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问题
浅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问题
摘 要：刑讯逼供一直是我国刑事司法体制中的一项痼疾，是导致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确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刑事证据规则发展过程中的一大进步，但是在我国多年的惯常司法实践和既定司法体制下，应冷静分析《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在本身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和瑕疵，以期有助于未来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
关键词：刑讯逼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法治
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述
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或《规定》）共15条，主要包括实体性规则与程序性规则两方面的内容。司法界和法学理论界均对该《规定》作出了较高评价这次‘两个规定’，尤其在刑事诉讼法制方面，实现了对违法诉讼行为实行程序制裁的最终目标，反映了我国民主法治的进程。 然而，与当下多数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通过状况相同，人们有理由思考这一规定将来的执行状况，拷问其实践有多大的可操作性。不同机关基于其不同职能、立场的考量和博弈，也反映在“两个规定”制定的过程中。仅从目前该规则的文本出发，该规则在复杂的刑事司法体制与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前景不容乐观。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存在的问题与分析
（一）非法言词证据的含义与范围
《规定》第一条将非法言词证据分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列举了非法手段，但只是列举了一小部分，用一个“等”字作为兜底描述，在被告人供述这一方面，这个证据规定明文规定了刑讯逼供，除此之外，比如说以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获得的被告人供述，算不算也应该排除的范围？通过引诱、欺骗等方法获得的证人证言、被告人陈述、被害人陈述要不要排除？在规定中都没有具体说明。陈卫东教授提到“非法证据除了以违反法定程序的方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外，还来源于以下违法取证行为所获得的证据：以暴力、胁迫、利诱、欺诈、违法羁押以及饥饿、疲劳、声光刺激、冻晒、精神折磨等软性的刑讯逼供的方法和使用麻醉剂、违法窃听等不正当方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近年来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各种非法获取口供的手法正在逐步由赤裸裸的暴力转化为非暴力的软性逼供或者变相逼供，比如车轮战、冻、饿、烤、晒、固定蹲姿，疲劳战术等，这些不会留下物理伤害痕迹的手法能否被解释为刑讯逼供不无疑义，可以预见两规定有关刑讯的条款在实践中必然会面临着再解释的需求，因为其无法涵盖侦查实践中层出不穷的非法取证手段。”
关于言词证据的涵义和范围，从现实的层面和世界各国的现状来看，侦查谋略或侦查策略都在被运用，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在立法手段上是可取的。而引诱、欺骗等方式与暴力威胁手段又是不并列的，因此未予列举确属不妥。对于引诱和欺骗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并没有被包括进来，这是它不科学的地方。但我们清楚之所以要做出这样的重大妥协, 主要是考虑到两部司法解释对排除规则适用范围的界定假如过于宽泛的话，就势必给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侦查活动带来太大的冲击。造成侦查破案的较大困难，使得两部司法解释的制定初衷无法实现。
（二）当事人难以有效参与，对检察院排除非法证据难以进行有效监督制约
《规定》中的第三条，是对《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50条第9项审查起诉时必须审查“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规定的详细阐述，明确了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阶段，对于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具有主动性。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当人民检察院发现有关证据为法律禁止使用的证据时，应本着中立、客观、公正的立场，加以排除，并且对非法取证的行为加以监督制约。从质量角度考虑，检察机关作为国家追诉犯罪的机关，应该要客观、全面地揭示案件事实的本来面目，有效打击犯罪，防止冤假错案。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阶段，主动有效排除非法言词证据可以保证起诉的质量。从效率角度考虑，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阶段对非法言词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的话，则可为后续审判大大提高诉讼效率。
