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_中帝后诏令校定经书之文献研究_崔琦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３－０７－２２［作者简介］ 崔琦（１９８８－），女，河北石家庄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献学史研究。《后汉书》中帝后诏令校定经书之文献研究
崔 琦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曲阜２７３１６５）
［摘 要］ 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帝后曾先后四次诏令校定经书，此举对于经书的保存、经学的传播起到
了重要作用。现将《后汉书》中东汉帝后诏令校定经书之文献逐一摘出，附以其他文献材料加以佐证，将校
定经书之史实进行考辨、分析，并归纳出其所呈现的校经、修史紧密结合，未出现专经校定等特点。希望能
为研究该领域的学者提供些许帮助。
［关键词］ 后汉书；帝后；校定；经书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６１２１（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６４－０３
儒学自汉后始成“经学”，东汉统治者继承、延续
了西汉帝王和缓的文化政策，非常注重经学的传播以
及经文在施政、牧民等方面的作用，并采取多种手段
促进经学的发展，如诏令贵族习经、诏令讲论经书、提
拔经学大家等。此外，东汉统治者还注重经书的校定
与整理，曾多次诏令经学家入东观校雠经传，整理经
书。关于东汉帝后诏令校经的史实，《后汉书》中多有
记叙，兹以《后汉书》所载之史料为据，将《后汉书》中
帝后诏令校定经书之文献逐一摘出，对文献中涉及的
相关问题进行考辨，通过文献梳理，以期将部分史实
尽量还原；在理清一些历史问题头绪的基础上，浅析
东汉帝后诏令校定经书所体现出的特点，为该领域的
研究提供些许便利。
一、《后汉书》中帝后诏令校经之文献考辨
（一）《后汉书》中帝后诏令校经之文献记载
《后汉书》共记载东汉帝后诏令校定经书四次，其
中安帝朝两次，顺帝、灵帝朝各一次，有三次为皇帝下
达诏令，一次为皇太后下达诏令。
东汉帝后首次诏令校定经书发生在安帝永初四
年，东汉政权的实际掌控者和熹邓太后诏令群儒入东
观校定经书、传记等。据《后汉书·孝安帝纪》云：
“（永初四年二月）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
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
字。”［１］２１５第二次诏令校经发生在安帝朝元初四年，安
帝因经传之文历时久远，多有舛误而下令刘珍等人校
雠家法，并令蔡伦监典其事。据《后汉书·蔡伦传》：
“元初元年，邓太后以（蔡）伦久宿卫，封为龙亭侯，邑
三百户。后为长乐太仆。四年，（安）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仇
校汉家法，令伦监典其事。”［１］２５１３此次校定经传之事除
《后汉书·蔡伦传》有记载外，正史及《东观汉记校
注》、《后汉纪校注》、《八家后汉书辑注》等史料中均没
有相关记载，可考文献仅此一条。第三次诏令校定经
书是在顺帝永和元年，顺帝诏令伏无忌及黄景校定经
书。《后汉书·伏湛传》载：“永和元年，诏（伏）无忌与
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１］８９８正史
中对此事的记载也仅此一条，而《东观汉记校注》、《后
汉纪校注》、《八家后汉书辑注》等史书中均未提及此
事。最后一次是在灵帝时期，灵帝诏令诸儒正定经
书，并刊刻石经立于太学，使得天下儒生皆能校验。
《后汉书·孝灵帝纪》载：“（熹平）四年春三月，诏诸儒
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１］３３６又如《后汉书
·儒林传》记载：“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
刊于石碑，爲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
门，使天下咸取则焉。”［１］２５４７
除《后汉书》外，其他史书对此事也有著录。《八家
后汉书辑注·薛莹后汉纪》记载：“灵帝熹平四年，诏正
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之前。”［２］２８９《后汉纪校注·后
汉孝灵皇帝纪中卷》记载：“［熹］（嘉）平四年春三月，五
