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与西域文化

唐诗与西域文化

【摘要】:唐诗与西域文化这一课题,是从文化角度对唐诗进行考察研究的新探索。旨在比较系统地厘清与唐诗相关的主要西域文化现象,比较清晰地描述唐诗在哪些方面如何接受西域文化的影响,并努力显现前述现象和过程背后的诗学影响。论文第一章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着力讨论唐诗与西域文化研究范式如何转变的问题,强调要把研究对象的重点从现象转移到过程和关系,研究方法的使用则要“预流”,即预目前唐诗学界提倡的文史结合的理路之流,积极主动地把唐诗外围的各种资料整合到研究中来。论文第二章着重研究唐诗接受西域文化影响的两大前提,首先,从社会到诗歌的开放格局开拓了唐代诗人的胸襟视野,为唐代诗人接受西域文化提供了广袤而开阔的文化背景;其次,唐王朝经营西域和唐人在西域的活动,不仅仅为诗人接触和了解现实的西域制造了方方面面的契机,而且为诗人亲历西域并抒写西域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论文第三、四、五章分别围绕西域历史地理文化、西域乐舞文化和西域民俗文化展开研究,是本文的重点和核心部分。第三章提出了“唐诗西域之路”的观点并进行了详细论证,又从汉唐情结入手探讨了“楼兰”和“轮台”这两个语汇在唐代诗歌中的特殊意义。第四章的器乐文化部分详尽地梳理了琵琶、觱篥等西域乐器发展源流并深入探讨了西域器乐文化摄人心魄的感染力、丰富深刻的表现力以及悲绝激越的审美意味,其中关于昭君出塞与琵琶诗、文姬归汉与胡笳诗、公无渡河与箜篌诗等传统文学母题与西域器

乐的关系问题是作者力图探究清楚的重点;西域三大乐舞部分则依据大量的文物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图文相辅,文史互证,比较清晰地辨析了胡旋舞、胡腾舞和柘枝舞的舞容特点、流变传播过程,并结合传统诗学理念讨论了唐人对待西域乐舞文化的矛盾心态。第五章在梳理西域诸民俗文化过程中发现,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反映的唐代西域民俗文化的盛行情况在唐诗中的具体表现却是比较寥落的,唯一的例外者就是葡萄(酒)文化;本章以大量的文献和考古资料与诗歌相印证,总结出葡萄(酒)文化景观在唐诗中呈现出的三个意义:西域的代称符号、曼妙的歌咏对象、珍稀的奢侈物品;在此基础上,作者又进一步拓展了研究范围,详细讨论唐代的饮酒诗与西域酒俗文化的关系,认为西域酒俗的迷恋性、狂欢性和自由性特点与唐诗所追求的性情的发抒、心灵的自由、精神的解放等具有内在一致性,都在充分强调极致性的美学意味。论文第六章着重从宏观上讨论唐诗与西域文化的关系。西域文化极大地拓展了唐诗创作的视野和范围,丰富了唐诗创作的内容和题材,从具体诗人的创作情况来考察,岑参、白居易、李白的诗歌分别体现着西域历史地理文化、西域乐舞文化和西域葡萄(酒)文化对唐诗创作内容的巨大影响。充满了复杂性、浑沌性和开放性的西域文化为唐诗创作的审美情趣和艺术风貌朝着好奇、雄健、扬厉方向发展产生了积极有效而深远的影响,促就了唐诗的极致性之美,为唐诗发展的进程注入了活力、生机与异端的因子。与此相应,负载本文核心内容最多的诗体是极具表现力的七言歌行。这种巧妙的暗合隐藏着这样一条脉络:西域文化的特质、唐诗极致性的美学意味、

七言歌行的艺术表现能力在深层次上是有着相通之处的。唐诗和西域文化跨越了空间、时间、民族、观念等诸多的障碍和壁垒,在深层次的文化交融的领域,在艺术追求和审美理念的终极目标上,实现了内在的沟通和一致。【关键词】:唐诗西域文化