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阶段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是一个单一排除的模式，是一种封闭状态下进行的，犯罪嫌疑人、委托代理人或是辩护人并没有充分参与。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可以不受限制地会见当事人，了解案件线索的情况。而审查批准逮捕实际上是在侦查阶段，作为律师去会见当事人，包括和当事人的沟通了解，从辩方的角度，起到的作用很有限。作为律师来说，他不了解整个案件的情况，很难来启动非法言辞证据程序，没有一个确实的证据获得渠道，最多就是从当事人言辞交流的基础上获知一些信息。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前提是被告人或者辩护人要提供刑讯逼供或非法言辞证据的线索和证据。被告人或其辩护人需要找到切入点去获得这些线索和证据，如果不能够提出就意味着这些证据是不能够上法庭的。
（三）非法实物证据实践中难以排除
非法证据涉及面较广，具体处理时如何把握也很复杂。《规定》排除的非法证据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这基本符合国际范围内对非法证据的限定范围。我国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却一直奉行“树有毒而果香甜”的态度。以为不认“毒树”而仅食“果”是利于破案定罪的无奈之举，更是利害权衡下的理性选择。
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不用绝对排除，而用裁量排除规则，主要是由实物证据的性质所决定的，与非法言词证据相比，实物证据具有以下特点：真实性强，可信度高。实物证据是本来就客观存在的，其对案件事实的客观证明价值不会因取证程序的违法而削弱，故一般应予采信。在一定范围内采纳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不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合法权利构成重大侵犯。实物证据的来源与言词证据不同，前者客观存在；而后者则来自于人的供述表达。前者较多地针对地点、场所、物品等实施，有时也会涉及人身；后者则主要针对人实施。违法收集物证一般侵犯的是公民的住宅权、财产权；而违法收集言词证据更多的是侵犯公民的人身权。从权利的性质来看，后者更为基本和重大。因此，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的采纳，可以适当放宽限制。但是，尽管采纳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有助于案件事实真相的发现，并且对人权保障的消极作用也较为有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均可采纳。但如果非法取证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通信、住宅等宪法性权利的，除非相关犯罪为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重大利益的犯罪，否则一律排除其适用。因为如果这些基本权利受到非法侵犯，由此而带来的危害就远甚于因排除这些证据导致放纵犯罪而造成的危害。毕竟，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是通过非法程序获得的，不加限制地采纳此种证据，会危及法律的权威、损伤司法尊严。因此，要由法官综合违法行为的性质以及对违法侦查的抑制等方面的情形，根据具体案情加以权衡决定，判断书证、物证是否明显违反法律取得，是否可能影响公正审判，是否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从而裁量是否排除非法实物证据。实际上非法实物证据之所以相对排除，一是因为取证手段一般不会侵犯基本人权，只是取证程序有瑕疵，二是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一般不会影响证据的真实性。当然，在规定对于非法取得的物证原则上承认其效力的同时，应当牢记一个例外：即如果采纳会严重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利益，严重妨碍司法公正要排除，以保证社会价值均衡得到实现。
三、徒法不足以自行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并得到有效落实足以体现一国刑事司法的文明程度与权利保障的力度，虽然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争论已经持续进行了一个多世纪，但是对于它继续存在的价值是没有异议的。无论是何种诉讼模式或法律制度的国家都普遍认为追求事实真相的诉讼目的不能是刑事诉讼唯一的、绝对的和毫无限制的价值。它应受到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价值等的限制，法律的制定应给这些价值的平衡留有空间。要使这些富有创造性的法律条文得到贯彻和实施，而不至于变成形同虚设的一纸空文，中国司法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也有一系列艰巨的改革任务亟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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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_钓鱼_执法
2009年 法商论丛 第六卷
- 25 - 浅议“钓鱼”执法 宋曼曼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 100088） 摘 要：“钓鱼”执法不同程度地存在于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中，而不管从“钓鱼”执法基本方式，还是从诱惑取证的严格限制，公民在“钓鱼”执法中都不应受到惩罚。“钓鱼”执法无法体现依法行政的要义，破坏了法律的公正威严性，有损政府威信，还破坏了社会公民之间的基本信任。“钓鱼”执法现象泛滥，归根到底是由执法经济利益诱惑导致。要从根本上杜绝“钓鱼”执法，我们必须从经济、思想、立法、体制各方面进行改革完善。 关键词：“钓鱼”执法 信用 执法经济 “钓鱼”执法事件近年来层出不穷。2009年9月8日，上海闵行区的司机张军遭遇“钓鱼”，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在诱骗其落入“钓鱼”陷阱后，对其作出了罚款一万元的行政处罚。10月14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司机孙中界驾驶面包车行驶，一男子恳求搭车，几分钟后两辆车上前包围，认定其非法营运并扣押车辆，随后孙中界断指以示清白。