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之前。”［３］６６７《资治通鉴·卷第五
十七》：“熹平四年春，三月，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命议
郎蔡邕为古文、篆、隶三体书之，刻石，立于太学门外，
使后儒晚学咸取正焉。”［４］１８３４上述文献除袁宏《后汉纪》
载校正经书的时间为“嘉平”外，其他相关文献皆记载
为“熹平”，东汉帝号没有“嘉平”，原文记载有误，当是
“熹平”，周天游校注袁书时已改。《隶释·隶续》引《水
—４６—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Ｎｏ．５，２０１３（总第１７７期）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ｕｄａｎｊｉａ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ｏｔａｌ Ｎｏ．１７７DOI:10.13815/j.cnki.jmtc(pss).2013.05.035经注》云：“光和六年立石于太学，其上悉刻蔡邕
名。”［５］１５６故洪适认为，诸儒受诏于熹平年间而碑成于
光和年间。然而《后汉书》、《两汉纪》、《东观汉记》等相
关史书中，没有“光和年间立石”的相关记载。
（二）《后汉书》中帝后诏令校经文献之相关问题
考辨
１．安帝朝永初四年诏令校经者为和熹邓太后
《后汉书·孝安帝纪》虽未明言诏令者是谁，但永
初四年下诏校经者当为和熹邓太后。原因有三：
第一，《后汉书》中有文献直接点明诏令者为和熹
邓太后。据《后汉书·刘珍传》载：“永初中，（刘珍）爲
谒者仆射。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騊駼、马融及五经博
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蓺术，整齐脱误，是
正文字。”［１］２６１７“永初”是安帝的第一个年号，此年号共
使用了七年（公元１０６———１２５年），据此推算，“永初
中”与“永初四年”时间大体相符，当记载的是同一事，
此文献直指诏令者为和熹邓太后。另据，《后汉书·
和熹邓皇后纪》载：“（永初）三年秋，太后体不安，左右
忧惶，祷请祝辞，愿得代命。……太后自入宫掖，从曹
大家受经书，兼天方、算数。昼省王政，夜则诵读，而
患其谬误，惧乖典章，乃博选诸儒刘珍等及博士、议
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诣东观雠校传记。……及新
野君薨，太后自侍疾病，至乎终尽，忧哀毁损，事加于
常。”［１］４２４刘珍等人校雠经传之事应发生在永初三年
秋到新野君薨逝之间。《后汉书·孝安帝纪》又载：
“（永初四年）冬十月甲戌，新野君阴氏薨，使司空持节
护丧事。”［１］２１６新野君薨于永初四年十月。因此，刘珍
等人校雠经传的时间应在永初三年秋至永初四年十
月之间，据此可大体推断《和熹邓皇后纪》所载校雠经
传与永初四年二月校定经书当为同一事，此文献亦指
出诏令者为和熹邓太后。
第二，永初年间和熹邓太后是东汉王朝的实际掌
权者，由其下诏管理朝政也是无可厚非。《后汉书·
陈忠传》载：“及邓太后崩，安帝始亲朝事。”［１］１５５６另《后
汉书·和熹邓皇后纪》记载：“论曰：邓后称制终身，号
令自出……”［１］４３０和熹邓太后自策立安帝后，临朝称
制，及安帝长成，仍拒不归政，大权在握直至其崩逝。
第三，和熹邓太后曾习经、传，非常重视经、传的
教化作用。《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记载：“（和熹邓
太后）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诸兄每读
《经》、《传》，辄下意难问。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
事。”［１］４１８又载：“（和熹邓）太后自入宫掖，从曹大家受
经书，兼天方、算数。……又诏中官进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１］４２４
从上述论证可看出，永初四年由和熹邓太后下
诏，召集群儒校经于东观也是在情理中的。
２．《后汉书》所载安帝朝元初四年校定经传之事
并无讹误
据《后汉书·蔡伦传》载：“元初元年，邓太后以
（蔡）伦久宿卫，封为龙亭侯，邑三百户。后为长乐太
仆。四年，（安）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谒
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仇校汉家法，令伦监典