【学位授予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7

【分类号】:I207.22

【目录】:图录2-25论文摘要25-27ABSTRACT27-31第一章范式和转型——绪论31-50第一节选题的缘起31-32第二节研究意识的早期萌芽与初步形成32-35第三节选题研究的微观展开和宏观期待35-41第四节选题研究的相关学科和外围条件41-47第五节选题研究的范式转型47-50第二章开放和经营——唐诗接受西域文化影响的前提50-73第一节从社会到诗歌的开放格局50-58第二节西域文化之界定58-64第三节唐朝与西域的现实接触64-73第三章还原和建构——唐诗与西域地理文化的关系73-165第一节亲历西域的诗人及相关诗歌创作考察75-94第二节岑参出关与唐诗西域之路94-117第三节唐诗地理视野的开拓117-138第四节汉唐叠加的西域地理文化景观138-165第四章激赏和讽喻——唐诗与西域乐舞文化的关系165-267第一节唐

代西域乐舞文化的历史积淀与空前盛况165-174第二节唐诗与西域器乐文化174-226第三节唐诗与西域三大乐舞文化226-267第五章张扬和迷狂——唐诗与西域民俗文化的关系267-322第一节唐诗中所见诸西域民俗文化景观267-269第二节唐诗中的葡萄(酒)文化景观269-293第三节唐人饮酒诗与西域酒俗文化293-322第六章拓展和冲击——结语322-331参考文献331-350后记350 本论文购买请联系页眉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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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中国古代文化的黄金时代

唐朝中国古代文化的黄金时代

唐朝中国古代文化的黄金时代

唐朝,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之一,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在唐朝,诗词、音乐、绘画、舞蹈、服饰等艺术形式繁荣发展,中国古代文化达到了一个巅峰。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探讨唐朝中国古代文化的黄金时代。

一、诗词的繁荣

在唐朝时期,诗词达到了一个顶峰。唐代有许多杰出的诗人,如王之涣、杜甫、白居易等。他们以自由的思想、清新的意境和优美的语言,创作出许多经典之作。同时,唐朝也出现了许多重要的诗人,如女诗人李清照等,她们为唐代诗词增添了新的艳丽色彩。唐诗的流传使得中国古代文化在世界上有了更为广泛的影响。

二、音乐与舞蹈的繁荣

在唐朝,音乐与舞蹈也是繁荣发展的。唐代的乐曲独具特色,以曲调婉转、旋律优美而著称。在乐器方面,古琴、瑟等古代乐器成为当时的主流。此外,唐朝还兴起了一种称为《广陵散》的笛曲,极富表现力,成为了流传至今的经典作品。同时,唐朝的舞蹈也备受推崇,尤其是《长恨歌》舞蹈久负盛名。这些音乐和舞蹈的繁盛不仅丰富了唐朝人民的生活,也为后世的音乐舞蹈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绘画的繁荣与创新

唐朝是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唐朝,绘画不再局限于宫廷和官方,而开始向社会大众普及。这一转变使得绘画艺术得以广泛传播和发展。唐朝的山水画以写意为主,强调自然景色的描绘和心境的表达。代表作品有王维的《山居秋暝图》等。此外,花鸟画、人物画等绘画流派也同样繁荣兴盛,成为唐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文化交流与盛世氛围

唐朝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也是世界上最富有活力的国家之一。在唐朝时期,丝绸之路的繁荣使得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交流频繁,各种宗教和文化思想也随之传播到中国境内。这种多元文化的交流使得唐朝的文化更加丰富多样,也为后世文化的融合打下了基础。此外,唐朝政治稳定、国力强盛,也为文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综上所述,唐朝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黄金时代。无论是诗词、音乐、绘画还是文化交流,唐朝都在世界古代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唐朝的文化充满了创新、包容和活力,为世界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唐朝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和辉煌不仅影响了后世,也成为了我们深刻认识和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窗口之一。

唐诗中“玉门关”的意象及其对于“河西走廊”传播的影响

唐诗中“玉门关”的意象及其对于“河西走廊”传播的影响

81收稿日期:2020-4-26作者简介:方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谢倩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 科学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摘 要:在中华文化的瑰宝之中,唐诗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珠。近几年“一带一路”倡议使河西走廊成为高频热词。河西走廊历史悠久、底蕴丰厚,汉唐时期尤为繁盛。唐诗,特别是边塞诗与河西走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玉门关”作为河西走廊上的一道雄关,也成为了唐代诗歌中一个重要而有辨识度的意象。文章主要选取了含有“玉门关”这一意象的边塞诗,来讨论其在“河西走廊”概念与形象传播过程中的意义和作用。关键字:意象;唐诗;玉门关;河西走廊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一、意象的概念诗歌的意象没有公认的定义,一般可以理解为具有审美意义的、传达了诗人精神品格和思想感情的物象。《中国诗歌艺术研究》里指出了意象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固有的概念,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1]最早的诗歌意象来源于人们生活实践中遇到的事物,先民将这些事物记录下来,后人重复使用这些词语,使之成为固定的意象。《诗经》和《楚辞》中就有很多物象染上了特定的情感色彩,立意恒久,成为意象被后代诗文所用。比如“杨柳”——“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李白《塞下曲六首·其一》);“薜荔”——“采芳洲薜荔,流水外、白鸥前”(张炎《木兰花慢》);“木叶”——“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王褒《渡河北》),这

