Chinese cuisine in which small portions of a variety
of foods, including an assortment of steamed or fried dumplings, are served in
succession．) .
.. 炒面 chow mien(a Chinese food made of meat, vegetables and noodles)
上面的词语所指称的事物和现象，无法在译语中找到，也没有现成的对应词语。出现这类有限的可译性时，只好用音译的办法，将陌生的概念介绍到译语文化中。
4、语法层(grammatical level)
当两种语言的语法结构差别比较大时，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也就相应地增加。例如，英语中的动名词结构(gerund)和现在分词(present participle)的形式相同，有时会产生歧义：
(14)Flying planes can be dangerous.
开飞机可能危险。
飞行中的飞机可能危险。
如果没有上下文语境，译者无法判定原文中的“Flying”一词的语法成分，也就不能提供准确的译文。
英语和汉语在语法结构方面存在很多不同之处，无论是在人称、单复数、时态、语态、否定表达，还是句型结构、转折关系等等方面都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和语言使用习惯。例如，就句型的特点而言，英语和汉语表现出不同的造句手法：英语以关系词集中见长，句子结构中的关系词结集(connective-oriented nexus)突出；汉语以动词集中著称，句子结构中的动词结集(verb-oriented nexus)明显。前者侧重于形合(hypotaxis)，即句子之间的关系主要通过介词(词组)、关系代词、关系副词、连接词、非限定动词等有外显形标记的关系词来表达；后者侧重于意合(parataxis)，即通过无外显形标记的动词(词组)来实现。因此，在英汉互译时，必需留意其中的差异，并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缩短和减少语言间的不可译程度。
例如：
老栓正在专心走路，忽然吃了一惊，远远地看见一条丁字街，明明白白横着。他便退了几步，寻到一家关着门的铺子，蹩进檐下，靠门立住了。
Absorbed in his walking，Old Chuan was startled when he saw the cross road lying
distantly ahead of him．He walked back a few steps to stand under the eaves of a shop
in front of its closed door．
上例的动作先后表达在英语和汉语句子里表现出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加大了句法结构形式的可译性限度。如果生搬硬套地按照原语的句型结构逐字逐序地翻译，译文的表达一定是不堪卒读。
5、文体层(stylistic level)
我们知道，语言的交际单位不是单个的句子，而是语篇。语篇在人们的交际过程中由于不同的交际目的、参与者及场合等语境因素的影响而形成不同的文体。例如，新闻报道的文体简洁明了，讲求时效性和信息量；法律文献的文体严谨详实，讲究规范化和形式化；文学作品的文体不拘一格，讲求创造性和感染力；科技文献的文体平铺直叙，讲求客观性和事实性。
谈双关语的可译性限度及其语用翻译
谈双关语的可译性限度及其语用翻译
段美荣
【期刊名称】《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0(012)001
【摘 要】根据语用翻译理论,本文拟对英、汉双关语的可译性限度及其语用翻译进行分析,并提出,或因双语表层(音,形)无法转换,或因文化因素的影响,双语间的转换需采用意译--语用翻译.