其事。”［１］２５１３元初四年校定经传之事，除《后汉书·蔡
伦传》外，正史及《东观汉记校注》、《后汉纪校注》、《八
家后汉书辑注》等书中均未见其事，因此有学者对此
次校雠经、传的时间产生了怀疑，认为文献所载之“元
初”当作“永初”，即认为元初四年并无校经之事，史书
有元初四年校经记载是文字讹误所致，文中所指之事
当是永初四年校经之事。
但我们认为此种说法有待商榷，原因有三：第一，
由上文可知永初四年召集群儒校定经书的是和熹邓
太后，而元初四年诏令东观校雠经、传的是安帝，下达
诏令者并不统一。第二，如若文献所载“元初元年”当
作“永初元年”，则蔡伦封侯的时间就应当是永初元
年。但是从笔者所见之史书中均找不到相关文献材
料佐证此说。质疑者亦未能给出相关材料来证明这
一点。第三，永初、永宁年间刘珍等人曾多次奉命入
东观续修史书，而校雠经传很有可能是他们续补史书
之前的基础性工作。“永初”和“永宁”分别是安帝的
第一个和第三个年号，而“元初”是安帝的第二个年
号，在“永初”和“永宁”之间。因此，安帝诏令在元初
年间校定经书，为修撰史书作准备也是符合常理的。
３．灵帝朝熹平年间校定经书之数目
正史中对熹平石经刊刻经数的记载不尽相同：
《后汉书·孝灵帝纪》、《后汉书·卢植传》、《后汉书·
宦者列传》、《魏书·术艺传》皆载熹平年间诸儒校定
刊载的是“五经”文字。《后汉书·蔡邕传》、《后汉书
·儒林传》记载正定刊刻的是“六经”文字。《隋书·
经籍志》却云东汉篆刻于石碑之上的为“七经”，且均
是蔡邕所书。
根据史料记载、熹平石经残石及学者考证，熹平
石经所刊刻的内容包含《隋志》所言的“七经”，即《尚
书》、《周易》、《鲁诗》、《仪礼》、《春秋》、《春秋公羊传》、
《论语》。东汉时期尚未将《论语》纳入“经”的范畴，而
认为《论语》是“传”，《后汉书》中称引论语字句时，常
以“传曰”、“传不云”等领起，如：《后汉书·孝安帝纪》
—５６—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Ｎｏ．５，２０１３（总第１７７期）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ｕｄａｎｊｉａ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ｏｔａｌ Ｎｏ．１７７
后汉书儒林传原文及释文
《后汉书.儒林传》原文：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诗》于鲁中公，传子至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承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太子既通，复私问《穀梁》而善之。其后浸微，唯鲁荣广、皓星公二人受焉。广尽能传其《诗》、《春秋》，高材捷敏，与《公羊》大师眭孟等论，数困之，故好学者颇复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庆幼君、丁姓子孙皆从广受。千秋又事皓星公，为学最笃。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穀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教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穀梁》。时千秋为郎召是与《公羊》家并说上着《穀梁》说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后有过在迁平陵令复求能为《教梁》者，莫及千秋。上感其学且绝，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爱。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说矣，会千秋病死，征江公孙为博士。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复死，乃征周庆、丁姓待诏保宫，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评《公羊》、《穀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晚、伊推、宋显，《穀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愿请内侍郎许广，使者亦并内《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议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穀梁》。由是《穀梁》之学大盛。