些词语渐渐广为流传、引征频繁,成了意象的一大来源。有的意象来源于《左传》《庄子》《淮南子》等古籍中的典故和神话,后来也出现于历代诗文之中。如“二桃杀三士”——“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诸葛亮《梁甫吟》);“机心机事”——“机心久已忘,何事惊麋鹿”(柳宗元《秋晓行南谷经荒村》);“女娲补天”——“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辛弃疾《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也有一些意象来源于坊间传说故事和俗语。比如“孟姜女哭长城”——“十日哭长城,长城为我裂”(杨维桢《崩城操》);“牛郎织女”——“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杜牧《秋夕》);俗语比如​“难于上青天”——“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蜀道难》)。魏、晋、六朝、隋、唐及后朝历代,更多的意象来源于诗人群体对生活中事物有意识的选取。如果诗歌出名,则意象也会被其他人使用。比如谢灵运的“春草”——“池塘处处生春草,芳思纷缭绕”方 刚 谢倩文唐诗中“玉门关”的意象及其对于“河西走廊”传播的影响第9卷​​​​第3期2020年6月文化与传播Culture​&​CommunicationVol.9​​No.3Jun.2020(赵孟《虞美人》);谢朓的“澄江如练”——“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李白《金陵城西楼月下吟》)。钱起的“曲中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这一联一鸣惊人,宋朝词人对这一意象十分偏爱。苏轼写“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江神子》)秦观在《临江仙》里一字不差用了“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周邦彦的“翠色四天垂,数峰青、高城阔处。”(《蓦山溪》)张孝祥的“楚天阔处数峰青。”(《浣溪沙》)有些意象含义直白用法明确,已经获得大家的普遍认可,如“玉箸”、“杜鹃啼血”等。有些意象随诗人心境和情境的转变而有不同的解释和含义,比如“乌江亭”,杜牧感叹“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王安石则反问“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对于“秋天”这一意象,宋玉开启了悲秋的风气,“悲哉,秋之为气也!”天性乐观的刘禹锡却一反常态写了“我言秋日胜春朝”。《国风·郑风》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青青子衿”指女孩子的恋人,到了曹操的《短歌行》中“青青子衿”成了读书人的象征,是曹操求贤若渴的表达。还有些意象则充满了隐喻和象征性,常使用借代和借喻的手法。正如戴叔伦所言的“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李商隐的诗,以隐晦细腻的笔触描述了很多朦胧的意境。意象是诗词的重要构成部分,是诗人创作的素材,也是读者分析诗歌和理解诗人思想的重要依托。即使诗歌的解读常常让人觉得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但是对意象的感知、解析和总结,至少能在某种程度上找到共性,从而确定一首诗的大致情感倾向。众口相传的诗歌往往带着人尽皆知的意象,诗歌和意象相互作用而流传。二、河西走廊的起源及发展在甘肃省中段有一条自然形成的地理大通道,这条通道东西长约1200公里,宽数公里至近百公里不等,东起乌鞘岭,西至星星峡,南侧是祁连山脉,北侧是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因为地处黄河以西,形似走廊,故称“河西走廊”。河西走廊南北沟通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东西连接着黄土高原和塔里木盆地。青藏高原切断了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北上,使西北地区形成了大片的戈壁荒漠。但太平洋季风带来了丰沛的降雨量使祁连山成为贯穿西北的一座湿岛。祁连山上的积雪和史前冰川融化形成了黑河,黑河与石羊河、疏勒河共同孕育了河西走廊的片片绿洲。①河西走廊是伴随着张骞出使西域才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张骞途径西域数国,深入了解了西域社会的风土人情、物产地貌。他让汉武帝意识到要想同西域通商,就必须控制河西走廊,要想控制河西走廊,则必须抗击匈奴。三次河西之战顺利收官后,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河西走廊并入中原版图。汉的开拓性举措促进了中原和西域诸国的往来。设立河西四郡屯垦移民保证了河西走廊的安定和富庶。汉帝国的长期经营,使得河西走廊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汉末魏晋时期,中原王朝的影响力减弱,河西走廊进入“胡汉共治”时期,北方游牧部落及其他西域民族群体主导的地方政权在此地交错出现。河西走廊也遭遇了种种浩劫,直到隋的统一才出现转机。