【总页数】3页(P76-78)
【作 者】段美荣
【作者单位】开封师专外语系,河南,开封,475001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H315
【相关文献】
1.谈汉语修辞格的可译性限度——以《红楼梦》的两种英译本为例 [J], 李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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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修辞手法的可译性限度
英汉修辞手法的可译性限度
林继红
（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２）
摘 要：在翻译实践中英汉修辞手法的可译性限度的存在，要求译者针对其表现形式，遵循 信息传递原则、美学欣赏原则及文化重构原则。采用对应式换码、重构式换码及淡化式换码等方 式进行语际转换。以尽量减少转换过程中的信息“损耗”。 关键词：修辞手法；可译性限度；表现形式；处理原则；处理方式 中图分类号：Ｈ３１５ 文献标识码：Ａ
正确运用修辞手法历来是翻译中的一个重要课 题。从修辞手法的运用而论。绝大部分修辞标记在双
语转换中都可以做到比较理想的契合。然而．修辞手
法的可译性不是绝对的。它有一定的限度．在语言的
各层次中并不是处处存在着信息相通的通道．语际
转换中语言符号的行为模式导致原语与译语的所指
内涵不可能做出精确无差的“定量分析”… 晒这就限
制了有效转换的完全实现。“换码”必然产生可容性
“变值”。这种种限制，即所谓的“可译性限度”。在英
汉翻译实践中。该如何减少语际转换过程中的这种
“变值”呢？
一、英汉修辞手法的可译性限度的表现形式
由于英汉民族在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等方面的
差异，同时在词的构成、词形变化、词序排列和句法
结构等方面也相差迥异，尤其是英汉词汇搭配的能
力不同，音韵节奏互有规律，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形成
修辞形式在译文语言中复制移用的障碍．造成翻译
过程中信息“损耗”，其主要表现形式如下：
１．音韵节奏的可译性限度：语音修辞主要是通过
语言的节奏感和音韵美来增强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染
力。由于英汉音韵节奏规律相差迥异。在语际转换的
过程中根本就无法实现复制式的修辞格形式及效
果。例如，自居易《琵琶行》中的“银瓶乍破水浆进。铁
骑突出刀枪鸣。”两句除“银”、“水”、“鸣”三字外．其
余皆采用汉语独特的爆破音或破擦音来模拟撞击和 破裂的声音。然而这种修辞效果在英译文中是无法
得以完全实现的。又如，在“Ｈｅ ｉｓ ａｌｌ ｆｉｒｅ ａｎｄ ｆｉｇｈｔ．”中
从《儒林外史》英译看服饰用语的可译性限度
２０１１年１月 第３２卷第１期 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ｏｇｕ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ａｎ．２０１ １
Ｖ０１．３２ Ｎｏ．１
从《儒林外史》英译看服饰用语的可译性限度
黄莉萍
（韶关学院外语学院，广东韶关５１２００５）
摘要：《儒林外史》创造了许多人物，这些人物的服饰对于揭示人物的身份地位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服饰蕴含着深刻的
文化知识．通过比较与分析各种人物服饰的汉莫翻译，探讨服饰翻译的可译性限度问题。 关键词：服饰；文化；可译性限度 中图分类号：Ｈ３１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ｏ０７—５３４８（２０１１）０１—０１０４—０３
一、引言
《儒林外史》创造了许多人物，描绘出一幅明清 封建社会阶级生活的缩略图。这里不但有翰林、进
士、举人、贡生、秀才和斗方名士，有官吏、乡绅、衙
吏、书办和豪奴。有扬州的大盐商，还有农村的总甲
和一般地主。形形色色的人物穿戴不同的服饰，而
服饰则是语言中特定的民族社会化符号。象征着特 定的身份地位。展示了中国明清服饰所蕴涵的文化
底蕴，各种各样的服饰就是“儒林”中人的身份地位
的象征。不同语言的民族服饰往往渗透着各自民族
的文化特质。由于各民族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
教信仰等方面的不同，服饰用语也就不可避免地出
现较大的差异。有时很难在英语中找到相应的概念 或表达方式来表现汉语，因此，汉英翻译的可译性程
度会大大降低。此时，这些差异构成了《儒林外史》 中的汉英翻译的文化障碍。产生了翻译的可译性限
度问题。本文从小说中明清时期部分人物的服饰。 对照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英文全译本的相关部分 ，探
讨服饰翻译中存在的可译性限度问题。
二、可译性限度
法国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乔治・穆南以科学的
态度，客观分析了翻译中存在的各种障碍，第一个明 确提出了“翻译是可能的，但它却有限度”的观点。这
些障碍首先表现为文化的多样性对翻译构成的障碍
古典诗词的可译性限度与创造性叛逆
第７卷第３期 ２００９年８月 辽宁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７ Ｎｏ．３ Ａｕｇ．，２００９
古典诗词的可译性限度与创造性叛逆
常 青
（鞍山师范学院，辽宁鞍山１１４００５）
