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刑法》修订看中国环境犯罪立法观转变
从《刑法》修订看中国环境
犯罪立法观转变
一文Ｉ王勇
２月２５日，第十一届伞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Ｆ简称为“修正案（八）”）。修正案（八）分别对刑法第３３８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以及第３４３条第ｌ款“非法采矿罪”进行了修订。这两处修订不仅意味着罪刑法定原则所代表的刑事法治理念深入人心，更昭示着中国环境犯罪立法观的３大转变。
立法理念：从人本主义向环境本位回归
从结果犯向行为犯转变本次修订最明显的变化是取消了上述两个犯罪关于结果要件的规定，代之以行为程度的要求：比如删除了第３３８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中“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结果规定，更改为“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程度要求：删除了刑法第３４３条第ｌ款“非法采矿罪”中“经责令停止开采后拒不停止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结果规定，更改为“情节严重的”行为程度要求，使这两个犯罪的客观形态从结果犯转化为行为犯，罪名的成立不再要求行为必须造成严重后果，而是只要行为人实旌，相应的环境污染和破坏行为，并达到了成罪所需的程度。至此，自从１９９７年刑法正式确立环境
３８弘屹靠打犯罪以来，迭经刑法修正案（二）、（四）、（八）３次修订，环境犯罪包含的１５个罪名，除第３３９条第２款“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第３４２条“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和第３４３条“破坏性采矿罪”３个罪名属于结果犯以外，已有１２个罪名属于行为犯。从复杂客体向单一客体转变１９９７年我国《刑法》第六章第六节设立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意在表明国家设立环境犯罪的目的在于保护环境资源，打击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但是在具体罪名的犯罪构成中，却又要求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造成了严重结果，这样的一种错位在实质上表明国家设定环境犯罪的真实用意在于保护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而不关注或者不主要关注对于环境本身的损害。本次修订后，环境犯罪成为侵犯单一客体的犯罪，在认定犯罪成立与否时，只需考察行为人是否实施了环境污染和破坏行为及是否达到了诸如“严重污染环境”、“情节严重”的程度，清晰地反映了国家保护环境和资源的立法意图。从人本主义向环境本位转变环境犯罪的客体变化，根本上源于立法者对环境犯罪立法理念的认识转变。修订之前，立法者基于人本主义价值观来设立环境犯罪，目的不在保护环境本身，而在于惩罚那些通过环境侵害人们生命、健康和财产的行为，环境本身并不是刑法要保护的社会关系的载体，只有人的利益才具有刑法上的意义。修订之后，环境资源本身成了刑法所要保护的利益，具有了独立的刑法意义与价值，破坏环境的行为成为刑法禁止对象，环境犯罪关注的重心从人移至环境。未造成人的损失的环境污染无论多么严重都无法构成环境犯罪的局面得以转变。
立法模式：从“虚无”到“刑法典”
环境犯罪的虚无模式从表面看，１９７９年《刑法》规定了３种环境犯罪，即盗伐、滥伐林木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非法狩猎罪。但这３个罪名出现在“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一章中，关注的是避免破坏资源以保证经济增长，没有认识到人类对环境的损害及环境本身的保护。而且那时的《刑法》只规定了上述３种破坏资源的行为，而没有规定污染坏境的行为，虽然可以根据第ｌ８７条的规定，对因国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的重大环境污染破坏可追究刑事责任，但首先，这是一种类推规定，处罚的是不符合现代刑事法治原则的法无明文规定的环境犯罪行为：其次，对这种行为进行处罚不仅需要“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或破坏”，还要求“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结果，再一次
凸显了环境法益的虚无。