隋炀帝西征吐谷浑,重新控制了河西走廊,恢复西域与中原的往来。自此,丝绸之路又开始畅通复兴。此后的唐王朝稳定安宁,河西走廊也随之迎来了一个开阔兴盛的时代。唐太宗派军队清除西突厥势力对河西走廊的威胁,保障了商旅的安全,与军队同去的还有文化士人与手工艺人。对于这些士人与手工艺人来说,河西走廊无疑是一副待展开加工的画卷。特殊的地理环境和风俗民情造就的质朴艺术元素与中原艺术的精致细腻风范相互碰撞、相映成辉。敦煌石窟的壁画风格就在这一时期由质直粗疏转为华丽精细。唐太宗击败东突厥和西突厥后,河西走廊的商队和使者自此又络绎不绝。从贞观、①​央视纪录片《河西走廊》解说词。文学与文化传播方 刚 谢倩文 唐诗中“玉门关”的意象及其对于“河西走廊”传播的影响开元年间到安史之乱爆发之前,河西走廊都是一派繁荣景象。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边兵内调。唐王朝对河西走廊的控制力不从心,吐蕃趁虚而入,河西、陇右的部分地区开始陷落。直到唐宣宗大中二年,由唐朝名将张议潮率领的归义军才收复河西的部分地区。三、唐诗中“玉门关”的意象对“河西走廊”传播的影响玉门关,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在汉武帝时建立,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从西域输入的和阗玉石从这里入关,于是取名玉门关。唐诗中“玉门关”的意象多出现在边塞诗中。写报国、思乡、反战、风景等内容。“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的这首《凉州词》将人们把目光引到关外。极目所致,黄河滚滚,仿佛径直奔向云间;壁立万仞,黄沙苍莽,只有一座孤城屹立在广袤无垠的荒漠之上。不似江南水乡层层叠叠的小山,曲曲折折的回廊,这里只有黄云、白草、孤城、沙碛、朔风、山嶂、南飞的雁、马蹄声和尘土。“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苦寒之地,征伐连年,将士的乡心渗透了厚厚的城墙和茫茫的瀚海。这首诗描绘了寥廓肃杀的塞外风光,也暗含了对卫国戍边之人的同情,一曲折杨柳,万古思归心。《凉州词》给这座古老的关塞奠定了苍凉雄浑的基调。高适的《和王七玉门关听吹笛》:“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这首诗是酬王之涣的《凉州词》所作。在玉门关听“梅花落”,写的是思乡之情。“折杨柳”、“梅花落”这样的意象一般都是用来表达乡愁,例如“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出关不仅是现实的归期未有期,也是心理上的一道阻隔家乡和亲友的关隘,对于将士来说甚至是生死离别。所以有“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有“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庾信《重别周尚书》),有“醉里不辞金爵满,阳关一曲肠千断”(冯延巳《蝶恋花·几度凤楼同饮宴》)。边塞诗不仅有思乡,也有闺怨,大都反映了和平的诉求。战争会使人反省,诗词中不是只一味表达开疆拓土的豪迈,也会表达对少数民族的同情,比如“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李颀《古从军行》)。当时中土大唐有强大的实力,也有广博的胸襟,所以才会有文治德治的主张以及开明的民族政策,这些政策对民族关系的发展和边塞诗主题的发展都是极为有利的。李白的《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诗里的“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正是道出了对入侵者的戒备。典故化用的是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在白登山七天七夜的史实。唐朝时,青海湾也是中原与吐蕃经常交锋的地方。即使中原建立了强大的统一政权也还会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有不间断的小规模战役。唐朝和吐蕃、回鹘、突厥等势力僵持多年。这些政治因素不止激发了诗人的尚武精神和英雄情结,同时也引发了他们对战争的反思。“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李白《子夜吴歌·秋歌》),“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李颀《古从军行》),“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曹松《己亥岁感事》),“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陈陶《陇西行四首·其二》),“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杜甫《兵车行》)……相较于战功,普通百姓更希望和平。唐王朝对西域的经营,为汉人亲历西域提供了基础,在盛唐时期,每年都有一些人往返于长安与西域之间,带来关于西域的见闻。中原的典章制度、儒家道家文化以及汉语言、历法等经河西走廊传入西域。出塞的诗人对西域的描写也进一步地传播了西域文化和风土民情,扩大了中原人的地理视野。王昌龄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诗的前两句“青海”“长云”“雪山”“孤城”“玉门关”,只消几个简单的意象,白描的手法就能展现出边塞的景象。