【摘要】中国古典诗词多用对仗、富于节奏感而且意境优美。在英译过程中，英汉两种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常常导 致诗词翻译的“不可译”。本文从中国古诗的意美、形美和音美的可译性限度来探讨诗歌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关键词】中国古典诗词；可译性限度；创造性叛逆 【中图分类号】Ｈ１７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０４１６（２００９）０３—０１０６－０３
文学翻译不同于其他领域的翻译，它不仅涉及 到语言层面上语言字符的转换，而且不可避免地牵
涉到不同民族文化的转换和交流。这就导致了文学
翻译过程中一些语言或文化信息的缺失。
一、诗歌的语言特征：节奏与韵律
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其翻译要比其
他文学形式更加复杂而有难度。从文学翻译的范畴
来说，诗歌是可译性最小的文学形式。诗歌语言具
有凝练优美、富于节奏韵律、文化意象丰富等特
点。英汉两种语言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汉语属汉 藏语系，英语属于印欧语系，不仅其语言的逻辑结
构大相径庭，其字词结构、发音规律也存在明显的
差异。诗歌通常用押韵的形式来突出节奏和韵律，
两种语言的押韵形式也截然不同，而且文化信息和
美感的传递在诗歌翻译中也显得尤为重要。 如何能够把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有效的翻译
成另外一种语言是国内外翻译研究者和实践者，包
括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一直在探讨的问
题。在理论研究方面“创造性叛逆”一词备受关
注。其渊源可追溯到欧洲半岛意大利的一句俗语：
“Ｔｒａｄｕｔｔｏｒｅ ｅ ｔｒａｄｉｔｏｒｅ（译者为逆者）ｏ”１９６１年，
从霍译本《红楼梦》看语言与文化的可译性限度
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复总第７７期） 船山学刊 Ｃｈｕａｍｈａｎ Ｊｏｕｍ￣ Ｎｏ．３，２０１０ （ｒｅｓｔ．ｔｏｔ Ｎｏ．７７）
从霍译本《红楼梦》看语言与文化的可译性限度
曹建辉’，张映先
（１、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湖南株洲４１２０１２；２、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４１００７５）
摘要：《红楼梦》被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对译者来说其翻译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由于 不同民族的语言与文化具有共性与个性，从而形成了翻译的可译性限度。本文根据包惠南先生的分类，从语 言与文化的不同层面探讨霍译本《红楼梦》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 关键词：《红楼梦》；语言与文化；可译性限度
中图分类号：１１０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７３８７（２０１０）０３—０１９６一Ｏ４
１、引言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物质世界。具有同样的情感需求．
经历大体相同的发展阶段．因此人类思维和思想感情具
有共通性，各个民族、各种语言也具有相容性和相似性．
从而形成了不同语言间的可译性。然而．在人类共性的同
时．“区域地理环境和历史的不同进程等诸多因素形成了
各民族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差异．这种差异性就成为
语际翻译的障碍，即形成了翻译的可译性限度”。【 （３１７）
《红楼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无论是语言
层面还是文化层面．对译者来说无疑都是一个巨大的挑
战。本文试图通过分析霍译本《红楼梦》来探讨翻译过程
中语言和文化可译性限度问题
２、语言与文化的可译性限度
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说：“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
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
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 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
尺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
历程。一路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
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
论满文翻译的可译性限度
论满文翻译的可译性限度
吴雪娟
【期刊名称】《满语研究》
【年(卷),期】2003(000)002
【摘 要】满文文献是研究清代历史、语言、文化等问题的重要资料.翻译利用满文文献时常常会遇到用汉文表达的困难,这种困难源于翻译理论经常提到的可译性限度.本文分析满汉语际转换中语法、修辞的可译性限度,重点探讨满文翻译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
【总页数】9页(P58-66)