媒体高度关注，报道不断，连央视新闻也作了相关报道。维权律师郝劲松在向有关单位举报的信件中说，孙中界和张晖遭受钓鱼执法仅揭露了冰山一角，近日上海车主纷纷向他反映被“钓”遭遇，保守估计上海每年有数千车辆被栽赃陷害，同时全国其它各地也有大量车主来信和电话向他反映。“钓鱼”执法事件触及了人们的道德底线，广大公众通过多种互动形式表现出了对“钓鱼”执法的热切关注。 从目前行政执法的实际状况来看，“钓鱼”执法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公安、交通、技监等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中。“钓鱼”执法，是刑事司法中的诱惑侦查手段在行政执法活动中的运用，是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特意设计一些能诱发行政违法的情境，或者根据违法活动的倾向性向行政相对人或者其它调查对象提供实施的机会和相关环境条件，以此来收集相关证据和掌握相关信息，并对行政违法相对人作出相应的处理。① 一、“钓鱼”执法的对象不具有应受惩罚性 “钓鱼”执法的针对对象具有不特定性，公民在“钓鱼”执法情况中是否具有应受惩罚性有待商榷。“钓鱼”执法有三种基本方式：当事人本身有违法或犯罪企图且已经实施但尚未显露的“显露式”，当事人本身没有违法犯罪意图而执法部门采取行动勾引其产生违法犯罪意图的“勾引式”，当事人本身没有违法犯罪意图而遭执法部门陷害使其产生违法犯罪意图的“陷害式”。“显露式钓鱼”执法中，当事人若本身已有违法犯罪企图且已经实施，执法机关为了将其绳之以法而设套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6条规定：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和收集有关证据，2002年l0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7条规定：“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和“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由此可见，所设之套及设套获取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公民违法犯罪的定案依据。而“勾引式钓鱼”执法和“陷害式钓鱼”执法是没有违法意图的当事人，在执法人员的引诱或陷害下才从事违法活动，行为不具有应受惩罚性。 此外，法治国家的诱惑取证是受到严格限制的，绝不能由所谓的“协查员”、“正义人士”操作。正如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所言，群众可以取证、录音、举报，但拔车钥匙等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行为一定要有合法的行政授权，不能随意委托别人去做，更不能以市场方式，协助抓一个车给多少钱。一旦与“执法”利益相关，他们便不能独立于案件之外，很可能为了实现利益而作出“引诱”当事人的行为，所提供的证据在法律上大打折扣。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和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均明确规定，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只能作为补强证据，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钓鱼”执法中的“钩子”既属于陷阱的设计者，同时又作为证人身份出现，双重身份使“钩子”成为“利害关系人”。因此，“协查员”、“正义人士”等“钩子”的举报行为不能产生完整的证据效果，不能仅凭他们的言行及证据来断定公民在“钓鱼”执法中的应受惩罚法性。 不管从“钓鱼”执法基本方式，还是从诱惑取证的严格限制，公民在“钓鱼”执法中的应受惩罚性都无法从法律层面上得出肯定答案。 二、“钓鱼”执法无法体现依法行政的要义 “钓鱼”执法是行政主体主导和控制下的一种行政执法行为，按理说应当遵循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事实上却无法体现依法行政的要义。 首先，“钓鱼”执法没有合法依据。合法行政要求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做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义务的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所设之套及设套获取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公民违法犯罪的定案依据。“钓鱼”执法不符合合法行政原则。 第二、行政执法不具有“钓鱼”必要性。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刑事侦查活动中，诱惑侦查被当作一种正当的侦查技术和手段，广泛地应用于许多隐蔽性强、侦查难度大的案件，诸如贩毒、非法武器交易、走私等。刑事侦查中的“诱惑侦查”具有严格的限制条件，必须是针对已经掌握犯罪证据的犯罪嫌疑人，而且是特殊情况下使用的侦查手段。行政机关若是为了有效地打击组织化秘密化的行政违法案件，特殊情况下采用形式司法中诱惑侦查手段无 2009年 法商论丛 第六卷
浅议检察机关刑事诉讼监督
浅议检察机关刑事诉讼监督
[摘 要]法律监督是我国检察制度的根本属性和理论基础，具有法定性、权威性和专门性。实践中，检察监督基本局限在诉讼领域。与民行诉讼监督相比，立法机关对刑事诉讼监督更加重视，法律规定也相对较完善，但仍存在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和宽泛，程序缺乏可操作性，措施缺乏强制性等问题。文章针对目前刑事诉讼监督面临的现实问题并结合新刑诉法的修改，浅谈如何完善检察机关刑事诉讼监督。
[关键词]刑事诉讼；检察监督；司法公正
一、刑事诉讼监督的内涵和立法规定