王昌龄生于武周时期,从青少年文学与文化传播方 刚 谢倩文 唐诗中“玉门关”的意象及其对于“河西走廊”传播的影响开始一直都生活在唐玄宗统治的时期,那正是唐王朝的黄金时代,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商业发达、对外开放。“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食”,这两句诗高度概括了唐王朝此时的强盛富庶。处于这一时期的诗人可以说有着天性自带的疏狂豪迈和与生俱来的自信豁达,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情怀。西汉时期,楼兰夹在汉王朝和匈奴之间艰难求存,楼兰数次降汉又几度勾结匈奴。对于汉王朝来说,楼兰一直是麻烦的所在。楼兰在西汉时迁都后就更名鄯善,但是楼兰这个地名却成为唐人常用的一个意象。平定叛乱不止是武将同时也是文人的愿望,含有“楼兰”意象的大多表示诗人想封狼居胥、勒石燕然的理想,比如王昌龄的“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其四)和“辞君一夜取楼兰”(从军行七首·其六);李白的“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塞下曲六首·其一);岑参的“前年斩楼兰,去岁平月支”(《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楼兰、玉门关等地理背景在诗中转化为艺术形象,频繁出现,这也显示了河西之地不同寻常的战略地位。“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它不仅涉及政治与军事,也关系到文化和经济,河西走廊历来是中原王朝和游牧民族的必争之地。戴叔伦的《塞上曲》:“汉家旌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戴叔伦后半生生活在唐德宗大历年间,这句“不遣胡儿匹马还”跟中唐诗人严武的“莫遣沙场匹马还”的气象一致。安史之乱后,河西陷落,也把唐朝人的士气打入低谷,很多诗人不提开疆扩土和民族大义,只吟咏自己的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小情绪。在如此背景下,这首诗仍旧表达了积极收复失地的愿望,令人精神振奋,有盛唐高气。“何须生入玉门关”的典故来自班超,班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年老思乡,上书乞归:“臣不敢望到酒泉县,但愿生入玉门关。”​出关后对于家乡的归属感在某些时候就化作对玉门关的认同感,玉门关是地理分界,也是文化分野,叶落归根是中国人的固有情结。班超的事迹令人动容,唐开元年间诗人祖咏慕其风范,写下了“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望蓟门》)。在戴叔伦生活的时代更迫切需要如班超这样的人来治理西域,使河西重归安宁。与此类似的还有李益的“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反向立意则有另一番情趣,比如王之涣说“春风不度玉门关”,杨昌浚作诗称赞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功绩时就说“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同样提到了班超这一典故的还有令狐楚的《从军行五首》其中的“暮雪连青海,阴霞覆白山。可怜班定远,生入玉门关。”最后一句“可怜班定远,生入玉门关”,饱含着作者对班超内心的体察和同情。“生入玉门关”是班超经营西域多年,暮年求归的夙愿。班超上书汉和帝,称自己是“太公封齐,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马依风”之思,何其悲楚。出塞,无论是治理、和亲或是徭役、征战,都凝结在一个归的问题上。归的渴望,是怀念故土,是结束漂泊,也是对自我的确认。在永恒的大漠和流沙面前,在家国的大义和情怀面前,个体的生命显得如此轻飘飘,正如这里草木无所凭依、虫鸟无所归栖。人们对边塞的心理敏感,一方面来自于地理环境,一方面也受到传统的影响。诗文中一再提到的“玉门关”等意象,也极具陇地的特色。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河西之地成为多种势力相互制衡的突破口纷争不断。即使在海晏河清、天下归一的汉、唐两朝,也不时有短兵相接的战争或者暗流涌动的交锋。正是由于这样的地理形势、政治较量的背景,才使得河西走廊风起云涌,酝酿了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河西文化与人情风尚。两汉之际,汉文化大面积传播到河西,河西的文化由边荒转向繁盛。边塞对峙与战争,也促成了东西文明的碰撞与融合。到了十六国时期,中原板荡,而河西形势却较为稳定,晋室南渡,公侯勋卫带去的汉文化特别是儒家传统文化被五凉割据政权很好地保存下来。故陈寅恪先生称,河西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之外,尚别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3]与此同时,佛教文化也传入中原。唐朝时,长安有文学与文化传播方 刚 谢倩文 唐诗中“玉门关”的意象及其对于“河西走廊”传播的影响

