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哈贝马斯协商民主的现实价值
浅析哈贝马斯协商民主的现实价值
[摘 要]民主是法治的重要价值因素，虽然现代国家民主进程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但各国依然选择以维护公民的民主权利作为政治生活的重要路径。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在提出交往理论的基础上发掘了较有新意的协商民主论，希望通过交往行为来达到一种和平稳定的社会状态。
[关键词]哈贝马斯；协商民主；交往理论
哈贝马斯，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社会理论家之一，是西方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中坚人物，他继承和发展了康德哲学，致力于重建启蒙传统，视现代性为“尚未完成的工程”，①并提出了著名的交往理论。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正是以交往理论为基础而提出，哈贝马斯认为民主不应该建立在国家基础之上的，而应该将其放置于公共社会这样一个社会整体中亦即公共领域中去实践，在这个领域中，公共意见形成过程、相关的选举过程以及立法决定之间形成了交往，这种交往的目的是确保能够通过立法过程而把舆论影响和交往权力转化为行政权力。
一、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
（一）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交往理论
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其实是交往理论在政治领域中的进一步升华，他的交往理论是一种程序性的、规范性的理性。在哈贝马斯那里，社会行为有四种类型，一是目的论行为；二是规范调节的行动；三是戏剧行动；四是交往行动。这种交往理论并不是建立在某种共同的价值观内容的基础上，而只是说明交往行动中的方法及规则，而交往行动中参与者主要有三种权利：即任何有能力的人都可以参加辩论；而任何人都可以质疑任何主张并表达自己的期望，同时任何人都不能以强制力来妨碍上述两方面权利的行使。这样就保证了公民在参与过程中的平等和自由，保证了结论的合理性及其公平性。
（二）协商民主的发展
其实协商民主最早可以追溯到雅典公民大会中，大会中与会人员权利平等，每人都具有发言权故需采取协商解决的方式。而在中世纪时期的意大利，国家重大决策都要经过反复协商，最后会用公开投票的方式作出决定。延续到近现代，协商民主有了多种不同的类型，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协商民主成为选举民主的重要的补充方式。
近现代西方民主理论中自由主义、共和主义以及协商民主已渐成三足鼎立的模式。而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的提出是在交往理论的基础上并且整合了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观点而诞生的，协商民主从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中采纳了一些成分，并且将这些成分整合进理想性协商程序和决策程序的概念之中。在哈贝马斯
看来，商议性政治的成功并不是决定于国家有一个具有集体行动能力的全体公民，而是在于具有相应的交往程序和交往预设的体系，还包括商议过程同非正式地形成的公共舆论之间的共同作用。
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不是建立在国家的基础之上的，而是将之放置于公共社会这样一个社会整体中亦即公共领域中，在这个领域中，公共意见形成过程、相关的选举过程以及立法决定之间形成了交往，这种交往的目的是确保能够通过立法过程而把舆论影响和交往权力转化为行政权力。这种协商理论的另一个作用在于通过这种交往过程中形成的民主意见和意志，可以为受法律和法规约束的行政部门的决策提供合理化的解释。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样一个公共领域的交往过程可以形成一个分布广泛的传感器网络，这个传感器能够对全社会范围的问题状况做出反应，并且能够产生具有影响的舆论。②
任何一个制度的运行都需要有运作机制的支撑，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当然也不例外，哈贝马斯也提出了有关民主的相关程序以维护这种制度的顺利演进。这种程序其根本在于能够保障所有参与者的自我理解。它是在确保公民的个人自主的同时，保证公民自愿地在理想言谈情境下进行平等协商与充分讨论，使一种非正式的政治意见形成过程与政治意志形成过程保持良性互动，通过民主程序使法律与政治、伦理、道德重新联系起来，从而产生合法之法。而自由民主义中过多地强调人权、自由而有忽略民主之嫌，甚至有可能导致专制的出现；共和民主主义则过多地强调了民主但却忽略了公民的自由，很有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哈贝马斯意识到要形成一种真正的民主离不开自由和人权双重元素，而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协商民主则是一种自由平等的讨论、商谈的过程，将这两种元素全部囊括。
二、协商民主的现实价值分析
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在一定意义上为现代社会提出了新的出路，有其现实意义所在，现代国家或多或少的将协商民主纳入政治体系之中，以此来保障公民的人权实现。
（一）公众广泛参与
协商民主下，政府能够发挥公民的主观能动性，将公民纳入政治体系的创建之中，而不仅仅是高高在上、违背人民意志的领导机制，公民参与政治，参与权力的分配，集思广益，在交往过程中，用一种非制度化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意志，使得制度化的民主例如选举、行政行为等等具有合理性。哈贝马斯认为，“人民主权的交往性的流动性权力才可以把国家机器的行政管理权力约束在人民意志的范围之内”。③国家行政管理权力是人们在交往过程中所达成的共识，这种共识能够容易让人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接受外部的管理，从反方面来看，亦能够刺激公众的政治参与兴趣，公众有一种表达自己期望的希望，并且渴望通过这种和平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管理国家的目的。
（二）保障宪政的实现