【作 者】吴雪娟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H2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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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翻译:一门调解文化冲突的艺术——以《红楼梦》英译为例谈文化翻译的可译性限度 [J], 赵晓辉
3.从生态翻译学视角论《道德经》的可译性限度及其翻译策略 [J], 张薇;张建佳
4.《元史》满文翻译和蒙古文翻译的学术意义 [J], 乌兰巴根
5.满文化翻译掠影——历史上的满族翻译家 [J], 吕晖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英汉翻译中比喻形象转换的可译性
龙源期刊网
英汉翻译中比喻形象转换的可译性
作者：朱碧珊
来源：《成才之路》2010年第18期
摘要:本文从“比喻”的定义及来源入手,从较新的角度研究英汉两种语言的比喻形象在翻译过程中的可译性限度问题,并找出对应的转换方法。英汉比喻形象转换过程中的不可译性是相对的,译者应当尽量缩小可译性限度,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关键词:英汉翻译;比喻形象;转换;可译性
一、 引言
比喻,又叫“譬喻”,俗称“打比方”。它是根据事物之间的相似点,把某一事物比作另一事物,把抽象的事物变得具体,把深刻的道理变得浅显。用比喻描写事物,可使事物的形象变得鲜明、生动;用比喻说明道理,能使道理通俗易懂,从而容易被人接受。无论是口头交际还是书面表达,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外国,比喻作为一种修辞格,都为人们所广泛运用。
比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每一种语言的比喻形象都与它所在的民族文化息息相关。每一种语言的比喻形象都有自身的特色,主要表现在喻体本身就是所在文化的产物。何谓文化?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不同学者赋予“文化”不同的定义。美国学者基辛(Felix
M.Keeing)收集了多个关于“文化”的定义,其中较权威的是英国19世纪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1871)一书中的定义:“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余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可见,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的覆盖面很广。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交流工具,它反映了一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例如,英语国家和中国之间语言文化差异是多样的。比如,中国人见了面常用“吃饭了吗?”“上哪去?”等寒暄表示问候,这在英语国家中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西方人会以为这是多管闲事。
二、 英汉比喻形象转换的可译性限度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物质世界,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观察到许多相同的自然现象,比如日出日落、生老病死、花开花谢等。从整体上说,人类社会经历了共同的发展阶段。这种物质世界和社会发展经历的共同性构成了世界上各种语言之间的相融性和相似性,从而形成了语际间翻译的可译性。在各种语言中,共性是广泛存在的,英语和汉语也不例外。总的来讲,人类文化及语言之间的共性构成了的可译性基础。
简析双关语的可译性及其语用解释
作者： 刘琼
作者机构： 武汉东湖学院外语学院
出版物刊名： 英语广场：学术研究
页码： 53-54页
年卷期： 2012年 第9期
主题词： 双关语 可译性限度 语用翻译 语境选择 关联原则 双重推理
摘要：根据语用翻译理论，本文拟对英汉双关语的可译性限度及其语用翻译进行分析，并提
出：或因双语表层（音形）无法转换，或因文化因素的影响，双语间的转换需采用意译——语
用翻译。双关语是中外文学作品中常用的一种修辞手段，对双关语的解释和翻译是解析文学作
品的难点。从语用认知及关联理论方面分析了双关语的理解过程，并从语用翻译的角度探讨了
双关语的三元翻译理论，提出双关语的翻译是一个复杂的双重推理活动，是译者对双关语原话
语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译语文化和译语读者期待的一个估计过程。
解读卡特福特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中的可译性限度
解读卡特福特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中的可译性限度
张菊
【期刊名称】《科教导刊》
【年(卷),期】2011(000)020
【摘 要】卡特福特的语言学翻译理论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中有系统的论述,他从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对翻译的可能性进行了描述.本文通过对书中翻译可译性限度的解读,力图更好地理解该理论并探究其对翻译实践的积极意义.