龟兹在唐朝西域经营中的地位——唐诗中的“安西”

龟兹在唐朝西域经营中的地位——唐诗中的“安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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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12期(2020年12月)No.12 2020黑河学院学报JOURNAL OF HEIHE UNIVERSITY

唐代诗人关心国事,关注西域形势,关注中外关系的变

化和中外交流的发展。他们有的亲赴西北边塞,从事征战,

效力国家。因此西域的自然风物、战争形势、边塞生活进入

其诗歌吟咏。这些诗歌不仅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也具有重要

的史料价值。龟兹是唐朝安西都护府所在地,是唐朝统治西

域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其政治局势的变动牵动着唐人的

神经,唐诗中不少涉及其地的作品,唐诗中的“安西”大多

指此地。这些诗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对于唐朝西域

研究,唐诗资料具有其他史料无可替代的价值。本文试结合

唐诗的吟咏和描写,探讨龟兹在唐朝西域经营中的地位,求

正于方家。

一、安西都护府与唐朝的西域经营

龟兹是古时西域大国。关于龟兹的记载,最早见于班固

《汉书·西域传》:

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

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

二万一千七十六人。……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于

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能铸冶、有铅。东至都护所乌

垒城三百五十里[1]。

龟兹强盛时以今新疆库车为中心,东起轮台,西至巴

楚,北靠天山,南临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今新疆库车、拜

城、新和、沙雅、轮台等县都曾是其属地。汉置西域都护,

龟兹国属西域都护管辖国家。汉末和魏晋南北朝时龟兹脱

离中原政权统治,公元5世纪后沦于嚈哒,后又被西突厥统

治。隋时曾入贡中原。唐初,龟兹虽与唐朝有交往,但仍附

属于西突厥。贞观八年(634年),龟兹曾遣使入唐朝贡。唐

平高昌,置西州,在西州境内之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交河故城遗址)置安西都护府,管理西域地区军政事务。贞观

十六年(642年)唐朝派遣昆丘道副大总管郭孝恪讨伐龟兹,

破其都城,龟兹国相那利率众遁逃,郭孝恪自留守。那利

等率众万余,与城内降胡表里为应攻城,郭孝恪中流矢

死,将军曹继叔收复其都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移安西

陇右地域文化与唐代边塞诗

陇右地域文化与唐代边塞诗

【陇右地域文化与唐代边塞诗】

杨晓霭·胡大浚

唐代边塞诗,是中国古代边塞文学中最为动人心弦的乐章,也是中国诗歌史上一枝独秀的奇卉异葩。它的繁荣及高度的艺术成就,既基于唐代国家强盛、边功卓著、民族和同、中西文化交流活跃等社会条件的激发,也基于前代军戎诗歌在题材领域、艺术手法等方面的经验积累;既是中华民族历经两汉大一统、魏晋南北朝的动荡分裂,至隋唐再度统一而造就的民族心理历程的艺术映现,也是唐代文人士大夫尚武毅、重事功、追求千秋伟业以实现人生价值的时代精神所酿就。由于它在盛唐空前绝后的成功,而被文学史家视为盛唐诗歌高潮的重要标志。

边塞诗是以题材划分的诗歌类别,又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它的艺术成就,与其所依托的地域文化不可分割。即使许多诗人未曾亲涉边地,但只要他系心边塞,吟咏塞上风物人事,总要以特定边塞区域为立足点。唐代边战频繁的地区,主要在三边──西北、朔方、东北,其中尤以西北为甚。一部《全唐诗》中,边塞诗约2000首,而其中1500首与大西北有关。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些诗中反复歌唱的又多是这样一些地方:阳关、玉门、敦煌、酒泉、凉州、临洮、金城、秦州、祁连、河湟、皋兰、陇坂……它们犹如一串耀眼的明珠,连接起了自陇山到玉门、阳关东西长达1700公里的陇右山川。

