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研究综述
文章来源：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年第6期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王 杰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2008级博士研究生冯建辉] 发布时间：08-12-15 14:43:22 477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与其中的儒学的关系问题，是学者们长期关注的理论热点。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这一问题多有讨论，亦有梳理总结。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新一轮“国学热”的兴起，国人的民族文化认同意识进一步增强。学术界再次把研究的视野聚焦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上。针对近年来国内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所取得的理论成果，本文进行梳理总结。
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上个世纪90年代，有学者总结当时学术界的3种认识[1]：对立说、并存说和融合说。近年来，对立说和并存说日渐式微。而融合说，学者们对此达成共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相结合，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与儒家文化相结合。至于两者如何融合，则见仁见智。从总体上看，在先前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
（一）时代性更加突出
不少学者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精华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所倡导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他们认为，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具有3种价值：作为文化载体的符号价值、实现现代化的互补价值、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价值[2]。儒家的和谐思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种思想基础，应该尝试着运用古代儒家的和谐思想来协调各种关系（如“天”人、人人、身心等）[3]。把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结合起来，应该从主体性向度、价值论向度、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等4个方面挖掘儒学的独特价值，并且给出恰当的当代阐释[4]。
（二）对比研究有了新的视角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学者们多从时代、地域、阶级、文化的背景和社会的功能等方面分析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不同，也有少数学者着眼于哲学世界观、政治思想和大同社会理想等方面分析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相同[1]。近年来，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国同构”观念及其对个人的影响，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革命集体主义似有所形[5]；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的警示与儒学对逐利的鄙视[6]，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儒家“知行”观[7]，也有相似[6][7]。解析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观，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7]。认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异同，重要的是看到，这“异”是“同中之异”，这“同”是“异中之同”，必须在同和异的辩证统一中把握其真谛[8]。
二
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组成的。近年来，学术界研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本土化、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现代化）的问题上。
有学者强调，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需要引用中国哲学的“语录”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概括中国哲学的内涵。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需要继承中国哲学的有益精神，吸收中国哲学的合理内核，借鉴中国哲学的发展经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的内容、中国的作风和中国的气派[9]。
有学者指出，中国近代历史证明，无论排斥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还是固守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都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不是儒家学说、传统文化挽救了中国，而是中国现当代革命的胜利使儒家学说、传统文化避免了像近代中国那样，走向衰败[10]。
为什么我国学术界把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集中到哲学层面进行研究呢？究其原因，有学者作出分析：在改革开放深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入的今天，已经不再提阶级的社会矛盾问题，不再争论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质问题。而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基础所发生的变化，愈加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理论根据。因此，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更加突出地演变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关系[11]。有学者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层面区别。科学社会主义仅仅研究人类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共产主义主义社会形态，而唯物主义历史观研究整个人类社会。混淆层面，会带来逻辑错误[12]。
三