《后汉书.儒林传》释文：
瑕丘江公跟鲁申公学习《穀梁春秋》和《诗》，（将所学）传给儿子到孙子做了博士。武帝时，江公和董仲舒齐名。董仲舒通晓《五经》，能提出主张，并且善于写文章。江公言语迟钝，皇上叫他和董仲舒辩论，结果不如董仲舒。丞相公孙弘本来就研究《公羊》学说，编排他们的辩论内容，（朝廷）最终录用了董仲舒。于是皇上就尊崇《公羊》一家，并下诏令太子学习《公羊春秋》，从此《公羊》就大为兴盛。太子通晓《公羊》后，又私自请求学习《穀梁》并且喜欢上它。以后《穀梁》就逐渐衰微了，只有鲁荣广、皓星公二人学习。荣广能全部解释《诗》、《春秋》，才思敏捷，多次与《公羊》大师眭孟等辩论，多次难住他，所以好学的人又多学《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庆幼君、丁姓子孙，都跟荣广学习。千秋又事奉皓星公，治学最专心。宣帝即位，听说卫太子喜欢《穀梁春秋》，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和侍中乐陵侯史高，都是鲁人，说穀梁子本是鲁学，公羊氏是齐学，应当兴学《穀梁》。当时千秋是郎，被召见，和《公羊》家一起讲论，皇上喜欢《穀梁》的解释，提升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后来千秋有过失，被降为平陵令。又寻求能研究《穀梁》的人，没有人能比得上千秋。皇上怜惜他的学术将要灭绝，就让千秋做郎中户将，挑选了十个郎官跟随他学习。汝南尹更始翁君本来事奉千秋，学业已能解释《穀梁》，正赶上千秋病死，朝廷征召江公的孙子做博士。刘向凭借故谏大夫的身份通晓经义被任命为待诏，学习《穀梁》，朝廷想让他帮助江博士。江博士又死了，便征召周庆、丁姓待诏于保宫，让他们完成教授十个人的任务。从元康年中开始讲授，一直到甘露元年，前后共十几年，十几个人都精通了《穀梁》。于是朝廷下令召集《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在殿中进行大辩论，评论《公羊》、《穀梁》的异同，并且让他们各自引用经书论处是非曲直。当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显，《穀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等一起参与辩论。《公羊》一家多不被赞同，他们希望请侍郎许广参议，使者也同时让《穀梁》家中郎王亥参议，各五个人，议论三十多件事。望之等十一人各自用经义核对，大多赞同《穀梁》。从此《穀梁》学大为兴盛。
古典文献学题库
1
古典文献学概要
中国古代无“文献学”之名却有文献学之实
• 孔子修“六经” 目录学、版本学、校雠学三者融为一体的学问
• 始于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当时叫“校雠”
• 近代受西方学术影响，一些传统学术被冠以“××学”之名，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即传统上的字书、韵书、训诂 “校雠学”，“古典文献学”
“文献学”之名的提出
• 梁启超1920年《清代学术概论》：“全祖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献学者宗焉。”
• 1923年《中国近三百学术史》：“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
• 1928年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例言》：“本编亦采其谊，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
成为高等教育的独立学科
• 建国后标点整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
• 50年代末翦伯赞等教授建议建立文献学专业
• 在魏建功先生领导下，1959年在北大中文系创建国内第一个古典文献学本科专业
• 上世纪80年代初张舜徽先生提出招收文献学研究生，于是在历史系设置历史文献学专业
• 从此就形成了古典文献、历史文献两个专业并存的局面
古典文献学是怎样的一门学问
• 传统的文献学包括文献形态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编纂学、典藏学；文献标点、注释翻译、考证、文献检索、出土文献等
• 古典文献学的功用
• 传统上即明道，教化，娱情，考辨，经世
• 古典文献学是治中国文史之学最基本的学问
程千帆：文献学学不好，将来会被人欺负的
