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新马的影响

鲁迅在新马的影响鲁迅是对马华文艺影响最大、最深、最广的中国现代文学家。

——章翰《鲁迅对马华文艺的影响》新马的新文学的源起，是与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密切相关的。

方修先生认为马华新文学就是接受中国五四文化运动影响，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婆罗洲）地区出现的，以马来亚地区为主体，具有新思想、新精神的华文白话文学；它渊源于中国文学，且属于同一语文系统，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又渐渐地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自成一个系统。

1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先驱和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创者，其创作手法和思想高度，均对中国新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仍可以“世纪冠军”冕之而少有异议。

2鲁迅并没有来过新马，但他对新马文坛的影响却巨大而持久，用章翰先生的话来说：“鲁迅先生是对马华文艺影响最大、最深、最广的中国现代作家。

”3与其影响相对应，新马文艺工作者对鲁迅的研究亦起步很早、用力最勤、影响最大和成果最丰。

本文将按年代顺次梳理新马文艺工作者对鲁迅的著作和思想的理解及接受的大略轨迹，并概述他们在鲁迅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一、二十年代发表于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开篇之作。

它以悲怆的格调和写意的笔墨，抨击了全部旧历史和整个旧社会的吃人本质，概括和寄托了中华民族的血泪和希望。

4鲁迅的所谓“寂寞的悲哀”是久而有之，但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所以，他“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5；既不是“主将”，他似乎也不在“前驱”之列；到1926年编选《彷徨》之时，因先前的主将们“有的高升，有的退隐”，影响到他——两间之余卒——就有“成了游勇，布不成阵的感觉”6，只得“荷戟”独自“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7。

心境灰冷若是，《彷徨》忝列“乌合丛书”，自在情理之中。

“三·一八”惨案8之后，鲁迅由津浦路乘车南下上海，再改水路到厦门，彷徨之中，分明还有一些的凄怆和仓惶。

然而，厦门大学亦非久留之地，不到半年，1927年1月，他假道香港，“抱着梦幻”抵广州，但好景不长，国民党的“四·一二”大屠杀9让他经验到“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恐怖，“被血吓得目瞪口呆”10，鲁迅借避于上海，颇有退隐书斋，埋首著述之意，其时已是1927年的10月。

可是，在上海，等待他的依然是“苦境”；仅三个月后，他就成了创造社和太阳社左翼文人集体讨伐的“封建余孽”和“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11。

在中国国内，二十年代的鲁迅虽以《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白话小说的创作无可争议地“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12，甚至让文学革命的主帅陈独秀都“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13，但其生活劳顿奔波，其创作思想和成就亦惹非议，他的境遇，用“颇多坎坷”来表述，应不为过。

那么，在新马，鲁迅又是怎样一种情形呢？总的来说，在二十年代的马华文坛，鲁迅是寂寞的。

1926年4月的《星光》周刊的第46期上，有由南奎执笔所写的《本刊今后的态度》一文，其中有这样的文字：我们深愿尽我们力之所能地扫除黑暗，创造光明。

我们还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决不是登高一呼，万山响应的英雄，只不过在这赤道上的星光下，不甘寂寞，不愿寂寞，忍不住的呐喊几声“光明！光明！”倘若这微弱的呼声，不幸而惊醒了沉睡的人们的好梦，我们只要求他们不要唾骂，不要驱逐我们，沉睡者自沉睡，呐喊者自呐喊，各行所是。

那就是我们唯一的祈求。

……这样黯淡的星光，这样微弱的呼声，思想是这般的幼稚，文字是这般的粗率，竟能得到社会的如许的同情，我们那得不努力，那得不兴奋，那得不振作，那得不使这暗淡的光，照澈这阴霾的宇宙，那得不使这微弱的呼声，惊醒酣睡的人群？14显然，最早发表在1923年8月21日的《晨报·文学旬刊》上的鲁迅的《〈呐喊〉自序》，已最迟在1926年4月传到了新马，引起了新马作家的注意，并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和创作，因为上段引文中的“呐喊”、“酣睡”，还有这“人群”，都令人不禁想及鲁迅的《〈呐喊〉自序》，而且，这文字里，这情绪中，也分明藏有鲁迅的影子。

根据手头搜集的资料，我推断这是鲁迅与新马新文学的首次的“影的接触”，其时是1926年4月。

方修的《马华新文学史稿》中论及了不少中国作家，但“鲁迅”二字出现时，已是上卷的第311页，马华新文学也已经走到了1930年的3月：……这是一位署名“陵”的作者提出的。

他写了一篇《文艺的方向》，说道：“……我觉得十余年来，中国的文坛上，还只见几个很熟悉的人，把持着首席；鲁迅，郁达夫一类的老作家，还没有失去青年的信仰的重心，这简直是十几年来的中国文艺，绝对没有推向前一步的铁证。

本来，象他们那样过重乡土气味的作家，承接十九世纪左拉自然主义余绪的肉感派的东西，哪里能卷起文艺界的狂风？……“现代文艺，决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文艺。

我们不当象恶魔派一样，专门描写丑与恶，虚伪和黑暗；我们不当象唯美派一样，沉沦于颓废的倾向，而不自振拔；我们不当象自然派一样，专门描写肉；我们不当象写实派那样太理智化，冷酷而没有同情；我们不当象乡土派那样太狭隘，太小气，而忽略民族精神。

……一言以蔽之，我们以后，要努力建设Positive（肯定的）文学。

”15这是发表在《星洲日报》文艺副刊《野葩》上的一篇评论文章，时间是1930年3月。

这位署名“陵”的作者明显受了当时中国国内由创造社和太阳社发起的围攻鲁迅的声势浩大的文化论战的影响，而且，其措辞、观点亦附和当时国内的围攻者的论调，如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中的观点，对此，王润华教授和章翰先生都有详细肯綮之论述，我就不再赘述。