宪政是建立现代国家必不可少的措施之一。宪政是民主制度的基础，也是民主制度的保障，同时能够对民主政治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哈贝马斯认为国家的管理权力应该建立在协商民主的基础之上，国家管理权力的制度化过程不应该同公民之间的交往过程中所产生的非制度化的意志分离开来。哈贝马斯认为这两种意志过程应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代的民主权力的建制需要公共领域中的自由交往以及自由辩论。哈贝马斯认为“公共权力话语揭示出具有整体社会意义的主体，分析其价值，同时淘汰坏的理由，话语并不具有统治功能。话语产生一种交往权力，并不取代管理权力，只是对其施加影响。交往权力不能取缔公共官僚体系的独特性，而是‘以围攻的形式’对其施加影响。”④当然，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民主权力并不具有规范性，其只是以一种舆论的形式存在，不可能具有管理权力职能。哈贝马斯显然意识到这一点，故而他采取了双向机制，即这种舆论式的民主商谈达成后，要想成为一种制度化的政治形势，还需要决策机构内部的正式协商，以此将其上升到制度化的层面。这种公共领域中形成的非规范性的权力，哈贝马斯将之定义为“交往权力”，而交往权力对于限制某种专制的出现以及宪政的建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交往权力实现了公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希望，不会出现少数人掌握权力的情况，因为决策机构仅仅是公共舆论的代言人。
但是，对于哈贝马斯的日趋完善的协商民主理论，笔者认为，在实践中依然存在着问题。哈贝马斯将每一个人都视为具有理性的人，在此基础上进行商谈，这在现实上存在操作的困难性。在哈贝马斯看来，理性是人们在生活实践过程中通过学习而获得的能力，“理性必须看做在实践中生成的，即人作为主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后天能力。”也就是主张人们为了融入社会共同体应该去学习去适应社会，但是这对于一个人数众多、学习程度参差不齐的公共领域来说，操作性较为困难，而且其商谈的后果难免不会出现知识出众者主导的现状，又会陷入一种“少数人暴政”的怪圈，因为协商民主的过程，要求人们去辩解去接受大家共同认可的善，但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层次的差异，容易导致低层次文化的人被动地接受高层次文化的善。这样就同哈贝马斯最初设想的共识造成了冲突。
三、协商民主对我国制度建设的影响
2012年党的十八大中，党中央明确强调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这是在制度上更进一步地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并且强调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
这表明协商民主对我国民主制度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充分的实践民主，并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我国在宪法中就选举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规定，包括选民资格的认定，选举方式的确定等等，这就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对选举制度予以保障。此外，我国制定了《选举法》，对于选举的具体事项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以保障民主的顺利实现。实践中，基层选举虽然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农村基层中的贿选等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民众接受了选举这种民主方式，可见民主选举的方式已经深入人心。
哈贝马斯在协商民主的探讨过程中多次表明，这个过程是排除强制、排除暴力的过程，要求商谈过程中，人们本着和平协商的标准，去寻求适合公众的制度建制。要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其根本价值就在于自由、正义、秩序和民主，而协商民主要求人人以平等的身份进行政治事务的商谈，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且自由采纳别人意见的机会，这对建立法治社会有很好的借鉴意义。而哈贝马斯同样主张交往理论的最终目的在于排除暴力，倡导一种表达和平，这对于维护公共领域的秩序有着不可消磨的作用。
总之，哈贝马通过交往理论构建的协商民主模式，为摆脱权力等消极因素对现代民主的腐蚀，创造了一个新路径，对我国民主实践和法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当然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有着其过于理想化的公众基础，但其民主程序的构建却是法治建设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有在这种程序中产生的法律方具有合法性，并且得到公民的普遍遵守，利于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
[注释]
①任一超，杨庆玲：《“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事业”——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浅析》，青春岁月，2012年8月下，第308页。
②马修·德夫林编：《哈贝马斯、现代性与法》高鸿钧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3页。
③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61页。
④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参考文献]
[1]任一超，杨庆玲.“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事业”——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浅析[J].青春岁月，2012-8.