有学者指出，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马克思主义功能论强化、儒学功能论弱化。90年代，意识形态变弱，学术争论变强[11]。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和政治儒学方案的提出，学术界的研究凸显学术与意识形态的张力。一方面是重现意识形态之争，另一方面是区分研究与宣传、学术与政治。
（一）重现意识形态论争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多数学者就已经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最初作为外来的哲学和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实现的结合，只是历史的和实践的。而学术界更注重学理结合[1]。
有学者认为，与从前相比，当前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总体变化表现为悬置功能论与确立学理论，具体变化就是从意识形态争论过渡到学术争论[13]。
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出发，评析大陆新儒学“浮出水面”和保守主义“儒化”思潮抬头，强调意识形态领域仍然存在“守土有责”的问题。与文化保守主义势力抬头相比，在学术界很难看到马克思主义积极回应文化论争。在社会主义中国的重要学术领域，马克思主义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14]，值得人们高度警惕。
也有学者深入分析大陆新儒家的背景、立场及其所面临的理论问题，指出大陆新儒家具有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性。他们提出立儒教为国教，主张将儒学道统写入宪法，恢复其“王官学”的地位，就是把儒学当作国家的意识形态，企图以此对抗和取代社会主义中国的核心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种主张与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大势相违背，无益于社会进步，也有害于儒学发展[15]。
不少学者认同这种看法。有学者强调，振兴历史文化，倡导国学包括研究儒学，汲取其精华用以丰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本身无可非议，但不等于要以儒学作立党立国之本[16]。
同时，不少学者也肯定当前儒学研究的主流。有学者指出，当今的“儒学热”、“国学热”，主流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不论评价高一点还是低一点，其中的绝大多数学者都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儒学研究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主张“以儒学取代马列主义”、“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的，只是极少数人。只有划清了这条界线，儒学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才能坚持正确方向，实现健康的发展[15]。
（二）区分政治与学术
有学者认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必要把一般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区分为政治层面的中国化和学术层面的中国化。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政治层面的中国化已经取得重大成果，学术层面的中国化则明显落后，亟待加强[17]。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想，需要结合实践、通过探讨来推动进一步发展。同理，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的关系，也可以从学术层面展开[18]。
有学者提出，要区分和把握意识形态层面的宣传和学术层面的研究：学术研究是在没有说法的地方找说法，意识形态宣传是放大理论，在既有理论的基础上，具体解说理论、纲领、路线、政策。当前，学者们在宣传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时候，不应该忘记和淡化学术研究[19]。
区分学术与政治，能够直接体现到具体的儒学研究之中。有学者提出，将儒学或儒家传统划分为3个层面：政治儒学（制度化儒学）、思想儒学（成文儒学——文献典籍及其理论阐释）与大众儒学（不成文儒学——沉积于风俗习惯中的儒学价值观）。其中，政治儒学不可能、也不应该被恢复[20]。还有学者从3个不同角度区分儒学：政统的儒学、道统的儒学、学统的儒学。政统的儒学存在较多的历史问题。道统的儒学难免会有排他性，压制不同思想。只有“学统的儒学”（传统的儒学思想），才值得挖掘和弘扬。因此，儒学研究最好回归于学术[21]。
四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在哲学研究层面，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本土化和儒家哲学的现代化。这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沿着这样两个分支展开的研究，有区分，也有交融。
（一）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
有学者指出，我国哲学界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已经形成3种较为成熟的研究思路：“文本解读”法、“比较对话”法、“结合现实”法。其中，“文本解读”法主张，通过真实解读马克思的第一手文献，做到与马克思的历史语境相交融。“比较对话”法认为，传统哲学教科书遮蔽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之间的总体性关系。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哲学话语，实现二者之间的“视界融合”，才能从中凸显和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并且彰显其当代价值。“结合现实”法认为，哲学界应当少构造抽象思辩的哲学体系，多关注时代和社会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注重以现实问题的研究带动和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实际上，围绕着重大现实问题，近年来，已经涌现出文化哲学、人学、交往哲学、生存哲学、发展哲学等创新理论[22]。
（二）实现儒学的现代化转型
有学者认为，从学统的角度挖掘儒学的现代价值，要有文化主体意识，在交流中不断地吸纳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挖掘古代思想家们思考文化（哲学）问题的启示意义，充分认识儒学的局限性，合理诠释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粹[21]。对待儒学要一分为二：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学，如“三纲六纪”等，决不可能让它在现时代全面“复兴”，而是需要继续进行深入的批判；作为中华文化载体的儒学，则要把它当作民族文化的瑰宝，进行深入研究、批判继承、综合创新[14]。