万方数据环境犯罪的混合模式所谓环境犯罪的混合模式，是指在１９７９年《刑法》施行以后到１９９７年《刑法》施行以前的这段时期内，１９７９年《刑法》、单行刑法以及附属刑法混合使用的环境犯罪治理模式。这一时期，惩治环境犯罪除继续运用１９７９年刑法的相关规定外，鉴于环境问题已随着经济的发展日益突出，重大环境污染破坏事件频出的情形，为弥补１９７９年《刑法》的不足，国家先后通过了单行刑法以及附属刑法的方式打击环境犯罪：在单行刑法方面，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１８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惩治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牛动物犯罪的补充规定》，设定了非法捕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在附属刑法方面，１９９５年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以类推方式创制了大气污染罪，１９９５年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类推创制了收集、储存、处置危险废物罪，１９９６年的《水污染防治法》类推创制了水污染罪。尽管如此，由于立法者限于传统人本主义法益观，环境法益仍未获得应有的重视。环境犯罪的刑法典模式所谓环境犯罪的刑法典模式，是就１９９７年刑法以及其后相关的３个修正案对于环境犯罪的修订而言的。１９９７年３月１４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１９９７年刑法。１９９７年刑法通过对前述混合模式予以吸收、修改、补充的方式，形成了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专节规定。至此中国环境犯罪立法在形式上得到了确屯。之所以说足形式上，是因为刑法虽然专门规定了环境犯罪，但立法者仍然没有摆脱人本主义思维的影响，环境也依然没有成为立法要保护的权益。之后，２００１年８月３１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二）》。将刑法第３４２条“非法占用耕地罪”修改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８曰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四）》，将第３４４条“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林木罪”修改为“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及其制品罪”，完善了第３４５条“盗伐林木罪”、“滥伐林木罪”、“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林木罪”的规定；而本次《刑法修正案（八）》又分别对第３３８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刑法第３４３条第ｌ款“非法采矿罪”做了修订，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次修订表达了立法者从人本主义向环境本位的转变，这改变了以往只有人才能成为环境利益主体归属的传统认识，使环境成为环境犯罪的保护对象，在实质上确立了环境犯罪。
犯罪构成：显性转变与隐性转变
修正案（八）刑法对于环境犯罪的修订，具体表现为对刑法第３３８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及第３４３条第ｌ款“非法采矿罪”的修订，可分解为显性修订与隐性修订两个层面：显性转变所谓显性转变，是指本次修正案对于上述两个罪名具体条文表述内容的修订，这种转变直接体现为法条文字的变化，一望即知：第一，行为方式的扩大化。删除了原第３３８条关于“向土地、水体、大气”的规定，取消了对本罪“排放、倾倒、处置”行为方式的限制，使得任何“排放、倾倒、处置”行为都町能构成本罪，而不再限定于对士地、水体、大气的污染，从而包括了对于一切环境的损害：第二，行为对象的扩大化。将原第３３８条的犯罪对象“其他危险废物”修改为“其他有害物质”，因为“有害物质”的范围要广于“危险废物”的范围，所以行为对象的范围得以扩大：第三，行为程度的降低化。将原第３３８条“造成晕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的结果要求，修改为“严蘑污染环境的”行为程度要求；将原第３４３条第ｌ款“非法采矿罪”中“经责令停止开采后拒不停Ｊ上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结果要求，更改为“情节严重的”行为程度要求，并将原法定刑升格条件“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的”更改为虮隋节特别严重的”。如此一来，行为人的行为只要达到了“严重污染环境的”、“情节严重的”程度即可构成犯罪，而无需有严重结果的存在，相应的犯罪由结果犯转化为行为犯。隐性转变隐性转变隐藏在条文修订背后，不易为人感知，需要深入挖掘的理念变化。虽然显性变化降低了入罪门槛，扩大了成罪范围，但其背后的理念变化及由此带来的实践便利更值得关注：一是犯罪客体的转变。本罪客体的变化表明了立法者关于环境犯罪理念的转变，环境犯罪从此真正成为保护环境的犯罪。二是因果关系的废除。在本次修订之前，环境犯罪的成立不但需要相应的行为与结果，还需要证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但这十分｝ｆ｛难，原因有二：一是环境犯罪因果关系本身的特殊性。