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问责制到了需要反思的阶段
社科新论 当代社科视野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唐代的科举制度则打破了这一僵化体制，给每一 个努力奋斗的人都提供了上升的通道，也为统治 集团补充了新鲜血液，激发了社会的活力和创造 力。如果一个社会充满了流动陛，它就能够为每一 个人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在一个社 会中，如果每一个家庭都被永久地固定于某一收 入分配组，这个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公平的社会。 流动性强的社会让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充满期 待和挑战，富二代未必富，学二代未必学，官二代 未必官，穷二代未必穷，一切皆有可能，这就会打 破原有的不平等现象，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同 时也保持必要的警惕。相反，如果社会结构固化、 僵化，不仅会窒息社会活力，而且会使社会不稳定 因素逐渐积累。要保持国家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共 富才是硬道理，要实现共富就必须构筑开放社会， 开放可能会带来短期的不稳定波动现象，但最终 会回归长期的繁荣。 （王摘自《决策探索））２０１２年第４期王志刚／文）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根治“官满为患＂需制度发力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痛斥现在 “官满为患”，并建议制定《编制法》，以遏制各级党 政机关公务员数量持续恶性膨胀 公务员队伍的膨胀，表面上是就业方向的偏 轨，实质则是权力发酵的结果一一当公务员群体 成为权力资源、经济资源、福利资源三重叠加的优 势群体之后，这个群体产生了强大的“磁场效应”， 不仅紧紧吸住场内人员，而且以强大的引力，吸引 外界人员加人进去。 官满为患的危害非常严重。首先是耗费了大 量的财政资源和其他各类资源，目前，公务员的工 资最稳定，水平相对较高，福利好，这些都源于纳 税人的血汗钱，除了人头经费，公务员队伍还耗费 了大量的其他资源，比如住房、土地、办公设施，等 等；其次，官满为患导致公务员队伍效率低下，内 耗严重；第三，加剧了公务员利用所掌握的公权谋 取私利的趋势，现在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很多机 关都在争相拿地建房，似乎机关工作的第一要旨 不是“公务”而是为本部门本单位谋取福利。 中国官满为患的成因很复杂，传统文化重官 轻民、重官轻商的思想，让很多人 》相当官；官员 权力资源配置的不合理，让权力成为官员私利的 最大保障，使得更多人竞人此门；国家财政和其他 各类政策向公务员的倾斜，强化了官场趋利的功 能；长期以来行政主导的公共管理体制以及党政 合一的机制，也让公务员队伍日益庞大。 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告诉我们，人们在就业选 择的过程中，基于趋利避害的心理，总会不自觉地 选择最有利于自己个人利益的职业。全国每年数 百万大学生竞相报考公：务员，本身就是对公务员 职业优势最大化的有力证明。 从某种意义上讲，：范政机关和公务员并非财 富的直接创造者，至少不是主要创造者。可是人们 却发现，在这个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如产 业工人、农民或者其他生产机构的从业者，所能获 得的收益远低于不创造财富的人，正所谓“遍身罗 绮者，不是养蚕人”。如此局面，已经表明这个社会 至少在财富分配和资源配置方面发生了严重的问 题。 官满为患的景象似乎折射出，当下官员幸福 感普遍较高。设想一下，倘若中国的公务员日益感 受来自各方面的强大压 Ｉ丁，比如对权力的监督让 他不敢造次，对履职状态的苛刻要求让他如履薄 冰，对福利待遇的从严控制让他缺少奢望，还会有 那么多人对公务员队伍趋之若鹜吗？ 由此而论，从公务员队伍的管理模式、资源配 置机制、权力分享和监督机制、尊重其他各类劳动 者等多方面入手，建立真正惠民而不是惠官的制 度，才能有效治理官满为患。 （王摘自《羊城晚报》２Ｏ１２年３月１２日 陈杰人／文） 官员问责制到了需要反恩的阶段 长期以来，我国公务员的问责及退出机制建 设滞后，官员能“上”不能“下”、出了问题的责任追 究不力是一个痼疾。２００３年“非典”带动“问责风 暴年”，官员问责机制逐渐在实践中展开，并进入 公众视野。从近十年的社会反馈来看，我们可以作 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目前推行的官员问责制到 了需要反思的阶段。 近年来，不论是在责任事故还是在腐败丑闻 中，由于问责机制的不透明、不规范，问责措施常 被视作堵住舆论嘴巴的权宜之计，甚至沦落为“政
治作秀”，同时给官场潜规则制造了空间。相关责 社科新论 当代社科视野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任官员火速复出，被讥讽为“带薪休假”，往往使平 息不久的舆论风潮再度反弹，侵蚀政府的公信力 和公众信心。 更重要的是，目前的官员问责制基本上是事 后补救，在问题没有暴露之前，权力缺乏有效监 督，依然按照其本身的逻辑运行。也就是说，官员 过错、失误等不当甚至不法行为，被发现之后才进 行问责，至于许多错误行为为何频繁出现，哪怕被 问责，类似问题为何共性般的前赴后继地发生？ 如果权力自身的运行逻辑没有改变，问责只 是一种不确定的风险，不具备足够的威慑力，因此 也无法遏制权力的惰性和寻租冲动。对公务行为 负责应当贯彻整个过程，而不仅仅在出事之后的 亡羊补牢。如果对公务行为的过错缺乏事前制约 机制，那么问责即使是终身制的问责，也是一种消 极防范。 当前，针对效率不高、成本高昂等行政体制运 行中的顽疾，不少地方都在进行改革，也出台了不 少地方性措施。但在取得阶段性成效之后，这些改 革往往会碰到一层“天花板”。原因在于作为区域 政治空问中的自主探索，地方实践缺乏足够的权 力和资源来进行更大改革，除了在问责一端体现 严厉性，在一些深层次、制度性的大问题上，地方 实践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比如深圳拟推行公 务行为终身负责制，一旦相关责任官员已进行升 迁性的岗位变动，在普遍的自上而下的权力体系 中，能否切实追究责任，就是一个现实问题。类似 的问题不能解决，地方的问责“招式”就容易成为 “一阵风”或流于形式的短暂行为。 因此，在鼓励地方发挥自主性、创造性的同 时，我们要对其局限性有着充分的考虑，站在全局 角度进行调度弥补。客观而言，在问责制之外，这 几年对官员进行规制的制度建设，进展不大。这方 面的改革需要地方实践，也需要顶层设计。 （邓摘自《长江日４￣．｝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９日 顾燕／文） 我国行政异体问责存在的问题 （一）人大问责缺位 人大是最重要的异体问责主体。然而，在现实 生活中，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政府的监督职能 未能得到有效发挥。主要体现在：第一，人大的质 询、调查、撤职、罢免等权利未能充分运用。在质询 方面，在全国人大层面上没有出现过质询案。第 二，人大问责自下而上逐渐减弱。第三，人大问责 的法律规定程序不完善，操作性不强，导致人大问 责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 （二）司法问责力度不足 目前，我国司法机关所起的作用与其应该承 担的作用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首先，司法机关的 独立性不强。在现实中，司法监督机关在组织人事 上不完全独立，其人员编制、经费划拨不可避免地 受制于同级政府，缺乏应有的权威性其次，司法机 关对行政案件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由于人民法 院对行政案件审理重视不够，导致了少数法院行 政审￣－Ｕ＊ＪＬ构不健全，审判力量不足，队伍不够稳 定，审判人员整体素质不高。再次，司法机关的受 案范围有限，仅限于具体行政行为。相当一部分滥 用职权、贪污受贿的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惩处，问 责过程中司法介入长期落后于行政处理，导致对 政府官员的问责往往以行政责任代替法律责任的 现象。 （三）民主党派问责障碍较多 民主党派问责虽然取得了进展，但总体来说， 还存在较多障碍。一方面，民主监督缺乏制度化、 规范化。当前，我国民主监督法律法规寥寥无几， 有关文件没有对问责的范围和渠道作详细的规 定，操作起来局限性大、弹性大，使得这种民主监 督只是停留在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批评和建议 上，流于形式，没有实质性的发挥其监督问责作 用。另一方面，在参政议政工作中，民主党派的 “知情”渠道不畅，使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工作难找 突破口。有关部门在同民主党派协商中，通报传达 的时间多，真正听取意见的时间少，个别单位和部 门对民主党派的调研工作也不够支持。 【四）公民问责保障不够 虽然公民问责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大多情 况下我国的公民问责未能得到有效保障。宪法和 《国家公务员法》等法案虽然涉及到人民群众的问 责与监督权力，但对于行政人员问责制的监督机 构，基本上都是以监察机关或者纪检部门为监督 主体，对公众在其中的作用提及很少，更未具体地 制定相关制度和程序。同时，大多数公众缺乏必要 的政治参与感，缺乏对官员进行问责的意识，再加 上问责渠道的缺失，使公众在遇到政治困难时，往 往只会选择求助于政府，这就更进一步强化了同 体问责，让公民问责以及其他异体问责更为被动。
对行政问责制的思考——基于孟学农的“两起两落”
对行政问责制的思考——基于孟学农的“两起两落”
摘要：山西“3·28”王家岭煤矿透水事故，再次引起了社会对山西煤矿安全的关注，也让人想起因“9·8”特大溃坝事故引咎辞职的孟学农。而在中国政坛，“引咎辞职”的部级高官并不多见，短短五年内两度去职的更可谓凤毛麟角，59岁的孟学农两次去职，引发了人们对这位仕途多舛的官员的关注。而从孟学农的“霉”开二度中看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也许我们能够发现更多。
关键词：孟学农 行政问责制度 问责效率
第一次辞职之前的孟学农仕途上可谓一帆风顺。2003年1月19日，孟学农当选为北京市市长，还兼任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执行主席。岂料仅93天，他就为SARS事件不透明负了责任。当年4月22日，孟学农被宣布免去党内职务。同时，他辞去北京市市长职务。
2003年9月，孟学农复出，担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待遇不变。2007年8月，孟学农“东山再起”，被任命为山西省委副书记、代省长。2008年9月14日，因为山西“9·8”特大溃坝事故，中共中央决定免去孟学农山西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并同意其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的请求。一纸令下，刚刚“东山再起”的孟学农再次谢幕。
对于孟学农的二度请辞，有人会迷惑，到底是为什么？要彻底分析，首先就要了解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
什么是行政问责制？简言之,行政问责制就是责任追究制。行政问责制是政府的违法行为及其后果都必须和能够受到追究的制度。【1】周亚越教授认为，行政问责制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规范；另有学者认为，行政问责制是公众对政府做出的行政行为进行质疑，它包含明确权力、明晰责任和经常化、制度化的“问”——质询、弹劾、罢免等方方面面，是一个系统化的“吏治”。【2】
那么，尽管有了一些规定和相关法律，但是山西矿难频发，每年都少不了几起特大矿难，就因为“9·8”特大溃坝事故，分管安全工作的副省长张建民被免职，作为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同志，对分管安全工作的副省长张建民同志负有领导责任，引咎辞职，这也是首例。中央强调了孟学农引咎请辞的行政法规依据，同时也将他与被免职的副省长做出区别。由于孟学农的处罚有据可依，那么这个责任——板上钉钉，他担定了！但是，他是否应该担呢?