有学者认为，面对国学热的兴起和政治儒学的提出，我们需要冷静而理性的思考。当今，儒学复兴的可能是建构时代儒学的可能，绝不是重回“儒学时代”的可能[23]。着眼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相互关系，儒学的未来走向是培育良好的民族文化意识，回归传统以建立民族文化认同，重建儒学传统与社会、与民众生活的联系，形成具有文化主体性和当代意义的儒学形态[24]。儒学发展的现状说明，儒学的转型需要从哲学—知识的话语中走出来，回归经学传统（读经、体认、践履），而不是构建理论体系。儒学应该承认其他文明的独立性和合法性，通过积极对话，通过生活实践，证明自身的优越性[25]。
（三）主张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
有学者从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价值与传统价值呈现二元并行的发展趋势入手，考察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实际关系：中国现阶段的基本价值体系应当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国家意识形态，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二是民族主体价值，即经过改革的儒学和传统主体宗教。前者决定着社会制度、国家体制、大政方针；后者规范着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维系着民族认同[26]。对此，有学者质疑“儒学是中国‘民族主体价值’”的说法，认为无论在语言表述还是在事实论定上都存在问题。就目前而言，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思想已经被时代化。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上，首先是必须承认差异的宽容胸怀、求同存异的民主态度；其次要认识到两者关系不是既定不变的形态，而是不断建构的过程。在承认前一点的基础上，完全可以建构起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27]。
儒学传播动力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启示
第１５卷第２期
２０１１年６月 岱宗学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ＡＩＺ０ＮＧ Ｖ０１．１５ ＮＯ．２ ＪｕＩＬ ２０１１
儒学传播动力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崔金路
（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发展学院，山东日照２７３１５５） 的启示
［摘要］儒学传播的动力方式是以理想人格为内在动力，以学而优则入仕的方式达到学术发展与经济
利益相一致的方式作为外在动力，促进了儒学的发展。当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应从中汲取智慧：加强对马克
思主义理想社会的宣传，树立正确的人生发展理想作为内在动力，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要注意与群众的实际利
益相结合，促进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
［关键词］儒学传播；动力方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启示
［中图分类号］ Ｂ２２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９—１１２２（２０１１）０２—０００７—０３
党的十七大提出：“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 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推动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十七届四中全会又提出，要推进“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把握时代发展方向， 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党 中央明确提出坚持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
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大众化的战略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 风格、中国气派的新理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紧密结 合时代特征，不断吸收新的时代内容，使马克思主义紧跟
时代发展步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基本观点通俗化、具体化，使之更好地为人民大众 所理解、所接受。 马克思主义在当前主流文化中取得的独特地位，与在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学十分相近。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对儒学传播的机制、传播方式及 其在儒学发展中的得失进行研究，对我们当前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的传播工作，是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当前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只注重从理论层面的
借鉴儒家思想传播途径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马克昆重义中国亿
借鉴儒家思想传播途径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韩 冰
（哈尔滨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１５００２８）
摘要：儒家思想通过学校、家庭、民间艺术等传播途径使其传播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这些传播途径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的实现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的对接融合，＂－３代马克思主义教育主要
以学校授课为主，其他多种形式宣传为补充。但在学校教育中仍存在体制机制不完善问题，在社会生活中其他宣传形式没有
的到充分发挥，儒家思想累积的优秀传播经验对进加快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起到借鉴意义。
关键词：儒家思想；传播途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经验
一、儒家思想传播途径 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受其传播途径
的影响，儒家思想通过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 传播体系使其遍布于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让更多的
人认识、了解、掌握它的内在精髓。
（一）通过政府力量建立教学体系
春秋战国时期，“士”从封建社会制度中得到解放，
成为自由流动的社会力量，从事与知识技能有关的脑
力活动。“士”周游列国宣扬政治主张，称为“游士”。“游
士”本身有知识技能还可起到号召作用，在诸侯混战的