由于环境犯罪所带来的损害结果具有长期性、潜伏性、迁移性，所以在起诉的当时一时无法证明：二是现有阕果关系理论无法为环境犯罪网果关系的证明提供理论支持。我国现在实行相当因果关系理论。但这无法解决特殊性的环境犯罪冈果关系，因此有学者提出在环境犯罪中采用冈果关系推定原则，但这又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但本次修订已使相关的犯罪由结果犯转化为行为犯，冈此证明坏境污染、破坏行为与严重结果之间存在冈果关系已非必需，这为医治实践中环境犯罪无法立案、久拖不判的顽疾提供了良方。①【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发展史纲”（０９Ｙ『ｃ８２（）０４３）】（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法学院）
强坛淼打３９
万方数据从《刑法》修订看中国环境犯罪立法观转变
作者：王勇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法学院刊名：环境保护英文刊名：ENVIRONMENTAL PROTECTION年，卷(期)：2011(7)被引用次数：1次
1. 王蓉 现代环境犯罪及立法的现代化[期刊论文]-江汉论坛2002(2)
2. 郭慧杰 我国环境犯罪的刑罚问题研究[学位论文]2011
3. 戚道孟.Qi Daomeng 有关环境犯罪刑事立法几个问题的思考[期刊论文]-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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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陈庆.孙力 有关污染环境罪的法律思考——兼论《刑法修正案(八)》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修改[期刊论文]-
理论探索2011(3)
6. 张红艳 环境犯罪的基本问题研究[期刊论文]-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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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孟庆华.王法.MENG Qing-hua.WANG Fa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若干问题探讨[期刊论文]-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学
报2010,16(11)
1.曾瑾 对《刑法修正案（八）》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的思考[期刊论文]-学理论 2012(4)
本文链接：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jbh201107011.aspx
论我国环境刑法中罚金刑的适用
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２０１２正 第２９卷 第４期
论我国环境刑法中罚金刑的适用
魏建斌，黄雯
（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山东济南２５００１４）
摘 要：罚金刑是一种轻缓化的刑罚。在当前各国的刑罚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并且大有取代短期自由刑的趋
势。环境犯罪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在许多方面有别于传统犯罪，罚金刑在惩治环境犯罪的刑罚体系中的作用同
样重要。目前我国环境犯罪中虽然适用罚金刑．但是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加以完善，以保证罚金
刑发挥其惩治环境犯罪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环境犯罪；罚金刑：罚金刑易科制度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ｌ００８—７５４０（２０１２）－０４－０１２９－０３
一、惩治环境犯罪中适用罚金刑的意义 环境犯罪是指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故意或过失实施的
污染或破坏生态环境，情节严重或后果严重的行为。我国 《刑法》对环境犯罪采取自由刑和罚金刑两种处罚方式，与 自由刑不同．罚金刑是一种强制犯罪分子缴纳金钱的刑罚
方法，其主要是针对单位犯罪、轻微刑事犯罪等一些特定种
类犯罪而设置的。罚金刑在环境犯罪刑罚体系中的作用不
可小视，由于罚金刑直接涉及经济利益，因此其在预防和惩 罚财产性、经济性犯罪方面有着其他刑罚所无法替代的优
越性。我国刑法在惩治环境犯罪方面．应充分发挥罚金刑的 优势。