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析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
总第６６期第６期
＝＝＝＝＝＝＝＝＝＝＝＝！＝＝＝：＝＝＝＝＝＝＝＝＝＝！＝＝＝一 ・法治论坛・ 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ＲＢＩ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ＣＰ Ｎｏｖ．．２００９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５６ Ｎｏ．６
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析
于 飞
（中共哈尔滨市委党校，哈尔滨１５００８０）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中国；Ｐ－ｌ￣；对策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ｏ．３ 文献标志码：Ａ
一、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 一．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８５２Ｏ（２ＯＯ９）Ｏ６—００６２—０２
１．问责制度不完善。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总体状
况依然是“法律缺失”。在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中主要存在的
问题有：一是我国有关问责的规定不够具体和科学。目前适
用于行政问责制的有关规定比较多，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务员法》、《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ｅｅ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和政府的相关法律与政策文件中，
但上述条例规定毕竟不是专门针对行政问责的法规，只能参
照执行。再者，有关行政问责的条文都显得比较笼统和抽
象。二是各地方行政问责的规章之间缺乏统一性。我国至
今没有关于问责制的全国统一的法律法规。从各地制定的
行政问责制的规章来看，无论是问责对象、问责主体、问责事
由，还是追究责任的形式、方式、程序等诸方面都不尽相同。
三是行政问责规定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对官员问责的情
形需要以专门的配套制度来加以界定。就目前而言，不少地
方政府官员的履职情况和施政效果事实上很难量化，从而使
问责制度难以发挥应有的效应。
２．问责主体缺位。目前的问责主要是行政机关内部，问
责主体是上级，是上级对于下级的问责，还局限于同体问责。
处在政府之外，而又对政府负有监督职责的人大、公民、媒
体、社会等等，还缺乏有效的问责平台、途径和操作办法，在
进一步推进领导干部问责制改革
进一步推进领导干部问责制改革
摘要：领导干部问责机制是加强和改进反腐倡廉建设和推进干部人事体制改革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受人民
群众关注的一个焦点。当前我国的领导干部问责机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同时，在具体实践中仍然有
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进一步推进领导干部问责机制需要从制度化、法制化两方面加以完善，着重在制度设
计、制度执行、意识培育和法制化四个层面上加以改善，使领导干部问责机制的内容和形式更加科学、合理。
关键词：问责机制；领导干部；法制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２一Ｏ６
作者及单位：庄祺，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２００８级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生。辛呜，中央党校研究室一 处处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１０００９１）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６７９｛２０１１）０２—００８１—０３
领导干部问责制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在
加强和改进反腐倡廉建设和推进干部人事体制改革
过程中，借鉴国内外经验和措施，并结合我国的实际
情况提出的一项重要制度。同时，领导干部问责制也
是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完善领导干部行为规
范的重要举措，对于加强党政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