军事斗争中成为诸侯们争取的对象。各诸侯发出纳士
信号，引游士人其门下，为其效力。 ”… 诸侯争斗对
“士”的需求推动了私学的发展，同时私学也得到政府
的大力支持。
自殷周以来，教育都是官府垄断，受教育的人上至
天子、太子及其子弟，下至乡遂所举之贤能及侯国之贡
士，全是贵族人士。孔子认为教育不是贵族的专利，倡
导“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不分贫富差别，不论地位高
低，不论个人身世，不区别民族、种族，人人都应享有平 等接受教育的权利，提倡教育平等。不分长幼，对受教
育者不规定年龄，认为学无止境，教育可以是一种终身
教育。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
策以来，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主流
论现代新儒学马克思主义观的研究意义
２００６年第９期 （总第１８８期） 学 术 论 坛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 ＮＯ．９，２００６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ＮＯ．１８８）
论现代新儒学马克思主义观的研究意义
张三萍
［摘要］现代新儒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一种非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现代新儒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既具有思想 史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其一，研究现代新儒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现代新儒学的理论特质；其二，研究 现代新儒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也有利于我们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其三，研究现代新儒学的马克思主义观，还有利于我们 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 ［关键词］现代新儒学；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非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 ［作者简介］张三萍，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０ ［中圈分类号］１３２２２、Ｂ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４４３４（２００６）０９—００２７—０４ 马克思主义学说一经形成，就产生了如何对待 它的问题，并形成了各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观—— 既有正确认识它而形成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也 有歪曲反映它而形成的非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 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各种 非马克思主义对立互动的历史。在中国现代思想 史上，现代新儒学具有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观？它 的马克思主义观是科学的还是非科学的？今天研究 它具有什么意义？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史华慈在《论保守主义》一 文中指出：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这三项 范畴大致同时出现的事实，恰足以证明它们在许多 共同观念的同一架构里运作，而这些观念是出现于 欧洲历史的某一时期”…。史华慈的论断同样适合 于中国“五四”时期形成的三大思潮：马克思主义、 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具有文化保守主义性质的 现代新儒学。三大思潮显示出“在许多共同观念的 同一架构里运作”的特点：它们都具有强烈的民族 主义情绪、救亡图存是其共同的主题、寻求中国的 现代化之路是其永恒的追求。当然，在这些共同性 之下，它们也有差异性：在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具 体选择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中国应走俄国 社会主义的道路；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主张中国走西 方资本主义的道路；现代新儒学则坚持走“复兴儒 学”的道路。这种共同性和差异性并存的特征决定 了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反对自由主义的民 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论”上，马克思主义和现代 新儒学具有一致性；在拒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 点上，现代新儒学和自由主义又达成共识。整个中 国现代思想史就是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现代新 儒学对立互动的历史。 在中国现代鼎足而立的思想格局中，现代新儒 学是同时作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而 产生的，它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种西方理论，对它 进行曲解、误解甚至肢解，其根本目的就是拒斥马 克思主义，阻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反马克思主 义是现代新儒学的显性特征，这一特征在它的开山 鼻祖粱漱溟的文化哲学中就得到了鲜明体现。 １９２１年，粱漱溟发表了《东西文化及哲学》。 在该书中，他第一次把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文化架构 中平等加以讨论，并且断言：只有中国文化所表现 的人生态度于现实最合理，可以拯救西方人在功利 竞争中的精神烦恼，“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 的复兴”。在文化比较中，在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 性的关系上，梁漱溟突出了文化的民族性，这对恢 复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反对“全盘西化论”的民族虚 无主义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借文化复兴以 解决问题的途径”与“全盘西化论”异曲同工，他同 样认为中国问题必须从思想文化的层面人手谋求 出路，只是他认为这一过程不是对国人思想意识的 “完全重建”，而是一种对自身文化观念的调整和对 外来文化的适应。在这种唯心主义文化观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 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历史轨迹和历史命运。在参与并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 , 马克思主义不仅融入了中国的本土文化 , 而且形成了中国文化的新传统。 其成功的原因 , 固然是社会发