１．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 环境犯罪行为包括污染环境犯罪和破坏自然资源犯罪
两类。污染环境的犯罪是指非法向环境输人大量的过剩物
质、能量，并且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因而使环境质量下
降产生严重后果的行为。破坏自然资源犯罪．是指人类在利 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非法从自然界获取大量资源．改变或 破坏自然环境的原貌，损害了环境的自我调节及平衡机能
的行为。在实践中绝大多数环境犯罪是由于行为主体盲目 追求经济利益所导致的，污染环境和破坏自然资源本来不 是行为主体的原始动机和价值取向．同样危害结果的形成
新《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论构造
新《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论构造
[摘要] 本文认为, 新《刑法》第5 条所规定的不是简单的罪刑相适应原则, 而是以刑事责任为纽带, 把罪行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有机结合起来, 使刑罚的运用既注重犯罪行为又兼顾犯罪人, 使刑法做到了公正与功利、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
;
[关键词] 罪责刑相适应 确立 理论构造
;
修订《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 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就是我国刑法的罪行责相适应原则。代写论文 它既肯定了我国刑法一贯坚持的罪行相适应原则的基本要求,
又吸纳了新派刑法学刑罚个别化思想的合理成分, 是罪行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的有机统一。罪责行相适应原则在新《刑法》中的确立, 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的进步与科学。
一
在犯罪同刑罚量的关系问题上, 西方新旧两派刑法学提出了两种对立的原则。旧派(刑事古典学派) 客观主义刑法学立足犯罪行为, 以客观的犯罪事实为论罪科刑的基础, 主张罪行相适应。新派(刑事实证学派) 主观主义刑法学着眼于犯罪人, 主张根据人身危险性的大小决定刑罚轻重, 实行刑罚个别化。罪行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立足点与价值取向不同, 都包含着科学的内容, 但也都带有片面性的缺陷。 罪行相适应原则, 即根据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确定刑罚的轻重, 重罪重罚, 轻罪轻罚, 同罪同罚, 罚当其罪。它是资产阶级旧派刑法学者在反对中世纪封建刑罚罪刑擅断、严峻刑罚的斗争中提出的刑法原则。其理论根据是旧派刑法学关于刑罚目的的报应论和功利论。报应论从刑罚维护社会正义的伦理属性出发, 认为犯罪是对社会的害恶, 刑罚是对犯罪者的害恶, 犯罪同刑罚之间是一种因果报应关系。刑罚的正当根据和全部意义仅在于, 通过使犯罪人忍受刑罚的痛苦来平衡他的罪责, 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正义。日本学者木龟村二将报应的概念归纳为三个要素: (1) 报应是对一定动的“反动”; (2) 报应是与动相当的“反动”; (3) 报应的内容是“害恶”或“痛苦”[1 ] 。根据报应论, 刑罚要完成维护正义的使命, 就必须与犯罪相当。因为过轻的刑罚不足以均衡犯罪人的罪责, 过重的刑罚缺乏正当的根据。
海洋环境污染的刑法规制
1 海洋环境污染的刑法规制
姚宝国 中国海监第九支队
随着海洋开发利用力度的加强，海洋环境污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日益突显出来，逐渐呈现出环境事故频发、海洋资源盗窃猖獗的犯罪高发态势。2008年广西北部湾涠洲岛发生的一起较为严重的溢油事故就是其中的一例。我国海洋污染的加剧暴露了我国在海洋保护方面措施的软弱性。在我国，长期以来，海洋环境的法律保护主要是依赖行政法与经济法，海洋环境保护刑事立法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刑法是最严厉的调控手段,也是预防和惩罚海洋污染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有必要对海洋环境污染的刑法规制做进一步的探究。
一、海洋环境污染行为的类型及刑事立法现状
（一）海洋环境污染行为的类型