所谓刑事诉讼监督，是检察机关对参与刑事诉讼的侦查（含自侦部门）、审判、执行等机关以及律师和其它诉讼参与人的活动进行调查，对其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判定，从而支持、反对并提出纠正意见或者抗诉等检察业务活动。刑事诉讼监督是一种刑事诉讼司法救济程序，当出现刑事诉讼活动可能造成司法不公时，检察机关将依法提供司法救济。因此刑事诉讼监督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刑事诉讼活动正确合法地进行，保障刑事案件当事人的正当权利，防止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正，确保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将刑事诉讼监督分为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刑事裁判监督和执行监督。其中审判监督是程序性监督；刑事裁判监督是对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的监督，是实体性监督，这两项监督也可统称为审判监督。
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监督问题备受人们关注。新刑诉法在司法实践基础上，为强化法律监督，进一步完善了监督内容，增加了相关规定。如：首次建立了对各种违法侦查行为的投诉处理机制；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环节；简易程序派员出庭；对暂予监外执行以及减刑、假释的监督等。
新《刑事诉讼法》相对1996《刑事诉讼法》加大了立法容量，填补了很多缺失，扫除了部分监督盲点，将一些游离于法律监督之外的诉讼行为纳入监督视野。但考虑到司法实践，诉讼监督工作仍面临一定的挑战。如对被监督机关的监督措施缺乏强制性，只有建议权，没有命令权，监督刚性不足；监督程序过于原则，不易操作。
浅议我国对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的借鉴
第18卷第5期2006年10月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JournalofLiupanshuiTeachersCollegeVo1.18NO.5Oct.2006
浅议我国对“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的借鉴
刘琴
(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政教系;贵州水城553004)
摘要:国外施行较成熟的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在我国法律中并未得到明文肯定，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有用污点证人来指证其他被告人的案件。通过介绍国外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概念性质及其来源和应用效果，结合实践探讨在我国建立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借鉴方式。关键词:污点证人;豁免制度;借鉴;探索中图分类号:D905.2文章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55X(2006)05-0017-03
DiscussionabouttheExemptibleSystemof"StainedWitness"inChina
LIUQin
(PoliticalEducationDepartment,LiupanshuiTeachersCollege;Shuicheng553004,China)
Abstract:InChina,theexemptiblesystemof"stainedwitness"isnotaffirmedclearlyinourlaw.Butinthe
practiceofjustice,itisusedinmanycases.Thisessayistryingtointroducetheexemptiblesystemof
"stainedwitness"abroadtodiscussthenecessityandfeasibilityofthesamesystem'sestablishmentin
China.
Keywords:"stainedwitness";exemptiblesystem;borrow;explore
在香港的警匪片中我们经常听到“污点证人”一词，那是因为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
浅析“死磕派”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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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死磕派”律师
作者：储贝贝
来源：《山东青年》2016年第11期
摘要：
近年来，刑事辩护在司法大环境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其中“死磕派”律师的出现和活跃就是一大体现，律师“死磕”现象出现后在社会激起不小的波澜，对于其出现的原因和存在是否合理也引发了强烈争议。故本文对于其形成的原因和出现和活跃后带来的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进行系统归纳和总结，并在其消极影响的分析基础上，提出一些相应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死磕派”；程序违法；辩护制度；司法独立
近年来，部分辩护律师法庭上据理力争，对司法程序上的违法违规行为不依不饶，同时利用网络空间不断发声，寻求民间舆论的支持，给法院的审判带来巨大压力，迫使法院做出不同程度的让步，这类律师被称为“死磕派”律师。
一、“死磕派”律师的形成原因
1.立法缺失。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可操作的程序性辩护制度，2012年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有关程序违法和程序性辩护的规定少之又少，很多司法实践中常见的程序性问题都没有相关法律的明确规定。
2.司法不够独立。在我国，司法独立很难实现，司法机关在行使职权时，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预而阻碍司法审判的进程。
3.办案机关办案程序违法。部分公检法部门在办案时往往会利用职权，动用非法手段获取证据，导致权力滥用和冤假错案的发生。由于公检法部分与律师司法位阶的不对等，程序违法取证难，律师无法通过正常诉讼手段行使诉权，只得通过“死磕”这一特殊方式。