[2]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
[3]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M].北京三联书店，2003.
[4]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论中国民主进程中的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
龙源期刊网
论中国民主进程中的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
作者：毛玉楠
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09年第10期
摘要：民主是人类的普遍追求，选举是民主的重要内容。协商民主的出发点是破解选举民主的困境，弥补选举民主的缺陷。这是一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少数民族和社会各界的代表，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组织形式，经常就国家的大政方针进行民主协商的制度。中国必须把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结合，才能在政治稳定、社会和谐中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大发展。
关键词：选举民主；协商民主；民主进程
中图分类号：D627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1673－291Ｘ（2009）10－0181－03
2006年2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这不仅指明了协商民主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指明了社会主义中国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联系和区别，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拓展了新的空间和新的发展方向。
一、选举民主的理论构架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民主，是一种别于君主独裁和寡头统治的政府形式，人民当家做主管理国家事务是其基本要义。但是，在复杂的政治实践中，由人民直接管理国家事务是不现实的。于是，代议制民主政治成为必然选择。这样，多数人的统治就是让少数人在多数人的真正同意或委托下执政并受到多数人的有效制约和监督。而体现对执政者或代表的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最科学可行的形式就是选举，选举无疑体现的就是多数人对自己代表的授权与控制。可见，选举和民主一开始就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成为民主的重要内容。“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选择领导人，如果用普选的方式产生最高决策者是民主的本质，那么民主的关键点就是用在自由公开和平等的选举中产生的政府，来取代那些不是通过那种方法产生的政府。”[1]可见，在亨廷顿看来，选举是民主的本质，是民主的直接体现和基础，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
中外协商民主比较分析
中外协商民主比较分析
摘要：2006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指出,我国有两种民主形式,其中之一是民主协商。西方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也开始了民主协商的学术研究,后形成一股热潮。中外关于民主协商的理解和认识有什么异同?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一比较分析。
关键词：中外 民主协商 比较
从上世纪80年代起,西方政治理论界掀起了一股民主协商理论的浪潮。这个时期,也正是中国协商民主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得到恢复和迅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尽管西方协商民主在音译中与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协商”同音,但是,它们的内涵并不完全一致。从协商民主的主体、形式、制度、途径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当然,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作为一种新的民主理论形态,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的协商民主也可以提供很好的借鉴。
一、西方协商民主的涵义
“协商民主”(deliberativedemocracy),又译“审议性民主”、“商议性民主”。1980年,美国克莱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首次从学术意义上使用“协商民主”一词。他主张公民参与而反对精英主义的宪政解释。1987年和1989年,伯纳德·曼宁和乔舒亚·科恩相继发表文章《论合法性与政治协商》、《协商民主与合法性》,真正赋予协商民主以动力。20世纪90年代后期,协商民主理论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南非政治学家毛里西奥.帕瑟林.登特里维斯在《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新的视角》一书中论述,“协商民主的观念,即由自由和平等的公民通过公共协商进行决策,代表了民主理论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爱尔兰学者梅维,库克在“协商民主的五种观点”里说,“如果用最简单的术语来表达的话。协商民主指的是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提供基本空间的民主政府。”澳大利亚的约翰.S.德雷泽克在《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里强调,“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主理论明显走向了协商。我们看到,在人们对与集体决策相关的内容进行有效协商的能力或机会上,民主都逐渐赢得了合法性。”美国的詹姆斯.博曼.威廉.雷吉在《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中讲,“从广义上讲,协商民主是指这样一种观念:合法的立法必须源自公民的公共协商。”上述这些西方政治学家从决策形式、治理形式、社团或政府等形式分别对协商民主进行了解释。根据这些解释,可以勾画出何谓西方的协商民主。为此,我国著名政治学家余可平作了很好的归纳。他认为,“简单地说,协商民主就是公民通过自由平等的对话、讨论、审议等方式,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根据这一归纳,我们可以发现西方的协商民主具有以下特点。