对于“海洋污染”法律意义上的概念界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条第1款第4项对海洋污染定义做出了如下规定：“是指人类直接或间接把物质或能量引入海洋环境(包括河口湾),以致造成或可能造成损害生物资源和海洋生物、危害人类健康、妨碍包括捕鱼和海洋的其他正当用途在内的各种海洋活动、损坏海水使用质量和减损环境优美等有害影响。”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海洋环境保护法》）没有对海洋污染作出直接地解释,但是对“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定义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其第95条第1款规定:“海洋环境污染损害是指直接或者间接地把物质或者能量引入海洋环境,产生损害海洋生物资源、危害人体健康、妨害渔业和海上其他合法活动、损害海水使用素质和减损环境质量等有害影响。”
从当前海洋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现状来看，海洋环境污染行为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形:
一是指对海洋生态环境的损害，即通常所理解的海洋环境污染行为，例如海上漏油、废弃物倾倒等； 二是海洋自然资源损害，例如盗挖海砂等非法开采行为继而引发海洋生态环境损害。
（二）我国海洋环境污染刑事立法的现状
我国对海洋环境进行保护的工作始于上世纪70年代。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海洋环境保护立法受到了高度重视,有了长足进展。2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的制定通过标志着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开始步入法制化轨道。目前，我国己经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有关海洋环境保护的规定为根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为基础,以专门法为主体,以海洋环境保护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标准为补充,与国际公约相协调的防治海洋环境污染的法律体系。
从“厉而不严”到“严而不厉”：中国刑法结构的发展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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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厉而不严”到“严而不厉”：中国刑法结构的发展趋向
作者：关振海
来源：《理论与现代化》2009年第04期
摘要：“严而不厉”和“厉而不严”是我国著名刑法学家储槐植教授在对世界各国罪刑配置深入比较的基础上。提出的两种刑法结构类型。前一结构更有利于实现刑法关于犯罪控制和人权保护的两大机能。刑法和刑事政策的转变表明，我国刑法结构正在由“厉而不严”向“严而不厉”这一更加科学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刑法结构；严而不厉；厉而不严；刑事政策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9)04-0108-05
“严而不厉”和“厉而不严”是我国著名刑法学家储槐植教授于1989年在《北京大学学报》第6期发表的《严而不厉：为刑法修订设计政策思想》一文中提出的两种刑法结构类型。后来，储槐植教授又在《法学》2004年第3期发表了《再说刑事一体化》论文，明确提出了“刑法结构”的基本内涵，即犯罪圈大小与刑罚量轻重的不同比例搭配和组合，并指出我国当前的刑法结构仍属于“厉而不严”。秉承储槐植教授的对刑法结构的界定，本文从刑事一体化的角度(主要从刑法和刑事政策的角度)对我国刑法的发展趋向予以分析，认为中国刑法结构正在由“厉而不严”向“严而不厉”的方向发展。
一、刑法的转变
(一)刑事法网的严密化
在《严而不厉：为刑法修订设计政策思想》一文中，储槐植教授认为变我国“厉而不严”的刑法结构为“严而不厉”，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刑事立法模式由结果本位转向行为本位；(2)犯罪行为形式在作为和不作为之外增加持有型犯罪；(3)犯罪原因行为犯罪化；(4)严密惩治有组织犯罪刑事法网，必要时应突破传统的个人责任、行为人责任而实行团体责任、行为人群责任以对付组织起来的犯罪势力。 龙源期刊网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药品犯罪立法完善建议（一）
《刑法修正案（⼗⼀）（草案⼆审稿）》药品犯罪⽴
法完善建议（⼀）
在经历第⼀阶段的征求意见讨论后，全国⼈⼤常委会发布了《刑法修正案（⼗⼀）（草案⼆审稿）》（以下简称《草
案⼆审稿》）。在药品安全犯罪⽴法问题上，虽然《草案⼆审稿》较《刑法修正案（⼗⼀）（草案）》之规定有了明
显变化，但是仍有个别值得商榷的地⽅，本⽂将就此提出⼀些完善建议。
⼀、关于假药、劣药犯罪的修订建议
《草案⼆审稿》第五条是对刑法第⼀百四⼗⼀条⽣产、销售假药罪的修订。其在删除原条⽂第⼆款的基础上增加
了⼀款规定，即第⼆款“药品使⽤单位的⼈员明知是假药⽽提供给他⼈使⽤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同样，《草案