4.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一直以来，我国在司法实践中都重实体、轻程序，对于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机关程序性违法的危害性也认识不足，少数办案人员仍然保留着“程序虚无主义”的思想，重结果而轻过程。
二、“死磕派”的利弊分析
“死磕”的积极意义
幸普森案与佘祥林案对比
“辛普森杀妻案”与“佘祥林杀妻案”之比较
——浅议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辛普森案与佘祥林案之比较
美国人说：“辛普森杀害妻子的鲜血连上帝都看见了，但法律没看见，所以辛普森无罪。”其实，辛普森能够洗脱罪名，关键在于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中，遵循程序正义的原则，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获取的证据的效力，即著名的“毒树之果”法则规定，通过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搜查、询问等侦查活动获得的证据材料不得在审判中作为证据。该法则不仅适用于违反证据规则而获得的实物证据和言词证据，而且适用于由违法收集的刑事证据而获得线索的证据，即“毒树之果”。实际上，美国宪法和司法制度的核心，是限制国家公权力，注重保障公民权利和遵循程序正当原则。而与辛普森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湖北佘祥林杀妻案屈打成招被判罪。因为“被害人”佘妻突然现身，入狱 11 年的佘祥林被法院宣判无罪，才最终重获自由。案的教训是沉痛的，为了得到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违反法定程序，乃至刑讯逼供，使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被随意践踏，人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而造成冤案的症结是我国司法观念中的注实体公正、轻视程序正义，仅把程序作为实现实体公正的手段或工具，却忽视了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
二、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
程序正义或程序公正，是相对于实体公正的概念，强调司法活动过程本身的严格和平等，信奉“程序正义”或“正当程序原则”。 西方学者对法律程序本身的公正性和正当性的探讨大多以传统上的“自然正义”为思想基础，其核心是“法律的正当程序”。“所谓正当程序，是指任何权益受判决结果影响的当事人都有权获得法庭审判的机会，并且应被告知控诉的性质和理由，合理地告知、获得庭审的机会以及提出主张和辩护都体现在程序性正当之中。”广义的非法证据是指证据材料的主体、来源、形式、取得的程序和手段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要求的证据，狭义的非法证据仅指侦查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方法而获得的证据，亦即手段不合法或程序不合法的证据。本文所讲仅指狭义的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国家执法、司法工作人员使用非法手段或非法程序获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诉讼中作为不利于被告的证据。该规则最早起源于美国。美国联邦宪法第 4 修正案规定:“人民保护自己的人身、住宅、文件及财产不受任何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容侵犯，除非是有某种正当理由，并且要有宣誓或誓言的支持并明确描述要搜查的地点和要扣留的人或物，否则均不得签发搜查证。”但是该修正案并未自动产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1914 年在威克斯诉合众国一案的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如果不排除违法搜查或扣押的证据，那么宪法第 4修正案将毫无价值可言，从而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违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对非法证据的取舍，本质上体现了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价值冲突。一般主张程序正义优先的国家和地区均对非法证据的效力作出否定性评价。因此，刑事非法证据在排除的时候，既要考虑维护法制、保障人权，又不能影响打击犯罪，二者应兼顾考虑。
瑕疵证据文论文
浅议瑕疵证据
摘要：“瑕疵证据”概念的提出具有理论上的突破性，促进了证据分类的合理性，是中国司法实践的需要，有利于实务中界定和排除“非法证据”，是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理性权衡，而司法实践中“瑕疵证据”规则既可能被误用致使打击犯罪的实质正义难以实现又可能被滥用助长侦查本位主义而使得程序正义难以得到保障。
关键词：瑕疵证据；非法证据；实质正义
一、瑕疵证据的概念
2010年6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两者合称“两个《证据规定》”）。“两个《证据规定》”率先确立了“瑕疵证据”的概念，从而实现了证据分类方法的突破，实现了从传统的“合法证据”和“非法证据”的两分法到“合法证据”、“瑕疵证据”和“无证据能力的证据”三分法的理论创新。
所谓“合法证据”，是指完全符合法定要件，具有证据能力，可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所谓“无证据能力的证据”，是指欠缺合法证据的构成要素而自始不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所谓“瑕疵证据”，是指存在“瑕疵”或“缺陷”，证据能力待定的证据。瑕疵证据的本质特征在于其违法情节的轻微性。因为这种违法情节的轻微性，使得瑕疵证据具有法政策上的可容忍性，即只要能够通过“修补”（补正）或“稀释”（合理解释），消弭其违法性瑕疵，即可挽救该