平时说话要负责任 进行学术研究不能不顾学术常识
• 他曾就读于复旦、柏林、苏黎世、哈佛，通晓八国语言，先为清华大师，后教于牛津，学贯中西。家学深厚，全唐诗10万首都可倒背如流，晚年目盲后，全靠口述，出口成章，学生整理其听课笔记便成国学巨著。号称500年才出的一个教授，蒋介石称之为国宝，他就是陈寅恪，死于文革。（有种人叫天才，惊采绝艳啊。）
《汉书·赵广汉传》原文及翻译译文
- 1 - 《汉书·赵广汉传》原文及翻译译文
1、《汉书·赵广汉传》原文及翻译译文
《汉书·赵广汉传》原文及翻译汉书
原文：
赵广汉，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属河间。少为郡吏、州从事，以廉洁、通敏、下士为名。举茂材，平准令①。察廉为阳翟令。以治行尤异，迁京辅都尉，守京兆尹。会昭帝崩，而新丰杜建为京兆掾，护作平陵方上②。建素豪侠，宾客为奸利，广汉闻之，先风告。建不改，于是收案致法。中贵人豪长者为请无不至，终无所听。宗族宾客谋欲篡取，广汉尽知其计议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计如此，且并灭家。”令数吏将建弃市，莫敢近者。京师称之。
是时，昌邑王征即位，行淫乱，大将军霍光与群臣共废王，尊立宣帝。广汉以与议定策，赐爵关内侯，迁颍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横恣，宾客犯为盗贼，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广汉既至数月，诛原、褚首恶，郡中震栗。先是，颍川豪桀大姓相与为婚姻，吏俗朋党。广汉患之，厉使其中可用者受记③，出有案问，既得罪名，行法罚之，广汉故漏泄其语，令相怨咎。又教吏为缿筩④，及得投书，削其主名，而托以为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后强宗大族家家结为仇雠，奸党散落，风俗大改。吏民相告讦，广汉得以为耳目，盗贼以故不发，发又辄得。一切治理，威名流闻，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闻广汉。
- 2 - 本始二年，从军还，复用守京兆尹，满岁为真。
广汉为人强力，天性精于吏职，见吏民，或夜不寝至旦。尤善为钩距⑤，以得事情。钩距者，设预知马贾，则先问狗，已问羊，又问牛，然后及马，参伍其贾，以类相准，则知马之贵贱不失实矣。唯广汉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富人苏回为郎，二人劫之。有顷，广汉将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长安丞龚奢叩堂户晓贼，曰：“京兆尹赵君谢两卿，无得杀质，此宿卫臣也。释质，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时解脱。”二人惊愕，又素闻广汉名，即开户出，下堂叩头，广汉跪谢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狱，敕吏谨遇，给酒肉。至冬当出死，豫为调棺，给敛葬具，告语之，皆曰：“死无所恨!”
高中语文 课外古诗文《后汉书 崔寔传》原文及翻译
《后汉书·崔寔传》原文及翻译
后汉书
原文：
崔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少沉静，好典籍。父卒，隐居墓侧。服竟，三公并辟，皆不就。桓帝初，诏公卿郡国举至孝独行之士。寔以郡举，征诣公车，病不对策，除为郎。明于政体，吏才有余，论当世便事数十条，名曰《政论》。指切时要，言辨而确，当世称之。仲长统曰：“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其后辟太尉袁汤大将军梁冀府并不应大司农羊傅少府何豹上书荐寔才美能高宜在朝廷。召拜议郎，迁大将军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著作东观。出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寔至官，斥卖储峙，为作纺绩、织纺、缣媪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是时胡虏连入云中、朔方，杀略吏民，一岁至九奔命。寔整厉士马，严烽候，虏不敢犯，常为边最。以病征，拜议郎，复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会梁冀诛，寔以故吏免官，禁锢数年。时，鲜卑数犯边，诏三公举威武谋略之士，司空黄琼荐寔，拜辽东太守。行道，母刘氏病卒，上疏求归葬行丧。母有母仪淑德，博览书传。初，寔在五原，常训以临民之政，寔之善绩，母有其助焉。服竟，召拜尚书。寔以世方阻乱，称疾不视事，数月免归。初，寔父卒，剽卖田宅，起冢茔，立碑颂。葬讫，资产竭尽，因穷困，以酤酿贩鬻为业。时人多以此讥之，寔终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余。及仕官，历位边郡，而愈贫薄。建宁中病卒。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敛，光禄勋杨赐、太仆袁逢、少府段颊为备棺葬具，大鸿胪袁隗树碑颂德。（节选自《后汉书·崔寔传》）