⼆审稿》第六条对刑法第⼀百四⼗⼆条⽣产、销售劣药罪修订时，也将原第⼆款删改为“使⽤劣药⾏为”的定性规定。
对于该项修订意见，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这⾥我们以第六条为视⾓进⾏分析。
⾸先，⽣产、销售劣药罪的⼊罪标准单⼀，致使该条款“僵⼫化”。⽬前，⽣产、销售劣药⾏为只有在造成严重危
害后果的情况下，才能成⽴犯罪。但是，由于问题药品造成的⼈体伤害往往有较长的潜伏期，且伴随着个⼈体质、病
症等特殊因素，因此，认定⾏为⼈伤亡后果与使⽤劣药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存在较⼤困难。从中国裁判⽂书⽹公开的案
例来看，全国尚未有⼀起⽣产、销售劣药罪的有罪判决。但是，劣药的危害性是客观存在——既不同于假药，也不同
于⼀般的伪劣商品，⽽实践中按照⽣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诈骗罪予以处理的思路，难以反映⾮法经营劣药⾏为的特
殊性，亟须通过⽴法修订完善⼊罪标准。
其次，《草案⼆审稿》第六条第⼆款关于使⽤劣药⾏为的规定缺乏合理性，应当予以修订。从刑法规范来看，刑
法中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有两种⽴法效果，⼀种是前后两款为同⼀罪名，如刑法第⼆百四⼗四条前后两款均为强
迫劳动罪；另⼀种是前后两款为不同罪名，如刑法第⼀百⼆⼗⼋条第⼆款⾮法出租、出借枪⽀罪，但前款罪名是⾮法
持有、私藏枪⽀、弹药罪。但对于第六条第⼆款⽽⾔，不管采⽤同⼀罪名还是不同罪名，现有表述都不合理。⼀⽅
刑法论文-从中国新刑法典实施关于《罪刑法定原则》
刑法论文-从中国新刑法典实施关于《罪刑法定原则》
刑法论文-从中国新刑法典实施关于《罪刑法定原则》 内容摘要:
《刑法》是我国刑事实体法的主体法律,是确定犯罪和刑罚的直接和唯一依据。罪刑法定原则的概念较为通俗的表述是:什么样的行为构成什么样的罪,应处以什么样的刑罚,都必须根据明文规定的法律来论断。它的基本内涵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本文就现行的新刑法典第3条之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不得定罪处刑”。剖析这一原则的价值内涵和它的内在要求,有利于强化公民法治意识,尊重法律,遵孚法律,维护法制统一,有法可依,有据可循,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公帄司法,司法公正。既有利于积极同犯罪作斗争,又有利于切实保障公民自身的合法权益;既有利于实现刑法的目的,又有利于刑罚的最佳效果;总之,既有利于法治进程的推进,也有利于全社会维护法律的公正性。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和执行,必将促进我国刑事立法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保障司法公正和司法正义的健康运行,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和良好的经济发展,让真正的现代文明法治得以实现,让法律的阳光普照着每一位共和国公民的身上。
关键词:新刑法 基本原则 罪刑法定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含义溯源
罪刑法定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一来自拉丁文中的法律格言,是对罪刑法定含义的高度概括,一般认为,罪刑法定原则是十七至十八世纪之间,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特权和法官司法擅断而在刑事方面提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刑法原则。[1]罪刑法定原则,也称罪刑法定主义,是刑法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原则,也是现代刑法的一个重要特征。所谓罪刑法定原则,就是“对于什么是犯罪有哪些犯罪,各种犯罪的构成或条件是什么,有哪些刑种,各个刑种如何适用,以及各种具体罪的具体量刑幅度等,均由刑法明文规定;对于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都不能认为是犯罪和处以刑罚。 罪刑法定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至1215年英王签署的大宪章第39条的规定,即“凡是自由民除经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剥夺其法律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这里就蕴含着罪刑法定,保障自由民权利的思想。[2]到了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针对封建刑法中罪刑擅断、践踏人权的黑暗现实,明确提出罪刑法定的主张,使罪刑法定的思想更为系统,内容更加丰富。意大利启蒙法学家切查利?贝卡利在他1764年所著的《论罪和刑罚》一书中提出: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以前,任何人都不能称为罪犯。而且社会就不能不对他进行保护。如果犯罪行为没有得到证明,那就不应折磨无罪的人。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罪刑法定这一思想,由学说转变为法律,在宪法和刑法中得到确认。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8条规定:“法律只能规定绝对的,必要的刑罚。不依据犯罪行为前制定,颁