唐分全国为十道。西北为陇右道,辖地极广。唐史所谓「自(长安)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指的大抵都是陇右道之地;然其军政重心则在今甘肃省区域内。《新唐书·地理志》载:「陇右道……汉天水、武都、陇西、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郡……为州十九,都护府二,县六十。」其中除北庭、安西二都护府在今新疆东境,陇右节度驻地的鄯州位今甘青毗邻的乐都外,余下的著名州郡都分布在今甘肃境内。今人因此多以陇右或河陇泛指今甘肃省。这里,地域上与京都所在的关中接壤,唇齿相依,实为辅卫首都的肘腋。陈寅恪曾指出:「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故从太宗立国至盛唐玄宗之世,均以「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陇右实为唐王朝维护版图统一、稳定政局的要害之地。陇右的安危,对唐王朝的盛衰兴亡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唐代有作为的帝王莫不关注陇右。史载天宝元年十镇(统率全国边兵)兵员486900人,军马8万匹。陇右、河西两镇兵员14.8万,军马3万,均约占全国总数的1/3;若加上北庭、安西两镇,则为数尤多。这些数字明白显示出陇右在唐代边防军事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胡晓明:从李白到杜甫:唐诗的变化【精编】

胡晓明:从李白到杜甫:唐诗的变化【精编】

从李白到杜甫:唐诗的变化 引言 在这个课程中,我们将唐诗的一个片段作整体的理解,从李白到杜甫,表现了唐诗中的一个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过去的一般理解是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但是这样的概念框架却是从西方文学史得出来的,不仅缺乏中国文化的内涵,缺乏中国诗人心灵的深度,而且也缺乏对西方文学客观的了解。首先,西方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普遍发生于十九世纪初到十九世纪末,而中国从李白到杜甫,发生于七世纪到中叶,明显差了一千二百多年,分明不是一个可以类比的时代。其次,西方从东欧到西欧,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是一个整体的思潮,而中国,则没有成为一个思潮,杜甫之后,并没有从此开创出一个现实主义文学的格局,而是另外一种格局,即宋型诗歌的格局和俗文学发展的格局。第三,具体的特征也不一样。譬如,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繁荣与作家对现实的失望有关,因而特别注重表现主观世界,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也与工业化进程、现代文明的忧虑有关,因而特别表现一种自然情结,这跟李白所处的盛唐时代、跟李白他们表现大自然是完全不同的。他既不失望,也没有对现代文明的忧虑,他表现大自然有自身深厚的传统。何况,浪漫主义文学与革命与反革命、幻觉与无意识、中世纪与民族性等,都有重要的联系,这完全不同于盛唐诗歌的时代。最后,将从李白到杜甫的变化,解释为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变化,遮敝了一个更为内在的角度,即中国历史与文化中唐以后向内转的角度,而这对于了解中国文化心灵,是一个更为切近的观察角度。所以,我们不主张这种似是而非暂时借来的概念,而提出重新的理解,尤其是中国文化诗学的自己框架。 如果先简单将结论先提出来,第一,我们认为,从李白到杜甫,唐诗的变化,是从一种古典的浪漫高华的诗学,变化而为一种危机的诗学,人文主义的诗学。第二,这个变化,与中国的历史的大变化有关系,也与中国文艺学的大变化有关系。 什么是古典的浪漫高华的诗学呢?这个诗学,其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国崛起时代的产物。没有盛唐,就没有李白。我们从产生这个诗学的时代讲起。 第一讲:大国崛起的政治诗学

从唐代边塞诗看丝路重镇凉州的人文景观

从唐代边塞诗看丝路重镇凉州的人文景观

2018年第8期 (总第176期) 边疆经济与文化 THE BORDER ECONOMY AND CULTURE No.8.2018 Genera1.No.176 

【文化视野】 

从唐代边塞诗看丝路重镇琼州的人文景观 

李小娟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乌鲁木齐830000) 

摘要:武威,古称凉州,地处甘肃省河西走廊东部,是河西的政治中心,是唐代西北部的军事重镇,是 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大都会,是民族融合的摇篮。唐代边塞诗中关于凉州的诗歌在数量上十分可观,以《全 唐诗》中的凉州I边塞诗为主要研究内容,探究了唐代边塞诗中凉J,I1的人文景观。凉州农业发达,人口稠密,经 济繁荣,胡乐胡舞流行。重温唐代凉州边塞诗,既可以了解凉州的历史景观,又可以使古丝路重镇在“一带一 路”背景下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 关键词:唐代;边塞诗;凉州;人文景观 中图分类号:122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5409(2018)08—0096—04 