协商民主的兴起、内涵和基本要素
协商民主的兴起、内涵和基本要素
陈映霞
（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３００１３４）
摘要：随着２Ｏ世纪８０年代协商民主理论在西方的兴起，中西方学者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对协商民主进行了研
究，而有关协商民主的内涵、基本要素等核心方面问题更是争议颇多。弄清楚这些问题能更好地去理解、把握
和实践协商民主。
关键词：协商民主；兴起；内涵；基本要素
中图分类号：Ｄ０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６２６９（２０１２）０２—００８３－０２
协商民主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提出以来逐渐受到世
人的关注，并且随着现实社会复杂性的不断增强以及人
与人之间利益分歧的加深和思想文化意识等领域多元主
义现象的存在等因素，它的影响越来越大。有的学者甚
至认为它代表了民主理论和民主实践的一种新潮流，认
为是一种范式的转换，在我国也把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
并列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但是，国内外学
术界对协商民主的基本理解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本文将在介绍这些不同观点的基础上，总结出关于协商
民主的一些基本看法。
一、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
理论界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协商民主理论兴起的原
因有两种不同的回答。一种观点认为，协商民主理论的
兴起是对现实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的回应，特别是多元
化社会潜藏的深刻而持久的道德冲突，以及种族文化团
体之间的资源不均等而导致多数人难以有效地参加公共
决策。譬如，罗尔斯正是在承认公民之间的多元理性分
歧的基础上提出了协商民主的方式。另一种观点认为，
协商民主是对传统民主理论缺陷的弥补。一些政治学家
认为，传统代议制自由主义民主存在着以下主要缺陷：
平等只体现在投票上，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宣
扬个人利益而忽视公共利益；决策易造成多数人的暴
政，导致决策的合法性基础不足；容易形成政治冷淡主
义，普通公民缺乏政治参与热情。协商民主所具有的优
点恰恰能弥补代议制自由主义民主的缺陷。它强调协商
“协商民主”及其在人大工作中的运用
龙源期刊网
“协商民主”及其在人大工作中的运用
作者：陈麟 李韩
来源：《领导科学论坛》2014年第09期
【内容提要】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这是首次在党代会报告中明确提出“协商民主”的概念。本文从理论与实践角度对“协商民主”的产生、演变和发展进行研究，并对我国开展“协商民主”的现状予以分析评价，就在人大工作中如何运用“协商民主”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协商民主 人大工作 运用
【作者简介】 陈麟，四川美术学院学生处七级职员，文学硕士，研究方向：图像学；李韩，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调研处副处长，法学硕士，研究方向：行政法学。
【中图分类号】 D0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03（2014）09-0014-02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首次在党代会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协商民主”的概念。究竟什么是“协商民主”？“协商民主”在我国的现状如何？在人大工作中如何运用“协商民主”？笔者拟作如下探讨。
一、现代“协商民主”之认识
18世纪以来，在西方国家逐步确立了以多党竞争和代议制为基础的“选举民主”制度，这一制度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进步，也是民主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选举民主”较好地与西方各国国情融合，有力推动了各国经济、政治、社会的快速发展。但是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各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阶层、群体和个体加速分化，社会主体利益呈现显著的多元化特征，诉求分歧也逐渐扩大，加之公民政治参与意识日趋强烈，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政治风险不断加大。在从单一的均质社会向多元的异质社会转化的大背景下，“选举民主”反映多数阶层、群体、个人的意志与要求、而忽视少数阶层、群体、个人的诉求和利益的弊端日益显现，不仅可能成为“多数人暴政”的制度载体，也容易因理性缺失成为“民粹主义”可能的实现路径。
协商民主三个基本问题再认识
/