污染水体罪的刑事立法建构
２ ｏ Ｏ ９．１ ２（ ）
污染水体罪的刑事立法建构
张 鑫赵 清
摘要２００８年６月ｌ Ｅｌ，修订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正式开始实施，标志着我国水污染防治工作上升到一 个新的层次。为了保证水污染防治法的有效实施，刑法方面的保障法功能也必须彰显。但是我国当前环境刑法不论是指 导思想，还是立法技术上都相对落后，已经不符合国际趋势，有必要进行变革。本文通过对水污染犯罪的研究，主张重新建 构水污染的刑事立法，包括水污染犯罪的罪名设置、犯罪构成、刑罚等，从而形成一个全新的水污染犯罪立法 关键词水污染犯罪构成要件水污染防治法危险犯 中图分类号：Ｄ９１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０５９２（２００９）１２・０５４—０２
一、污染水体犯罪概述
当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非常重视自然环境的刑法保护，而对
各种环境要素的单独规定犯罪是其重要表现之一。比如英国在
１９７４年的《污染控制法》第二章第３ｌ节，对内陆地面水、地下水
以及沿海水域污染的行为规定了刑罚。 美国在《美国法典》第３３
卷“航行与通航水域法律”第１３ｌ９节第３条也规定了对于水污染
犯罪的罚则。。德国在《德国刑法典》第２９章第３２４条专设了污 梨水域罪，处罚该罪的未遂与过失。。日本１９７０年《刑法典》（１９９５
年修订）设专章的有关饮用水犯罪，从第１４２条到第１４６条分别
设立了污染净水罪、污染水道罪、将毒物混入净水罪等。０俄罗斯
在其联邦刑法中亦规定了污染水体罪、污染海洋环境罪。。因为 不同的环境要素具有不同的特点，为了更有效地预防环境犯罪，
设立单独的水污染犯罪便成了当前世界环境刑事立法的趋势。 我国很多学者也主张设立单独的水污染犯罪，但是在水污染
犯罪的罪名和犯罪构成上有不同意见。对于水污染犯罪的罪名，
主要有水污染罪、重大水污染事故罪、危害水资源罪、污染内水罪
和污染水体罪等。根据各国的立法经验和国内外学者的论述，笔
者认为我国水污染犯罪的罪名应当规定为“污染水体罪”。包括
工作心得：从《刑法修正案(八)》看死刑问题
工作心得：从《刑法修正案（八）》看死刑问题
一、死刑的历史沿革
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方法。包括，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两种情况。因为死刑以剥夺犯罪分子的生命为内容，所以又称之为生命刑。又因为生命不同于人身自由，人身自由具有可恢复性，生命一旦被剥夺则不可恢复，所以死刑是所有刑罚方法中最严厉的刑罚，故又称为极刑。
死刑是一种古老的刑罚方法，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死刑的种类繁多，其存在的合理性从来没有收到怀疑。死刑在我国具有漫长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现实基础。从《尚书·皋陶漠》记载,早在传说中的五帝时就有“有邦”、“一日”、“二日”、“兢兢”、“业业”等五种死刑,简称“五刑”。从中国的历史传统可以看出,中国是一个比较重视死刑的国家。在中国封建时期,某些当权者恣意所为,滥用死刑,无辜者被冤死也是司空见惯的。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死刑罪名立法有扩大化之势。我国第一部刑法典即1979年刑法规定了28个死刑罪名，其中有23个集中在“反革命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罪”两章，但反革命罪中的死刑罪名基本上是备而不用或备而少用。在普通刑事犯罪中，主要有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奸淫幼女罪，抢劫罪、贪污罪等5个死刑罪名。随着社会的初步转型，社会治安形势严峻，死刑罪名逐渐增多，死刑立法呈现出严重的膨胀之势。至1997年刑法修订前，死刑罪名多达72种。受传统死刑文化、“重刑主义”思想和“严打”背景的影响，立法者和普