督，增强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更好地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具
有重要意义。
领导干部问责制，是指当行政人员未能认真履行
自己的职责，或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滥用行政权力、
违反法定职责和义务并在工作中造成重大损失时，由
特定主体追究其责任，令其承担其后果的一种责任追
究制度。实行领导干部问责制的目的就是让掌握公
共权力的党政领导干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其实质
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责任约束，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和 行政人员行为，最终达到权为民所用的目的。
２００４年９月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
定》中提出，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加强和改进对领导 班子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建立健全领导干
关于完善官员问责制的几点思路
龙源期刊网
关于完善官员问责制的几点思路
作者：刘宗让
来源：《理论探索》2009年第02期
[摘要]
最近几年，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实施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其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一要建立健全问责主体的有效问责体制，加强党内问责、人大代表问责及媒体问责；二要建立健全严格规范的问责程序，具体涉及到启动程序、调查处理程序、申诉复查程序及执行监督程序；三要建立健全官员问责监督制约体系，当前主要是完善党政信息公开机制，形成完整的监督体系；四要建立健全问责官员进退机制，设立问责官员复出制度。
[关键词] 官员问责制，对策，体制，程序，体系，机制
[中图分类号]D69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09)02-0119-03
所谓官员问责制，是指由各级政府及其政府部门、人大、执政党、民主党派、司法机关、新闻媒体、社会公众乃至政府官员自身等多元问责主体对由选举产生或政治任命的，应该为自己的言行及职责、义务的履行承担政治、行政、法律及其道德责任的党政官员进行责任追究的制度。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实施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其成效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按照政治体制改革和责任政府建设等要求加以衡量，还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官员问责制。我们认为，目前的关键是从体制人手，建立健全问责主体的有效问责体制、严格规范的问责程序、官员问责监督制约体系及问责官员进退机制。
一、建立健全问责主体的有效问责体制
问责制是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的有机结合。从问责效率看，在加强异体问责制的同时，考虑到异体问责的程序比较复杂，也要继续完善同体问责制，发挥多元化问责主体的作用，形成一种分工明确、程序周延、相互衔接、密切合作、监督有力的有效问责体制。当前，要着重加强党内问责、人大代表问责及媒体问责。
首先，要加强党内问责。根据中国共产党党章，党员受处分的方式包括撤职、免职、停职检查、通报批评、党内警告、行政记大过、免职、留党察看等，视情节的轻重而定。这些处分措施属于党内问责的范畴。按照党管干部的原则，作为涵盖所有官员的问责制，应该由各级党龙源期刊网
中国行政问责制的困惑与出路
中国行政问责制的困惑与出路
摘要：中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实践起于2003年5月12日的《公共卫生突发条例》，在此条例中第一次明确了各级领导在处理”非典”事件中的具体责任与义务。九年间，行政问责发生了由突发性事件向长效性机制的关键转变。但随着众多曾经的落马官员一个个官复原职，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也进入了深水区。当下，只有改革行政问责制度使之更加切合中国发展的实际，才能使问责制发挥功效，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关键词：行政问责 政府权力 政治体制改革
一.我国行政问责的必要性
（一）实现行政问责的法律必要性
责任行政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实体性基本原则体现了行政法的根本价值。作为指导行政法制定、执行、遵守以及解决行政争议的基本准则，贯穿于行政立法、执法、司法、救济的各个环节中。行政问责的实现体现了行政法的精神，是行政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从宪法角度讲，对政府进行行政问责制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将政府置于法律的监督之下使得政府依法规范自身行为，有助于我国实现依法治国。