33DEMOCRACY & SCIENCE康晓强文协商民主三个基本问题再认识协商是民主最原始、最基础、最基本的要素。民主，从某种意义上说意味着某种形式的公共协商。当协商与民主联结起来时，可以有两种表达方式：民主协商、协商民主。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处在民主过程的不同方位、不同层面、不同维度、不同环节，不是互斥而是互补的关系。一、协商与民主人是一种合群的社会动物，不能脱离他人、脱离社会而孤立生存、生活。人的现实存在形态，既是个人个性、自主性、自由的充分发展，也是个人发展所基于的社会空间的成长。因此，个人发展与社会成长紧密相关、休戚与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 在人与人互动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的交往形式，大致可分为正向和负向两大类型。正向的交往形式，指的是以和谐为取向，以平等为原则，充分尊重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在实践中表现为良性的互动形态，如商量、协商、妥协、谦让等。负向的交往形式，指的是以斗争为取向，漠视人的平等属性、尊严，在实践中表现为不友好乃至恶性的互动形态，如争斗、殴打、战争等。由此可见，协商是人与人之间在互动过程中呈现出来的良性交往形态。利益的多元化以及利益之间的内在张力使协商具有了现实可能性。在实践中，协商具有两大属性：一是包容性。协商以承认不同观点为基础并对其他不同观点作出评判。从某种意义上说，协商就是各种观点不受控制、限制地自由沟通，可以促进偏好的转变。二是基于理性。协商以理性为基本前提，不同于一般的讨论，在陈述观点之前要充分陈述根据和理由。可以说，协商是民主最原始、最基础、最基本的要素。民主，从某种意义上说意味着某种形式的公共协商。公民的社会合作只有在公民之间的互动、协商中才能体现出来。但是，有协商并不等于就是民主。协商只是民主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首先，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决定于普通公民的实质参与。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公民参与的广度、深度与范围得到极大拓展。在传统社会，公民参与在村落、社区、社群范围可能是广泛的，但高于这些范围就只局限于极少数人。公民参与，在实践中表现为多种形态，如投票、志愿服务、斡旋、游行、示威、结社等。协商，只是公民参与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次，实现有效的民主需要特定的前提和条件。民主，并非虚无缥缈、没有实质性内容的形式主义，有其真实的内容和取向。现实中有效实现民主，需要满足一系列的要素、前提、条件。在美国学者卡尔·科恩看来，民主的首要前提是要有一个社会的存在。社会的种类繁多，就其范围而言，可以小至家庭、社团，大至国家、国际社会。民主的第二前提是理性。如果说作为首要前提的社会涉及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理性涉及的则是这种关系的性质。一个有理性的人，应该具备三种能力：设想一种计划或掌握判断或行动规则的能力；在具体情况下运用这一规则或按照行动计划办事的能力；清楚表达思想和与人讲理的能力。没有社会和理性这两个基本前提，就不可能有民主的存在、存续。但是，即使已满足这两个前提，民主也不一定获得有效发展，还要决定于民主必须具备的物质条件、法制条件、智力条件、心理条件、防卫条件等各种条件。由此可见，民主的实现是需要许多Copyright©博看网 . All Rights Reserved.34 / DEMOCARCY民主经纬D支撑要素的，协商只是其中之一。再次，只有多数人的协商才有可能是民主的。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原初形态的协商与民主的关联度并不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者埃尔斯特曾指出：“协商民主的概念及实践与民主本身一样古老，两者都起源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的雅典，能够参与协商的仅是占人口总数1/6左右的具有公民身份的人。换句话说，5/6的人口由于不具有公民身份而不能参与民主政治。因此，这种所谓的协商，准确地说是精英协商，与现代民主的精神、取向并不契合。换句话说，古希腊的民主徒具民主的具象形式，缺乏民主的实质意涵，究其实质而言是不民主的。只有民主的协商，才是民主的本质性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协商民主理论，虽是古代协商思想的复兴而非现代学术界的原创，但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把协商与民主有机结合起来，确是哈贝马斯等思想家的独特历史性贡献。最后，“协商”主要指涉的是民主协商，主要指的是不同的行为主体在共同商量的过程中采取民主的方式。协商民主则是指自由平等的公民及其代表，通过相互陈述理由的过程来证明决策的正当性、合法性，这些理由必须是相互之间可以理解并可以接受的，协商的取向在于作出对所有公民有约束力的公共政策。个人的做事风格、处事方式，更多是“个体”行为而非“政体”行为，容易“人走茶凉”、昙花一现。而“民主”主要指的是一种国家制度建设，强调的是产生于社会之中又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国家如何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协调社会矛盾冲突的理性制度安排。二、民主协商与协商民主在英语词典中，“deliberative”这个单词，意即慎思、认真讨论、商议。《清史稿·高宗纪二》记载道：“丁亥，命班第赴金川军营协商军务。”《辞海》对“协商”的界定是“共同商量以便取得一致意见”。这里包含两个意思：一方面，要有共同商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互相交换意见，讨论探讨；另一方面，共同商量的目的是为了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取得一致意见，而非为了商量而商量。可以说，商量是前置要素、手段，取得一定程度的共识才是目的。通过不同观点的争辩、多种理由的交锋，从中过滤掉一些不合理性、不合正义的观点，最后达致一定的共识。正如民主理论家萨托利所言：“所谓共识，不是一致的同意，而是主体对共有对象或一致对象的接受。民主制度若不能成功地逐渐创造成和谐一致的基本共识，它是一个难以运转和脆弱的民主制度。”经由协商达致共识，既是协商民主建设的基本路径，也是协商民主建设的目标取向。协商是一种有悠久历史的交往方式，民主也是一种有深远历史的政治形态。