16我想特别指出的是，这位作者似乎并没有读多少鲁迅的作品，对其作品的理解亦较幼稚。

而差不多和他同时的另一位叫“悠悠”的作者，在随后的《野葩》副刊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南国的文艺的方向》中，竟然将鲁迅和张资平相提并论，他对鲁迅及其作品的理解，恐怕已不仅仅是幼稚了：欧亚交通的要道的南国，是否适合象鲁迅的阿Q正传的忍耐的文艺？是否适合张资平的沉醉于恋爱的小说？现在的文艺已由性的问题走向食的问题方面去了。

因为大多数的群众都在饥饿；食的问题既得不到解决，哪里还准许你谈到性的方面。

这时代是普氏与布氏针锋相对的阶段，鲁迅的阿Q正传的忍耐的文艺，张资平的沉醉于恋爱的小说，在南国都不适合。

南国只有建设一种独立的，能代表南国各民族的特性的，能表现南国地方色彩的新兴文艺。

17在方修的《马华新文学史稿》中，在论及新文学之发端时，便已提及唐、周钢鸣（第13页）、徐调孚、顾均正、严敦易（第16页）、郭沫若、陶行知、李守常、郑振铎（第26页）等一大批中国作家。

而对马华新文学影响最大的鲁迅竟要迟至第258页才作为批斗和误读的对象姗姗登场。

由此可见，鲁迅在二十年代的马华文坛，不只是挨了寂寞，而且交的还是华盖运。

二、三、四十年代受二十年代末中国国内太阳社和创造社围攻鲁迅的文化论战的影响，三十年代初，鲁迅在新马的形象几乎是负面的，这一点，从上文所引的几位新马文艺工作者的文章中可以看出。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鲁迅为旗手，团结了大批的进步作家，左联成为了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的堡垒。

作为左联这一进步团体的领袖，鲁迅赢得了中国现代文坛的广泛尊重，并影响了一大批的进步作家。

在新马，鲁迅的形象也随之改变，由落后而倾左，马华文艺界其时已有不少人视鲁迅为导师，或在写作时引用鲁迅的辞令以加强自己的论据，或在分析问题时断取鲁迅的章句为准衡。

这种对鲁迅的认识的急剧转向无疑是中国国内情势使然，但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一些南来新马的中国作家对鲁迅及其思想的宣扬。

事实上，马华作家也的确开始重视鲁迅的创作和思想。

章翰就指出：“在三十年代中期，马华文艺界不少人花了很大的功夫熟读鲁迅的书，学习鲁迅的思想和斗争经验。

”18。

而马华文艺界在三十年代中期提出的“民族自由更生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实则是周扬的“国防文学”和鲁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争的余绪。

尽管新马的文艺工作者之间也有激烈的辩争，但他们中的多数，是站在鲁迅一边的。

“民族自由更生的大众文学”也基本上与鲁迅的思想一致。

19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

消息传来，马华文艺界迅速作出了反应，短短几天内，星马各华文报刊发表了大量的纪念文章，《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新国民日报》、《光华日报》以及《中华晨报》等主要报刊都特辑了“鲁迅纪念专号”，以寄托对鲁迅无尽哀悼和崇高的敬意。

下面是《星中日报》于10月20日在第二版刊出的对鲁迅先生逝世的报道：名震世界之我国文坛权威鲁迅昨在沪逝世上周写作过劳老病加剧遂致不起噩耗传出后各地智识界莫不悲悼这是一篇简短的标题新闻，但字里行间，充弥的却是强烈的悲痛之情。

而在其后几天赶编出来种种“鲁迅纪念专号”，有诗歌、照片、木刻、评论和专论等等，“数量之多，内容之充实，令人感动和钦佩”。

对鲁迅先生的纪念是马华文艺界纪念文艺家最隆重，最庄严的一次。

20鲁迅逝世后，马华文艺界对他的认识趋同，对其创作和思想崇敬有加。

我这里列出的只是部分纪念文章的标题：《文化界的大损失》（紫凤，《南洋商报》副刊《狮声》，1936年10月22日）《吊唁群众的导师——鲁迅》（曙明，《星中日报》副刊《星火》，1936年10月23日）《现代第一流作家鲁迅》（佐藤春夫，《星中日报》副刊《星火》，1936年10月24日）《向鲁迅先生之灵致敬》（军笳，《星中日报》副刊《星火》，1936年10月24日）《这样的战士》（阿生，《星中日报》副刊《星火》，1936年10月24日）《集体主义旗下的鲁迅先生》（马达，《星洲日报》的《文艺周刊》，1936年10月25日）《鲁迅先生是中国新文学之父》（陈祖山，《星洲日报》的《文艺周刊》，1936年10月25日）《我们要向鲁迅先生学习》（作者不详，《星洲日报》，1936年10月26日）《我们要踏着他走过的血路》（侠魂，《星洲日报》，1936年10月26日）《悼导师鲁迅先生》（戴隐郎，《南洋商报》副刊《文漫界》，1936年10月25日）《导师〃鲁迅》（英浪，《南洋商报》副刊《文漫界》，1936年10月25日）我相信，阅完这些纪念文章的标题，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最晚是在鲁迅先生逝世之时的1936年，他已确立了其马华文坛上的至尊的地位，“鲁迅神话”亦应运而生——鲁迅成了“一面旗帜，一个徽章，一个神话，一种宗教仪式”；21他是战士、巨人、导师、严父；他是新文学之父，中国的高尔基，普罗文学的英雄……1937年10月19日举行了“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出席的社会团体多达34个；大会主席胡守愚在致词中说：我们纪念鲁迅，不在于形式上的纪念，而贵在学习鲁迅的奋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