（二）实现行政问责的政治必要性
当代社会已由臣民社会，人民社会转化为公民社会。在臣民社会中官员需要向君主负责，而在公民社会，按照民主法治精神官员应向公民负责。在公民社会中人们将自己行使国家事务与社会公共
事务管理的权力以法定形式委托给政府。所以官员要对公民负责。政府的责任始终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公众意愿，满足大众需要，维护公共利益。公民在行政中处于相对的弱势，只有对行政主体实施问责才会更好的保障法治与宪政。实现行政问责是我国转向公民社会迈出的重要一步。
（三）实现行政问责的现实必要性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为了解决传统官僚体制低效的内部问题，世界各国政府纷纷进行政府治理变革运动，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行政改革的浪潮。各国对政府管理理念、管理体制、组织结构、管理方式等多个方面进行变革，行政问责制应运而生。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政府，要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建设政治文明的双重目标，不仅需要优化管理结构，提高管理水平，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更需要接受来自公众和社会的审视与监督，以保证其决策的科学合理。行政问责制的启动和推广是中国政府在新的时代形势下，完善政府管理体制和方式、探索行政管理的新方法和新模式、提高政府管理效能的必然抉择。
负其所责,倾其所长——从基层工作思考问责制的现实意义
1 北湖分局红盾论坛第二讲 负其所责，倾其所长 从基层工作思考问责制的现实意义 ——北湖分局鲁塘工商所所长 曹阳军 （2010年4月23日） 不知不觉，我已在工商系统工作了18个年头。自走上工商工作岗位以来，我以一份强烈的事业心和一颗固守清苦的平常心，在工作中尽职尽责、任劳任怨。特别是在鲁塘工商所工作期间，我带领全所干部职工齐心协力，使鲁塘所各项工作在原有基础上都实现了新的突破，成为人民群众满意、当地党委政府和上级领导肯定的先进工商所。在实际工作中所获得的经验和教训更让我清醒地认识到，对问责制的理解和践行，在我们基层工作中有着不可或缺的现实意义。 今年，发生在郴州范围内关于领导问责的重大事件屡见不鲜。例如前段时间发生的郴州儿童医院工业氧事件，与黑心商勾结牟利的医院党总支书记李细莲最终受到了开除党籍的严重处分，而副院长、院长也相继给予了党内警告处分；今年3月份才查处的郴州血铅超标事件，在实施治污整治行动中发现有保护非法排污企业的“地头蛇”和“保护伞”，5名相关责任人付出了免职、撤职等“血”的代价。而一系列官员的纷纷落马，正是说明了中国的官员问责制在走向一个常态、刚化的阶段。 如果要追溯起问责思想的根源，早在古希腊雅典时期和古罗
2 马共和国时期，智者们已经在实践中探索如何防止权力的滥用，发展出了水平问责制。到了近代，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的第十二章论述了分权原则，他的主要观点是，如果立法权和行政权和为一体，那么操纵法律来谋取私利的可能性就会对人性的弱点构成极大的引诱。最好让立法者监督行政机构的行为——使之能够阻止行政机构的所作所为，却不能变成执行者本身。而休谟对社会契约论的批判则促成了这场思想革命，使有效的政治权力和公民的政治义务同政府的责任和对公民基本自由的尊重相平衡，这是问责制的追求，也是近代以来的重大观念转变，他认为政府是人类的创造物，但它的基础是人的自我利益，而不是任何契约。 2009年7月12日，中共颁布《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这是自2003年“非典危机”中共重启问责制以来，从传统惯例到成文规定的质的飞跃。条例规定了官员问责的七种情况，其中“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居首位。其他则包括用人失误、群体性事件处臵失当、滥用职权违法行政、工作失职、监管不当造成重大事故等7种情形。问责的方式包括：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这个条例是在中国一党执政的体系和背景下，结合中国传统特点而制订的。事实上，中国的问责制就是在一党执政和中国政治传统基础上的制度创新，是适合中国政治发展现状和国情的选择。它不同于西方利用选举和议会弹劾等民主责任制度对政府高官具体行事行为的制约，而是针对官员的执政能力、效力所给出
我国被问责官员非正常复出问题探究
我国被问责官员非正常复出问题探究
被问责官员非正常复出不但会引发群众对现行行政问责制度的广泛质疑，降低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而且会使群众对政府产生极大的不信任，甚至可能在群众中出现政治冷漠的不良现象。
标签：被问责官员；非正常复出；问题
前言：