展的历史逻辑使然 , 但文化选择也是一个不可忽略不计的重要因素。广义地说 , 理论的实际应用本身就是解释 , 它是一种以实践的方式所做的解释 , 而任何一种解释都是意义的生成和重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 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互诠互释的契合过程。 ( 一)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无疑是一种深邃而重大的文化现象。 在一定意义上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 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如何兼容的
问题。考察这个问题 , 就需要以东西方文化的近代碰撞为历史背景 , 以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和纠葛为文化坐标 , 从解释学角度全面深入地探讨本土文化提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期待视野、历史机缘、接受模式 , 多维度地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进程中儒学这一不可剔除的重要变量所发挥的作用。在这个基础上 , 进而彰显儒学作为中国传统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化资源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和两
者会通的可能性。它需要我们从文化原型的层面上比较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异同 , 并将其诉诸文化的时代性 - 民族性坐标 , 进行全面系统的比较研究 , 揭示二者之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融合的可能性 , 以超越以往研究中的“体用论”窠臼的限囿。
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建设性对话关系 , 凸显这种对话所形成的相互建构的积极意义 , 有利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文化构建提供学理启迪。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已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 我们所面临的不再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是否可能”的问题 , 而是“如何可能”的问题。
从历史的长时段看 ,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发挥巨大的实践力量 , 决不是偶然的 , 而是历史和文化选择的结果。 因为一种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 , 取决
马克思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 论文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摘要]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表面上为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而更深层次上则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来自西方的文化，是否应该被接受、如何接受、如何来指导身负反帝反封建的中国人完成历史革命。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依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部分。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 相斥 互补 并存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与一个国家的历史相适应，同样不同的文化造就了国家的不同性格。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洗礼，积累了丰富的传统文化，造就了中国与众不同的国家性格：包容、传统、谨慎……
她的包容使之乐于接受各种文化思潮，但她的传统又使之谨慎对待一切接近她的事物。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848年，它第一次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指明了正确的道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人类进入了全面践行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而在中国，从五四时期开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成为了中国历史进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一个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国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围绕着中国人是否应该向西方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否能够拿来救中国，应该怎样使用马克思主义来救中国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了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之争。
中国接受一切被证实了先进的文化。于是一些试图救国存亡的拥有先进思想的爱国志士率先提出了向西方学习。例如林则徐睁眼向洋看世界，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孙中山“取法现代”、“尚友古人”的民主革命思想等，他们都在探讨救国的道路上表明了自己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著作，开始向中国人民传播马克思主义。
然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他们自己的主张，在中西文化之争中，中国共产党人阐释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1940年前后，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全面详细地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态度。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毛泽东首先提出关于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方针。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但是，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的吸收。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儒学的现代化