一、唐代凉州边塞诗概况 解凉州城市景观、文化艺术和风土民情。 

唐代边塞诗中关于凉州诗在数量上十分可观, 

在《全唐 中,直接以“凉州”为题的诗歌就有 

23首,题目中包含“凉州”或“武威”地名的近 

10首,《全唐诗》中涉及“凉州”、 “凉州词”、 

“凉州曲”、“凉州伎”的超过百首,尚不包括以 

武威、河西为代名主要描写凉州景观、凉州风土人 

情的部分诗作。这样以一种特殊题材或乐曲曲调为 

主导的诗歌样式在当时已经成为风尚,下面简单列 表以示说明(见下页)。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唐代凉州边塞诗的主要内 

容第一是边塞战争或行军生活、送别酬答、将士矛 

盾、士卒思亲怀古、喜怒感慨、牢骚劝勉等,比如 

岑参的 州馆中与诸判官集》《武威送刘单判官 

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第二是写边塞风光,自 

然景物的,比如王之涣的《凉州词二首》。第三是 写边地风俗民情与民族交往的,比如王建的《凉州 

行》展现了凉州境内汉族与少数民族间互通风情的 

文化方面唐诗中体现的民族融合

唐代是我国文化大繁荣时期,也是文化大交流时期。李吉和分析,民族的交融促进其迁徙,由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往往导致文化的变迁,诸如饮食、服饰、发式、语言、丧服习俗等方面,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也深受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影响刘锡涛也谈到隋唐时期由于周边民族不断向中原内地内迁,必然对唐代产生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影响,胡化风尚成为流行潮流。也就是说随着民族融合迁徙,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民族文化碰撞、交流,造就了唐特有的绚丽文化。

一、语言文化

安史之乱后,大量吐蕃人内迁无意识被唐化,王建在凉州行中提到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与此同时由于战争频繁,大量被掠的中原百姓沦为藩地土著居民,整个过程中又形成了吐蕃化。张籍在《陇头行》中有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由于血缘的融合,语言文化的相互碰撞,使得后期的边境贸易发展更迅速,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

二、饮食文化

吃在中国,穿在法国,中华饮食在世界享有盛名。而很多具有特色的饮食都是通过民族融合而来,以葡萄酒、胡饼最为著名。

唐朝葡萄酒酿制方法是从高昌学来的,后经演变酿造出了葡萄酒。唐朝产生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葡萄酒名句,例如王瀚在《凉州词》中就提到葡萄美酒夜光杯,李白的葡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刘禹锡我本是晋人,种此如种玉,酿之成美酒,尽日饮不足,更在《和令狐相公谢太原李侍中寄葡萄》中赞扬葡萄酒味敌五云浆,此酒味道如此好,也难怪向达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提到唐一代西域酒在长安甚行。胡饼就是所说的馕,是汉代控制了西域引进芝麻、胡桃后出现的以胡桃仁为馅的圆形饼。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便是诗人白居易在《寄胡麻饼与杨万州》中对胡饼的赞誉。

三、服饰文化

少数民族文化对中原文化影响最直接的就是服饰,一半胡风似汉家着胡服成为新风尚。胡服指古代西方和北方各族的衣服,唐大胆引入其元素,使窄衣小袖成了一种新的风尚。刘肃在《大唐新语》尹伊判谓胡着汉帽,汉着胡帽,说明贞观八年长安胡服盛行。岑参在《胡歌》写道黑姓藩王貂鼠裘,葡萄宫锦醉缠头表明胡服多以皮毛为主,王建的《花褐裘》有长缝双袖窄裁身描述胡服短且为窄袖。《旧唐书 舆服志》中也有开元女子衣胡服的描写。女子着胡服更显得娇媚,有刘禹锡胡服何葳蕤,仙仙登绮墀 为证。同一时期,唐妇女深受异族文化的影响,思想较开放,妇女流行穿袒胸。方干的《赠美人四首》中明确写道粉胸半掩疑是雪,醉眼斜回小刀样,从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也会发现当时妇女衣着胸部开口比较低,不但更好地展现妇女的胸部美,也将体态呈现得淋漓尽致。服饰不再仅仅为了保暖,更是一种审美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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