在行政问责实践中，一些官员在被问责后以各种理由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复出，这不仅不利于发挥问责制度对于被问责官员的震慑与教育作用，而且给国家公务员队伍发出了错误的信号，这会使个别官员滋生权力滥用的侥幸心理，使他们认为只要不出错，就能保全自己，甚至把问责作为官员的避风港，这使官员问责制度形同虚设，极大地弱化了其应有的震慑及惩戒作用。
一、被问责官员非正常复出的原因
（一）官员与群众民主法治意识的淡薄
改革开放后，我国民主与法治进程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但由于受“官本位”思想和“人治”观念影响，一些行政官员的“官本位”意识依然浓厚、民主和法治观念相对淡薄，从而导致其执法不严、知法犯法；有的行政机关出于本部门利益的过度考量，在进行相关人事决策时甚至将自身部门利益凌驾于人民利益之上；此外，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群众的民主参与意识尚未完全形成，对于行政问责参与的意识与能力则更低。由此可见，一些官员民主与法治意识的淡薄、有的行政机构对于自身部门利益的过度考量及群众参与民主活动意识与能力的薄弱都对部分官员在被问责后的非正常复出起到了一定的放纵作用。
（二）问责制度不完善与官员复出机制缺失
1.问责制度漏洞
现行问责制度部分规定笼统，没有形成统一标准，缺乏实质性责任追究与法治约束，加上外部监督的缺失，导致在执行过程中操作性不强、主观发挥空间极大、问责结果随意，客观上为为更多官员的不负责任行为与非正常复出开辟了隐性通道。这些制度上漏洞造成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问责结果处理不规范，借问责方式保护官员，如以引咎辞职的方法逃避法律制裁或采取“替罪羊”式的问责方式等；二是忽视了对官员政治与道德责任的追究，而只是对涉事官员的法律与行政责任予以追究；三是对被问责官员的政治与法律责任界定不清，为滋生权力腐败提供了运作空间。
2024年三个问责办法学习心得体会样本(3篇)
第 1 页 共 7 页 2024年三个问责办法学习心得体会样本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问责制度日益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为了进一步完善问责机制，2023年我国提出了三个新的问责办法，分别是责任追究制度、绩效考核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在学习这三个新的问责办法的过程中，我深感其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和提高治理效能的重要性。以下是我在学习过程中的心得体会。
首先，责任追究制度是一种重要的问责手段。在社会管理和治理过程中，责任追究是一项重要的措施，可以有效地推动工作完成，并对未能履职的人予以相应的问责。通过建立和完善责任追究制度，能够形成工作责任明确、责任到人的氛围，从而促进工作的顺利进行。在学习责任追究制度的过程中，我深刻认识到责任追究是一项需要有问责意识和责任担当的工作，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做到言行一致，履职尽责。同时，责任追究也需要有一套科学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只有如此，才能公正、客观地评价每个人的工作表现，并对其进行相应的追责。
其次，绩效考核制度是一种有效的问责工具。绩效考核制度是一种通过对工作绩效进行评估和考核，以达到激励和惩罚的目的，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的方法。在绩效考核制度的学习中，我认识到绩效考核是一种全过程的管理方式，需要通过规范的指标和标准来评估工作的完成情况，同时还需要有一套公正、客观的评估方法和流程，才能使绩效考核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另外，在绩效考核中，除了对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评价外，还需要对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进行评第 2 页 共 7 页 估，以综合考核的方式来评价一个人或组织的整体绩效。通过绩效考核制度的引入，可以激发个人和团队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心，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
最后，信息公开制度是一种推进透明治理的有力手段。信息公开制度是一种将政府工作和决策过程中的信息公之于众的制度安排，可以促进政府的公开透明，增加政府的公信力和民众的参与度。在学习信息公开制度的过程中，我深感信息公开对于建立阳光政府、提高治理效能的重要性。通过信息公开制度，政府的工作过程和决策依据可以更加透明化，公众可以及时了解到政府的工作动态和决策结果，从而增加政府的负责度和公信力。同时，信息公开制度也可以为公众提供参与和监督政府工作的渠道，提高治理效能和决策的科学性。
被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