证据，使其具备证据能力。瑕疵证据最终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取决于其瑕疵是否得到补正或合理解释：若能得到补正或合理解释，则该证据即具有证据能力，旋而转化为合法证据；若无法予以补正或合理解释，该证据即不具有证据能力，旋即归入无证据能力的证据行列。
二、确立瑕疵证据的科学性和正当性简述
“瑕疵证据”概念的提出，从证据能力的角度将证据区分为三种类型：“合法证据”、“瑕疵证据”和“无证据能力的证据”。其中“瑕疵证据”更准确的名称实为“证据能力待定的证据”。前文在引出“瑕疵证据”概念时已强调了其对证据分类的理论突破性，这种进步性在于其促进了证据分类的合理性，修正了“两分法”逻辑分类上的错误。事实上，“瑕疵概念”除了具有逻辑的合理性外，还有如下重要意义：
浅议新刑诉法形势下检察机关人权保障途径
浅议新刑诉法形势下检察机关人权保障途径
[摘 要]新刑事诉讼法坚持惩罚犯罪与人权保障并重的价值取向，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第2条，同时全面强化了法律监督，通过权力监督实现人权保障的目的。新刑事诉讼法在促进民主和保障人权方面有了重大的突破，对检察工作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如何应对新刑事诉讼法的要求，进一步做好人权保障工作，是下一阶段检察工作的重点。文章就检察机关在新刑事诉讼法的形势下如何开展人权保障工作展开讨论并提出相关措施，进一步加强人权保障。
[关键词]新刑事诉讼法；检察工作；人权保障
人权，是指与人的生命密切相关的、为满足作为个体或群体的人的生活需要并改善这种需要而产生的一系列权利的总和。①2004年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写入宪法，是我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历史性进步。2013年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是自宪法规定后，部门法首次有了人权规定，将尊重公民诉求、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一、新刑事诉讼法在促进民主、保障人权方面的重大突破
新刑事诉讼法坚持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的原则，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更着重于保障诉讼参与人和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起诉和审判中的诉讼权利及其他合法权利。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
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告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②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是新刑事诉讼法的一大亮点，宣示了现代刑事诉讼制度“毒树之果”的法律原则，具有重大意义。
浅议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对证人证言制度的影响
浅议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对证人证言制度的影响
[摘 要]随着新的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刑事诉讼对证人证言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势必会改善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率低的难题，进而提高刑事案件审理的公正性。文章主要从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对证人证言制度的修改来分析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对证人作证制度的意义和影响。
[关键词]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证人证言制度；证人出庭作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都明确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也即证人出庭作证应为一般，有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不出庭作证应为例外。但是在我国长期司法实践中，该规定的精神并没有能够在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得到体现，相反，证人不出庭作证成为一般，证人出庭作证成为例外，证人出庭作证率极低，据实证调查显示，刑事一审中证人出庭作证率普遍在3%以下，有的地方甚至不足1%。[1]这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有关，随着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各种影响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律精神得以体现的因素将会得到摒弃，证人作证制度会得到不断地完善。
一、影响证人出庭作证的主要因素
（一）法律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缺乏刚性
证人出庭作证作为程序公正的底线应当在立法中得到确认。[2]立法规定证人出庭作证的同时规定例外情形符合科学立法的原则，但是，对例外情形的规定没有给出更为严格的硬性标准，使得证人出庭作证一般、不出庭作证应为例外的法律原则在司法实践走样。这削弱了出庭作证作为一种义务的严肃性和强制性，而缺乏刚性的立法往往会使原有的法律精神和原则在司法实践中被架空。
其次，审判机关对不出庭的证人的书面证言的认可和采信也是证人出庭作证这一法律原则被架空的重要因素。《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对证据证明规则的变通实际赋予了书面证言与证人出庭作证具有同等的证明力，使得证人出庭作证这一最佳的状态在司法实践中得不到应有的维护。这也使得证人证言在庭审中交叉询问的查证以发现案件真实的应有效果难以实现，也就难以使庭审结果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观现实。