当协商与民主联结起来时，可以有两种表达方式：民主协商、协商民主。民主协商，主要指的是不同的行为主体在共同商量的过程中采取民主的方式。协商民主则是指自由平等的公民及其代表，通过相互陈述理由的过程来证明决策的正当性、合法性，这些理由必须是相互之间可以理解并可以接受的，协商的取向在于作出对所有公民有约束力的公共政策。因而，“民主协商”与“协商民主”这两个概念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区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两者的对立面不同，意涵殊异。“协商民主”是相对于“选举民主”而言的，是对竞争性“选举民主”的一种补充、矫正。熊彼特否定以“人民的统治”为基础的古典民主理论而提出了竞争性选举的新民主理论，对现代西方民主理论产生深刻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熊彼特的竞争性选举的民主理论标志着西方民主理论的重大转折：从规范性的古典民主理论转型为实证性的现代民主理论。现代西方民主理论的主流以是否存在竞争性选举作为测度民主的根本标尺。但是，由于自由主义民主过分强调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投票的决定性作用，在实践中往往导致公民社会使命感的缺失、民主权利的“空置”化，协商民主理论应运而生：通过发掘古典民主中的协商基因并赋予其现代元素、现代价值。澳大利亚协商民主理论家德雷泽克指出：“现在，人们更多地认为，民主的本质是协商，而不是投票、利益聚合与宪法权利，甚或自治。民主走向协商，表明人民在持续关注着民主的真实性。”“民主协商”侧重于协商过程中的民主原则，是相对于不民主协商而言的，有两个基本要义：一Copyright©博看网 . All Rights Reserved. /
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与核心——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为视角
２００９年６月 第３２卷第３期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Ｐａｒｔ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Ｐ．Ｃ Ｊｕｎ．２００９ Ｖｏ１．３２ Ｎｏ．３
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与核◆
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为视角
杜学文，李雯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山西 太原０３０００６）
［摘要］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社会主义选举民主、自治民主共同构成我 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形态，它们共同的本质与核心就是人民＂－３家作主。作为一种新兴的民主模式，社会主义协商 民主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超越已有政治模式的意义。 ［关键词］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政治协商 ［中图分类号］Ｄ６２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１２０３（２００９）０３—０００３—０３
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民主模式的趋同，更不是所谓的 “麦当劳式的民主”（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社会主 义民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社会主义选举民主、自治民主 共同构成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形态，是实现人民当家作 主的基本途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包含有集体理 性、合法性、公开性和平等性的全面治理形式，对于新时期我 国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和民主建设有着启发性的理论意义和 实践价值。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涵 （一）协商民主的兴起。探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之前，我 们有必要先厘清“协商民主”这一概念。所谓“协商民主”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又译“审议性民主”、“商议性民主”，是 ２Ｏ世纪９Ｏ年代以来在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与 民主制度。协商民主一词首次从学术意义上使用是在１９８０ 年，是克莱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毕塞特在《协商民 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提出的，在其民主观中，他 主张公民参与而反对精英主义的宪政解释。但是，真正赋予 协商民主动力的是伯纳德・曼宁和乔舒亚・科恩。到了２Ｏ世 纪９０年代后期，协商民主理论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１９９６ 年，圣路易大学的詹姆斯・博曼出版了论述协商民主条件的 著作《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１９９８年，哥伦比 亚大学社会科学教授乔・埃尔斯特在其主编的《协商民主》一 书中提出，作为一种政治决策机制，讨论与协商是对投票的 替代。而作为２０世纪后期重要的自由理论家和批判理论 家——罗尔斯与哈贝马斯，也分别出版了论述协商民主的著 作，他们在书中都将自己看成是协商民主论者。但对协商民 主理论论述最深刻的还是哈贝马斯，他撰写的《交往行为理 论》、《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和《包容他者》等著作，使协商民主 建立在深厚的理论基础之上。 （二）协商民主的内涵。