作者： 邵龙宝[1]
作者机构： [1]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092
出版物刊名： 思想战线
页码： 57-62页
年卷期： 2011年 第6期
主题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儒学现代化;异同比较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就“化”在民族性、母体性、根源性的中国文化这一发展
流变的民族文化传统的根基和土壤上。离开了中国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没有
了“化”的根基，中国化就成了一个虚假的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来就应该包含儒学现代
化的文化意蕴，儒学的现代化必须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人学思想的指导，其本身就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目标。两者互相依存、互相渗透，前者是当下中国社会的终极关怀即
最高信仰，后者是中国社会文化建设不可逾越的文化血脉和文化基因，二者在实践中的有机融
合和创新才成就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伟大的成果。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相通相容性主要表
现在：信仰层面的契合，实践层面的会通，现代人格建构层面的融合。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幸福观的比较与会通
２０１３年第６期ｆ鸬第１ｃｏ１期） 济南职业学院学报Ｄｅｃ．２０１３ Ｎｏ．６（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１０１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幸福观的比较与会通
应丽卿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浙江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要：“幸福是什么”和“如何获得幸福”的问题是古今中外理论家不懈求索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 和儒家思想，前者是＂－５下中国社会的终极关怀，后者是中国社会不可逾越的文化血脉。两种理论对幸福的 描述都具有人本、和谐、至善的特点。其中向人性的回归是幸福的根本，和谐是幸福的外显，至善是幸福 的最高境界。 关键词：儒家；马克思主义；幸福 中图分类号：Ａ８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４２７０（２０１３）Ｏ６—０Ｏ８４—０３
幸福是每个人追求的终极价值，追求幸福符合
人的本性。当下中国，幸福感缺失问题引起了社会 的普遍关注。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前者是当下中国 社会的终极关怀，后者是中国社会不可逾越的文化
血脉。两者的比较和会通以及在实践中的有机融合
和创新，凝结成中国人主体性的价值系统，相信能 促进人们对幸福的正确理解和把握。
一、幸福就是人性的回归 马克思主义和先秦儒家都将幸福归结为人自身 存在发展的终极目的和根本要求，既不是高于人的 外在决定，也不是人的主观玄想。幸福不是外在精神，
而是人性本身，体现着幸福追求的现实意义。幸福 和人性紧密相关，是人性的确证和实现。但对人性
的具体内容和人性的彰显途径，两种体系表述各不 相同，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一）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性善论，是儒家人性思想的主流，也是儒家幸 福论的基石。孔子没有对人陛善恶作出明确的鉴定，
但强调“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因此，人性善 是孔子没有说出的内在理论前提。孟子明确提出并 论证了人性善的命题。苟子虽指出“人之性恶，其 善者伪也”，同时又提出“化性起伪”。可见，苟
子也以人格完善作为价值目标。而所谓人性本来就 是价值问题。所以，孟、苟表面看起来相反，本质
略论现代新儒家的马克思主义观
々甚１ｆ元州市垂竞较＇￣－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略论现代新儒家的马克思主义观
口 孙邦金
摘要：２０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新儒家、自由主义三大主流思潮并驾 齐驱，相互之间论争不断，聚讼不已。其中，现代大陆、台港和海外新儒家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
度几经曲折，经历了从排斥、对立到对话交流的阶段性变化，个中缘由耐人寻味。回顾这段历 史，瞻望二者未来的互动前景，实现儒家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沟通对 话，无论是对于推进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抑或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无疑皆具有重要 意义。 关键词：现代新儒家儒学第三期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１３２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２４３（２０１１ Ｊ０４—００７４—０８
２Ｏ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哲学，无论是自由主
义、现代新儒家、马克思主义的相互竞争，还是科学 主义、人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并驾齐驱，抑或 新批判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辩争，都说明西方哲学、
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存在着难以规避的 理论冲突。其中，现代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几经曲折，耐人寻味。
现代新儒家思潮的兴起是在“五四”运动之后，
是对其中反传统主义思潮直接反动的结果。根据刘 述先的意见，我们可以将现代新儒家分为三代、四 组。［１“ ’第一代第一组包括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
和张君劢。其中，梁氏和马氏是现代新儒家的开山
人物，熊氏是现代新儒家的精神领袖，张氏则是海外
新儒家的最早代表。第一代第二组包括冯友兰、贺 麟、钱穆和方东美。其中，冯是程朱理学的继承者， 贺是陆王心学的发扬者，钱是史学家，方则是台湾新 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第二代第三组包括唐君毅、牟
宗三和徐复观。这三位皆是熊十力的弟子，并且三 人最后皆在香港新亚书院结束学术生涯，可谓是台 港新儒家最杰出的代表。第三代第四组包括余英
７４ 时、刘述先、成中英和杜维明。其中，余英时乃新亚 书院第一届毕业生，是钱穆的学生；刘述先、成中英， 包括傅伟勋则是台大方东美的学生；杜维明则是东
传统儒学的日常生活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启示