通民众对死刑还有相当程度的依赖。虽然1997年刑法总则的立法精神是严格控制死刑，但死刑的适用范围广,涉及的罪名较多,刑罚分则十章中有九章就规定有死刑。分则规定的死刑罪名在数量上并未显著减少，有68种之多，其中，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数量达44种，占全部死刑罪名的64.7%。在刑法分则的十章中，仅“渎职罪”一章没有规定死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顺应时代的要求，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立法上对死刑进行严格控制，大量削减死刑、严格限制死刑适用条件，同时对刑罚结构和减刑制度进行大幅调整，矫正“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的司法现实，体现了时代色彩，彰显刑罚轻缓化和“刑罚人本主义”对生命权的尊重。
我国刑法史上的比附援引与罪刑法定之争——以沈家本对比附态度之转折为中心
我国刑法史上的比附援引与罪刑法定之争——以沈家本对比附态度之转折为中心
陈新宇
关键词：比附援引|罪刑法定|沈家本
一 问题的提出
近代中国法律改革，随着光绪三十三年（1907）《大清新刑律》[1]草案的制定，确立了西方近代意义上的罪刑法定主义。[2]围绕这一原则，曾展开一场"比附援引"与"罪刑法定"的论战。其间，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1840-1913）更是亲自提刀上阵，写《断罪无正条》[3]长文，抨击比附援引之弊，力主罪刑法定。他以时间为轴，洋洋洒洒数万言，从《尚书》、《周礼》等先秦典籍，《汉书》、《晋书》等传统史书，《唐律疏议》、《大明律》、《大清律例》等古代律典中爬罗剔抉，探幽发微，分析比附定罪的渊源与弊端，论证罪刑法定的必要性和合法性。该文考据严谨，史料驾驭圆熟，颇具"分析实证"意味，足显律学大家风范，堪称大手笔。
沈氏的基本观点是：传统中国实有如西方的罪刑法定主义，只是从汉代起，有比附律令之法，由隋朝起，更见"断罪无正条，用比附加减"之律，其定型于明代律典，成为常制，并沿袭于清朝，破坏了固有的法定主义，实践中多滋流弊。应当承认，沈文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后世关于传统中国是否存在罪刑法定主义的讨论，乃建立在沈氏所使用的史料之上（当然，有所丰富，观点亦有不同），只是，托古改制的手法，政治批判之色彩，不免使其学术意义稍打折扣。
有意思的是，梳理沈家本的著述，我们发现，他在完成《刑案汇览三编》[4]编辑工作伊始（光绪己亥，1899），即撰序反击时人之偏见，褒奖该编之价值：
顾者或曰：今日法理之学，日有新发明，穷变通久，气运将至，此编虽详备，陈迹耳，故纸耳。余谓：理固有日新之机，然新理者，学士之论说也。若人之情伪，五洲攸殊，有非学士之所能尽发其覆者。故就前人之成说而推阐之，就旧日之案情而比附之，大可与新学说互相发明，正不必为新学说家左袒也。[5]
八年之后，《三编》仍未付梓，沈氏的心态，却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其在序后补记中（光绪丁未，1907）说道：
轻罪立法背景下我国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构建
轻罪立法背景下我国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构建
作者：杨昊堃 李秀峰
来源：《西部学刊》2024年第04期
摘要：轻罪立法符合我国当下法治体系建设的趋势，完成劳教制度废除遗留下的历史任务的同时，在积极的刑法立法观的指导下，通过设立轻罪解决部分罪名“口袋化”的司法困境，适应我国犯罪结构的变化，以促进我国刑法朝着“严而不厉”的方向发展。轻型犯罪的迅速扩张带来了不利后果，在轻罪立法的背景下，前科报告制度给犯罪人打上标签，不利于其重回社会、再就业，轻罪犯罪人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轻罪记录封存制度符合平等的价值需求和保障机能的要求，是提升我国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有力保障。具体构建上，可学习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经验，明确轻罪记录封存的对象、程序以及监督救济机制。
关键词：轻罪立法；前科报告；犯罪记录封存
中图分类号：D925.2;D92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4）04-0058-06
Construction of Criminal Record Sealing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isdemeanor Legislation
Yang HaokunLi Xiufeng
（Juris Master Education Center，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Abstract： The legislation of misdemeanor is in line with the current tren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our legal system. While accomplishing the historical task left by the abolition of the re-edu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