究竟什么是协商民主，不同的学 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不同的阐释，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 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决策模式。马修・ 费斯廷斯泰因认为，“协商民主理论通常被看作是一种阐释 政治决策合法性的理论”。米勒认为，“当一种民主体制的决 策是通过公开讨论——每一个参与者能够自由表达，同样愿 意倾听并考虑相反的观点——做出的，那么这种民主体制就 是协商的”。第二种观点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政府形式。梅 维・库克说，“如果用最简单的术语来表达的话，协商民主指 的是为政治生活中的理论讨论提供基本空间的政府”。第三 种观点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治理形式。瓦拉德斯认为，“协 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在此三种观 点中，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较为正确，它涵盖了其他两种观 点。在这一意义上的协商民主是一种治理形式，其中参与民 主协商的公民是完全自由平等的，立法或决策是建立在充分 表达各自观点的协商基础之上所形成的共识。 （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涵。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尤 其是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 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源泉。但我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社会合作的可能性：利科对哈贝马斯商谈伦理的改进
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总第７０期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Ｎｏ．４，２０１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ｏ．７０
・社会学研究・
社会合作的可能性：
利科对哈贝马斯商谈伦理的改进
张国清，高礼杰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杭州 ３１００２７）
摘要：商谈伦理是协商民主的哲学理论基础。虽然哈贝马斯很少使用“社会合作”术语，
但其探讨的核心议题是社会合作的可能性。保罗・利科认为，社会合作的先验条件并不充 分，主张对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进行改进。他认为，在社会合作中，普遍化的纯化和先验进路
是不必要的，普遍性证明是开放的，商谈伦理兼容于实践智慧。通过强调实践和应用的维度， 利科补充了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带有功利主义和目的论色彩，这是对康德推崇自律的主体
性伦理学的进一步偏离。
关键词：利科；哈贝马斯；商谈伦理；社会合作 中图分类号：Ｂ５０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８８６０（２０１３）Ｏ４一ｏ０５８—０７
自从休谟区分“是”和“应当”之后，价值成
为一个独立于事实的自成一体的封闭体系。规 范伦理学同描述伦理学相对应；义务论同目的 论相对应，这种二分法几乎统治了整个伦理学
领域。然而，义务论和目的论均不具有完全的 说服力。一方面，义务论者不得不独断地寻求
某种人类行为规范；另一方面，目的论者不得不 面临善的脆弱与不可通约，即“狼的自由就是
羊的末日”的尴尬。当代道德和政治哲学都试 图在“善”和“正当”，“个体”和“社会”的张力 中找到一种和谐理论。道德和政治哲学家阐发
了各自的理论体系，但是当面对分歧特别是疑 难问题的时候，他们不得不诉诸于最后选择：目
的论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最终求诸于寓于价值之 上的“善”、“好的生活”；义务论伦理学和政治 哲学则把理想的判断标准寄托于“正当”。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试图解决个体与群
体、自我与他人的冲突。在哈贝马斯看来，目的 论和义务论分别在事实性和有效性方面各具魅
浅析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ｌ｝Ｉ．５Ｉ缸金 ２０１ ０年７月（下）
浅析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陈芳
摘要作为西方政治学界近二十年来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主张参与者之间地位平等、公民的普遍参与、对话和交流，参 与过程中的权力制约，批判性反思，自由而开放的讨论以至于最终达成妥协和共识。本文在分析这一复兴的民主范式魅力 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局限性，并提出其对我国民主建设的借鉴所在。 关键词协商民主平等政治协商 中图分类号：Ｄ０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０５９２（２０１０）０７－２８１－０２
２０世纪９Ｏ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界兴起了协商民主理论的
研究热潮，并被一些学者认为是解决当今民主政治困境的良方。
可见，西方以选举民主为核心的传统民主理论，已经不能满足今
天人们日益增长的民主诉求，人们希望在不管是政府的决策还是 其施政、监督等各个环节上都有更多的话语权。
一、西方协商民主的内涵
从约瑟夫・毕塞特１９８０年首次在学术意义上使用“协商民 主”这一概念，到２Ｏ世纪９０年代之后詹姆斯・博曼、乔・埃尔斯
特、罗尔斯、科恩与哈贝马斯等学者拓展其内涵，分别从不同的角
度来论述协商民主。综合来看，西方学界有代表性的协商民主概
念大体可归为以下三种：一是决策说。米勒提出：“当决策是通过 公开讨论过程而达成，其中所有参与者都能自由发表意见并且愿
意平等的地听取和考虑不同的意见，这个民主体制就是协商性质
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所达成的决定不是简单地反映参与者的重