第３０卷第４期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东 疆 学 刊 Ｄ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１．３０ Ｎｏ．４ Ｏｃｔ．２０１３
传统儒学的日常生活理论
对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启示
朱 琳 ，王东强
［摘 要］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过程中既遭遇到了外界挑战，又陷入了自身发展的瓶颈。 中国传统儒学绵延千年而不绝，其关键点之一就是儒学与日常生活世界的有效融合。从传
统儒学的日常生活理论中寻找对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启示，具有增强马克思主义现实性 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儒学；日常生活理论；马克思主义；启示
［中图分类号］Ｄ６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２００７（２０１３）０４—００７１—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５—１５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主体互动研究”，
项目编号：１２ＹＪＡ７１００８８。 ［作者简介］１．朱琳，女，博士，西华大学政治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 政治教育方向；（成都６１００３９）２．王东强，男，博士研究生，重庆文理学院旅游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人力资源管理。（重庆４０２１６０）
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
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 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却遇到 了一系列的困境，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如何与现实
相结合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如何具有时 效性的问题。学界对这～系列问题进行了有益的
探讨，其中较普遍的观点之一就是让马克思主义 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智慧和养分，不断赋予马 克思主义鲜明的传统特色和民族特色。不可否
认，这些观点对马克思主义如何发展以及怎样发 展找到了方向，但是对马克思主义如何吸取传统
精华以及怎样吸取的探讨尚需深入。日常生活世 界正是构建人们社会心理的一个重要平台，一种
思想一旦被这个平台接受认可，那它就能渗透到 人们的社会心理层面，从而影响人们的行为，这
从“事物”范畴看儒学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学理联系
从“事物”范畴看儒学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学理联系
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儒家哲学在意识形态属性上无疑是对立的，但在人类文化的共同性和继承性上又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大道的僵化学说，儒学也不尽是封建性糟粕，二者皆包含着具有普遍价值的真理性颗粒，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表现出人类的思想智慧，只不过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超越了前人的现代人类的思想智慧，它包含着近现代科学和哲学的最新成就，故是19-20世纪的“时代精神的精华”。
从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形成的过程来看，中国有着深厚的渊源，中国是朴素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故乡――这样认定，一点都不过分。为了简要地说明和廓清这一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我们在中国哲学众多的命题和范畴中选择几个既具有代表性又为学者所熟悉但不曾深究的儒学范畴来开显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国哲学思想长河中漫游的轨迹，从中进一步厘清和分辨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中国古代素朴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思想深层的异同。
从儒学的发展史来看，它基本上可以分成先秦的原始儒家、两汉时期神学化了的儒家和宋明以后融儒释道为一体的新儒家。由于特定社会历史背景的制约，儒学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其致思趋向是明显不同的，本文旨在溯根求源，从原始儒家谈起，重点落笔到宋明新儒学。
原始儒家重视人生和现世，对现象背后的本质往往存而不论，或者认为除可感知的物质世界之外别无本体，这正是儒家哲学既没有生出宗教又没有开出自然科学的原因，但却形成了儒学根深蒂固的无神论和实在论的传统，从而奠定了儒学唯物主义实在论的胚基。先秦儒家确实很少提“本体”，“本体”是道家学派的核心范畴，例如，老子的“本”、“母”、“道”、“一”、“无”等等，都明确指出了是本体。
秦汉以降，魏晋玄学对道家的本体论进行了精致的改造，整个玄学体系就是本体论的争辩，围绕着是以“无”为本还是以“有”为本的论争形成了玄学的理论轴心。王弼的“本无论”已经暗含了近代现象学的意义，如他提出了“存母以守子”即是透过现象把握本质，但他没认识到现象与本质的统一，故舍弃现象只存本质，那么本质就成了虚无主义的一片苍白。但魏晋玄学融儒道为一体，明确阐明了以“无”或以“有”为本的“本体”论学说，这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是有独特意义的。魏晋至隋唐的佛教更是把本体说到了极至，如果说先秦道家和魏晋玄学的本体论是一种自然本体论的话，那么，自佛教而始，中国哲学确立了心性本体论，由于这种心性本体论在原则上遥契先秦的思孟学派，所以为宋明新儒学整合儒释道各家义理提供了契机。 现代儒家说本体往往只从宋代新儒学讲起。宋明各大儒中，皆谈心性本体，只不过像朱熹和张载等人的本体论具有明显的二元论倾向，如朱熹认为在“天命之性”之后还有个“气质之性”，“天命之性”是本质，而“气质之性”只能是现象了。朱熹的二元论表现于现象和本质非同一：“天命之性”无有不善，而“气质之性”则有善有恶。但朱熹进而指出“气质之性”只要时时揩拭也能明心见性。朱熹的性二元说承继张载，张载既是人性善恶二元论者，又是“气”、“性”二元论者，即在自然观上主张“气”一元论，而在人性、道德观上主张心性本体论，这样，在张载那里就已出现了两个本体。但是，中国的二元论与西方的二元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的二元论者如康德，善恶是永恒的二律悖反，而在中国，无论是朱熹还是张载都能找到弃恶归善的统一之路：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张载著《西铭》强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中国哲学内在同一的呼喊太强烈了，这种哲学品格也正是中华民族重统一、尚和谐性格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