浅议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于言词证据的运用
浅议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于言词证据的运用
发表时间：2013-08-30T17:04:17.700Z 来源：《中国商界》2013年第6期供稿 作者： 陈 瑶/
[导读] 排除合理怀疑不要求达到绝对确定的无疑程度。
陈 瑶/南京大学法学院
【摘 要】刑事诉讼中的言词证据是证据分类中常见的一种证据，但其自身客观性较差、易失真的特点给对其审查、认定工作带来了一定困
难，直接影响案件的质量。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特定的诉讼时空中某些客观真实是难以达到的。在涉及国家刑罚权运用的刑事证明
中，对言词证据证明事实的程度应当追求排除合理怀疑的最大限度的盖然性。
【关键词】刑事诉讼；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言词证据；适用要求
一、“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概述
排除合理怀疑制度最早产生于18、19世纪的英美法系国家。其通说的概念是：在刑事审判中对于事实的认定，已没有符合常理的、有根据的怀疑；对构成犯罪所需的每项证据都达到了确信的证明程度，否则不得宣告被告人有罪；如果被告人有无罪的可能且无法排除该可
能，则裁定其无罪。该标准注重证明标准中的主客观平衡性，呈现了表达形式的主观性和实质追求的客观性相结合的特点；对客观性的追
求和评判的同时又注重了人们的主观认识在诉讼证明活动中的重要性。在英美等国，它是判定被告人有罪的最高标准。
我国传统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中，“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证明标准是以客观性为认识基础，着重强调对案件的认定要以达到客观事实为标准。长期以来，有些学者反对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主要原因在于认为它缺乏客观性。从
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来看，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的的证明标准仍然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同时，第五十三条也作出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
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中国政法大学樊崇义教授对此解读为，前两项规定属于
浅议我国刑讯逼供现象及应对策略
1 浅议我国刑讯逼供现象及应对策略
论文摘要
人类文明的进步是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共同进步的历程。然而随着阶级意识与政治团体的出现，进步的历程中出现了许多与文明相悖的行为。本文就代表阶级意识形态的司法关系中存在的一个典型的丑恶行为――刑讯逼供进行论述。文章就刑讯逼供产生的历史根源，现行司法体制中存在的弊端，以及司法人员主观意识的认定，认为取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是控诉其有罪无罪的直接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从执法人员的执法心理进行分析同时对社会行为的监督与司法内控监督的不到位等原因进行论述。从主观和客观的方面研究刑讯逼供产生的根源。刑讯逼供产生的社会危害从司法理论的构建形态到刑讯逼供对社会民众的现实生活中产生的危害进行剖析,得出刑讯逼供这一违法的代表司法制度倒退的司法行为应该让其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消失。从维护公民基本生存权利，维护人权的核心为出发点，证明刑讯逼供在司法实践中对证据取得产生的不利方面进行表述。得出论证的结果是刑讯逼供是违法行为，是不文明的执法行为，是执法人员知法犯法的表现，破坏了法律在公众心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严肃性。以维护司法公平、公正的原则，从实际生活的角度对如何克服和杜绝刑讯逼供提出一些看法。
关键词：刑讯逼供、无罪推定原则、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反对强迫自证其罪 2
随着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依法治国国策的确立，人民群众生活中法制意识的不断增强，坚持严格执法、文明依法公平、公正办案已成为时代发展的需要。而刑事诉讼制度做为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明程度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民族整体素质的标尺。然而就在诉讼文明化日益得到彰显的今天，刑讯逼供这一野蛮的原始司法取证行为，在各国法律规定中属非法取证行为。尽管许多国家都在法律中废止刑讯逼供。但在各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仍有大量的秘密刑讯和变相刑讯存在。在依法治国的现代中国，由于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以及现行法律制度等方面的缺位。刑讯逼供现象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禁而不止，由此所造成的危害影响令人深思，让人震惊。刑讯逼供行为不再是司法工作人员的个案，其带来的恶劣社会影响，不仅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事业造成了极大陨害。因此我认为探讨当前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危害以及应对措施已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