要利益或观点，而是反映了考虑各方观点后作出的判断及解决分
歧时应该使用的规划和程序。” 二是民主团体或政府形式说。科
恩认为：“协商民主意味着一种事务受其成员的公共协商所支配 的社团。这种社团的价值将民主本身视为一种基本的政治理想，
而不仅仅是可以根据某方面的平等或公正价值来解释的衍生性
理想。”０三是民主治理形式说。瓦拉德兹认为，协商民主“作为一
论协商民主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
广西民族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３期（总第１１３期） ・２９・
论协商民主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
谭万霞
【摘要】兴起于西方２０世纪后期的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范式极大地推动了西方民主进 程。也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民族自治地方协商民主的实现 对于宏观上中央民族决策的沟通与对话，微观上自治地方民族公共事务管理的讨论与商谈具有重要作
用，对于我国民族关系的和谐、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协商民主；民族关系；民族区域自治；完善 【作者】谭万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２０１０级博士研究生。武汉，４３００７３ 【中图分类号】１９６３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４５４Ｘ（２０１３）Ｏ３—００２９—００６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Ｔａｎ Ｗａｎｘｉ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 ａ ｎｅｗ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ｗｈｉｃｈ ｒ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ａｓ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ｉ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ｔ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国外的协商民主
国外的协商民主
从词源学意义上考察，民主（Democracy）一词源自古希腊词，由demos和kratos两个短语组成，demos指人民，kratos意指权力和统治，因此民主的原意是人民的统治或人民的权力。随后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民主”的含义有着不同的理解，出现了诸如自由民主、代议民主、理性主义民主、经验主义民主、选举式民主、参与式民主、竞争式民主、合作式民主等有关民主理论的解释或派别。关于民主内涵的概念性把握难有定论，正如乔·萨托利所言，“我们生活在一个以民主观混乱为特色的时代里”[1]，然而“民主获得若干意义我们尚可容忍，但它若是可以无所不指，那就太过分了”[1]。因此，在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民主必然存在客观内容和具体所指。从应然和实然的双向维度来考察，民主在根本上是作为一种协调和解决社会利益矛盾的相对文明的政治机制而存在的。
第一节 国外的协商民主理论
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又称为审议民主、商议民主、审议式民主，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协商民主是指具有多元文化特征和利益相关性的公民，自由、平等、公开地运用理性，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不受限制地交流各种观点；通过辩论寻找能信服于人的方法，促进参与者偏好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致或共识。协商民主理论主要是为了解决竞争性选举、票决民主的困境，弥补选举、票决民主的缺陷。
20世纪末，随着人们对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和代议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等民主理论的批判性反思，以及世界各地普选、竞选等竞争性民主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和矛盾的日益增多，单纯强调选举的竞争性及普遍性的民主价值取向日渐为诸多现代政治学家所质疑。一些西方学者开始把研究的焦点逐渐转向了对“协商性民主”的理论探究，期望在现代社会中建立起以公共协商为核心价值理念的民主政治形式。约瑟夫·毕塞特（Joseph Bessettle）较早从学术视角提出了这一概念，之后罗尔斯、哈贝马斯等许多西方学者对协商性民主理论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和研究。詹姆斯·D.费伦指出：“公共讨论而不是遵循更机械的投票程序可能会鼓励具有公共精神的理由和建议，它们将有助于促进所有人的利益。”[2]罗尔斯认为：“多数裁决原则的程序不管怎样被规定和限制，它作为一种程序手段显然只具有一个从属的地位。”[3]“在立法阶段中，我们必须依赖立法阶段的实际讨论过程而在允许的范围内选择一个政策。”[4]哈贝马斯在对“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等西方传统民主模式进行批判反思的同时，提出了不同于自由派和共和派的第三种民主模式——建立在“交往行动理论”和“商谈理论”基础之上的“商议性政治”，其指出“商议性政治的程序构成了民主过程的核心”[5]，主张通过建制化的方式和程序促使民主的意见、意志、法律及公共决策的形成和实现。詹姆斯·博曼认为：“协商是民主的，在一定程度上，它以自由平等的公民实现理性一致为基础。”[6]德雷泽克（Dryzek）认为：“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一方面是基于自由主义理论，另一方面是基于批评理论。”[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