【总页数】2页(P195,203)
【作 者】张菊
【作者单位】九州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H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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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和文化的可译性探讨
- 52 -2024年 第1
期翻译是语言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关键路径，能够使不同类型的语言和文化联系起来，并完成互动和交融。但在实际翻译的过程中，由于语言环境的差异性和文化内涵的具体差别，翻译工作很容易触及可译性的限制，因此译者难以完成部分词语、文本的翻译，或难以准确地在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下完成对文本原意的表达。一、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实际联系语言与文化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不仅会相互催生，还会相互影响。语言是人类交流和表达思想的工具，文化则体现为一种共同的行为模式、价值观和社会习俗。语言能够反映文化。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它反映了人们的价值观、信仰、社会等级以及其他文化特征。例如，某些语言中的词汇和语法结构可以揭示人们对某些事物的重视程度。人们可以从各地语言表达形式的差异中了解到不同的地区文化表现。[1]语言能够塑造文化。语言不仅反映了文化，同时也塑造了文化。通过语言的表达和交流，人们共享和传递特定的文化信息和价值观。例如，一些特定的词语和短语只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有意义，并且通过语言的使用，这些意义被传递和保留下来。也就是说，文化的传承离不开语言，一旦脱离相应的语言环境，出现表达方面的差异，文化也可能出现一定的差异。语言不仅是思想表达的工具，还能够影响思维方式。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语法和词汇结构，这导致了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和理解方式的差异性。例如，一些语言中的时态和语气对时间和事件的认知方式产生了影响，导致同样的文本内容在交流中会体现出完全不同的内涵。另外，语言是社会交流的基础，通过语言的使用，人们可以建立社会关系、传递信息和共享知识。语言的选择、使用方式、语言风格等都受到文化背景和社会认同的影响。同时，语言在文化保护和传承中起着重要作用。通过语言的使用和传承，人们可以保留和传递特定的文化知识、传统和价值观。一些语言甚至被视为特定文化的象征和标志。二、不同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分析由于地域和历史发展环境的不同，不同语言与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分析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能够深刻地了解语言与文化的可译性，为解决翻译方面的问题提供便利。首先，在不同语言与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其特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言与文化的联系方面，一旦文化存在差异，语言所表达的内涵也出现变动，同样的文本内容很可能表达并不相同的情感和内涵。在这种情况下，直译虽然能够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复原文本，但无法表达出文本背后的文化内涵，这会直接导致文本信息量的损失，或直接造成文本表达方面的差异。以中文的表达为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所直接表达的文字信息和实际的文化内涵存在较大的差异，仅从文本内容上对“大漠”“长河”“落日”等词语进行翻译，无法体现出整个场景所构架出的豪放和荒芜。这样的文字内容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环境，想要准确地在另一种文化环境中复原，就会造成翻译方面的可译性限制问题。[2]其次，不同地区之间的礼仪和风俗存在差异，即在相应的环境和历史基础上建立了特定的文化，并且语言也基于相应的地区文化做出了相应的表达，在这种情况下，文化背景信息是语言表达的关键，仅凭借字词句落实的方式只能表达出语言中的字面含义，难以表达出与之相联系的文化内容。简单地说，语言与文化相互联系、相互催生的特点促使翻译工作需要面对相较于原文本更加庞大的信息量，一旦进行语言的翻译，也需要对相应的文化内容进行理解和阐释，以表达出隐藏含义。文化差异带来的思维模式差异很容易导致阅读者在进行文本阅读的过程中对文化内容产生错误的认识，这就对翻译的准确性提出了一定要求。三、语言和文化的翻译难点语言的发展和创新与文化相互联系，语言的表达组成语言和文化的可译性探讨□ 安 利摘 要：语言是文化传承的根基，在语言体系的基础上，文化才能不断催生、沉淀及发展。在了解一种文化前，人们首先需要增加语言与文化之间联系的认识。在翻译的过程中，由于语言之间的差异，文化的可译性也存在一定的限度。本文将对语言、文化、文本翻译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阐释语言和文化的可译性问题和具体的解决方法。关键词：语言；文化；翻译；可译性2024年 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