第２９卷 ２０１０年第５期２０１０年ｌ０月出版 攀登（双月刊） Ｎｅｗ Ｈｅｉｇｈｔｓ（Ｂｉｍｏｎｔｈｌｙ） ＶＯＩ＿２９ Ｎｏ．５．２０１０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０
被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
陈发桂
（中共广西区委党校，广西 南宁５３００２２）
摘要：我国的官员复出机制，面临着非公开化、非责任化、非透明化、社会认同度低的困境。如何有效解决被问 责官员复出面Ｉ】盏的现实困境，本文从四个方面予以了回答，即完善问责的基础，明晰官员的职责和构建相应问责程 序，这是建立被问责官员正常复出机制的前提；转变问责的模式，由“权力问责”转变为“制度问责”，使被问责官员 复出具有制度上的正当性；建立官员复出的回应机制，使体制外的“权利问责”与体制内的“权力问责”、“制度问 责”形成完整体系，以减少官员复出的外部阻力；建立多元化的问责主体，以提高官员复出的社会认同度。 关键词：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理性化建构 中图分类号：１）０３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ｏ０１—５６４７（２０１０）０５—００３８—０５
２００８年以来全国各地发生的诸如瓮安事件、三
鹿奶粉事件、襄汾溃坝等事件中，众多官员被问责。
但众多被问责官员的背后，是“问题官员”的频频复
出现象，围绕被问责官员的复出，质疑之声铺天盖
地。问责官员的每一次复出，之所以容易引起争议，
主要是因为民众对官员复出的原因、条件和程序不
清楚，而复出的非公开化本身就无详细规章可循。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目前尚无关于官员复
出的条件、程序等内容，《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
定》第二十九条中“根据辞职原因、个人条件、工作 需要等情况予以适当安排”的规定，也显得过于模
糊。从制度正常化的角度来说，官员应当能上能下，
但由于问责制度本身的缺陷引发社会舆论的高度关
切，官员的复出已经很难被社会认同。尽管中共中
央政治局会议于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２日审议并通过《关
“问责风暴”所思——探析我国政府官员问责制
新视角
“问责 风暴 ，， 所思
探析我国政府官员问责制
刘刚花宇南 （青海民族学院，青海西宁８１ ０００７） 摘要：“非典”期间引发的官员ｉ－－１责已经风靡全国，这次风暴并非偶然而是我国政治文明发展和政府治理 理念不断成熟之必然。问责制在国外虽然有着相当长的历史，但在我国从正式启动至今还不到两年的时间， 在诸多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建设和完善。本文先从问－ｉ－－＊ｑ的产生及提出入手，然后解读了我国实行问－Ｉ－＊，Ｊ存 在的问题，最终提出构建我国官员问责制的途径。 关键词：问责风暴；问责制；问题；途径
一、”问责风暴”产生背景及政府官员问责制的提出 从ＳＡＲＳ期间当时的 生部部Ｋ张文康、北京市市 长孟学农被免职以来，仅仅两年左右的时问，巾石油集 团、北京密云、浙江海宁、湖南嘉禾、安徽电阳、中国 疾控中心等地区和机构的… 大批官员，又先后 重大责 任事故和违纪违法事件 纷纷“落马”或遭严厉处分。温 家宝总理在《政府Ｊ＝＝作报告》中就指出，“政府的一切权 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 懈怠”；“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而且 不久前公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明 确写入了“询问和质询”、“罢免或撤换要求及处理”等 内容。这表明，我国政府问责开始走向制度化。即要建 立健全“明确责任一实施问责一责任追究”的制度体系。 它意味着，不仅应当对行政作为不当的官员追究行政责 任，而且还要对行政不作为的平平庸庸、百姓不满意的 官员追究行政责任：不仅应当追究行政责任，还应当让 个人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只有这样，才会让他们在决策 和管理时审慎，切实对人民利益负责。据悉，即将实施 的《国务院依法行政纲要》，强调依法行政最后也将要落 实到责任追究上。种种迹象都表明“问责风暴”正在中 国政坛掀起。 在ＳＡＲＳ Ｌｊ５玑以后，两名正省部级主要领导的辞职，及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这两个条例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政府问责制度的 开始。问责制，即责任追究制，有什么权力，就要负什么 责任，有多大权力，就要负多大责任。有权必有责，政府 官员必须为ｆｌ己的失职承担责任，付出代价。实施问责制， 有利于提高我们领导＿ｆ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政治责 任心；有利于澄清吏治，做到制度反腐；有利于解决干部 队伍的能上能下问题。布坎南曾说，如果约束机制不能提 供一种良性压 ，以确保任何人在某一特权地位时均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