译文：
崔寔字子真，又名台，字元始。少年时很沉静，喜欢读书。父亲死后，住在墓旁守丧。守丧期满，三公请他出去做官，他都不去。桓帝初年，皇帝下诏给公卿郡国推举极孝顺和品德好的人。崔定被郡国推举，征召到官署，因病不能参加面试，拜为郎。崔定对政体很精明，做官的能力很强，写了评论当代政事的意见数十条，题目叫《政论》。针对当时要害，议论很正确，博得当代人的称赞。仲长统说：“所有国君，应抄一遍，置于座旁。”后来朝廷叫崔定到太尉袁汤，大将军梁冀府里去当官，崔寔都不去。大司农羊傅、少府何豹上书推荐崔寔，说崔的才干很好，能力很强，应在朝廷做官。于是皇帝封崔为议郎，提升大将军梁冀作司马，与边韶、延笃等人在东观著书立说。后来崔定出任五原太守。五原的土质宜于种麻，而当地人不知道织布，老百姓冬天没有衣服穿，堆些细草睡在草里面，见官吏就披着草出来。崔寔到任后，叫百姓卖掉储藏的粮食，替他们添制纺绩、织缍、觫媪等工具并教他们如何使用，百姓才免受冻馁之苦。这时匈奴连续入侵云中、朔方，杀害抢掠官吏百姓，百姓一年之内多次逃命。崔定就厉兵秣马，严饬烽火台侦察，敌人不敢进犯，成为边塞最安静的地方。崔定在病中，被拜为议郎，又与当时的名儒博士一同审定《五经》。恰逢梁冀被杀，崔定是梁冀的故吏，受牵连，罢了官，关在牢里数年。当时鲜卑多次进犯边境，皇帝下诏书给三公推荐威武谋略之士，司空黄琼推荐崔寔，崔被拜为辽东太守。走到半路上，母亲刘氏病死了，崔定上疏请求回家料理丧事。母亲刘民生前品德很好，读了不少书。起初，崔突在五原任太守，母亲经常教导如何治理政事，崔寔的好功绩，母亲很有帮助。服丧完毕，朝廷征召并授予他尚书一职，皇上又拜他为尚书。崔寔因为时局很乱，称病不到职办公，几个月后被免职回家。当初，崔定的父亲死了，崔寔卖掉田产，做了坟墓，立了墓碑。埋葬完毕，家产卖尽，因为穷困，便以卖酒贩粥为生。当时人多用这事讥笑他，他始终不改。他做生意只求够本就行，不多赚钱。等到做了官，多是边境地区，所以更加贫薄。建宁年间死去。家里很穷困，没有钱装殓，光禄勋杨赐、太仆袁逢、少府段颊等替他准备棺椁葬具，大鸿胪袁隗替他树碑，称颂他的功德。
_后汉纪_校读续记
·41·2006年9月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Sep.2006第5期 Journal of Ancient Books Collation and Studies No.5
《后汉纪》校读续记
高 明
(西藏民族学院 语文系，陕西 咸阳 712082)
摘要：《后汉纪》是研究东汉历史的重要文献，现在流行的两种整理本在校勘方面仍有可商榷之处，本文试图从文献对勘和语言研究的角度对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修正。 关键词：《后汉纪》；校勘；《后汉书》 中图分类号：K234.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06)05-0041-04
袁宏《后汉纪》是魏晋南北时期编年体史作的代
表。它流传至今，保存较为完整，同《东观汉记》、
《后汉书》一起成为研究东汉历史文化的最基本文
献。但随着范晔《后汉书》的编成，《后汉纪》的影
响逐渐下降，慢慢淡出了研究者的视线，其中最突出
的表现是传世的《后汉纪》刊本较少，而且缺乏精良
的版本。近年来，这种局面有所改善，先后出现了两
部《后汉纪》的整理本，一是《后汉纪校注》（周天
游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以下简称《校
注》），二是《两汉纪》中的《后汉纪》（张烈点校，
中华书局2002年版。以下简称《中华本》）。这两部
校点本分别选取乐三堂本和黄姬水本为工作底本，并
参考了明、清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人们研究《后汉纪》
提供了方便实用的可读之本。当然，校书如扫落叶，
随扫随生，全面整理《后汉纪》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首先从文本的校勘上看，目前最为流行的这两部整理
本还都存在一些不尽人意之处。此前，业师吴金华先
生曾有多篇专文论及，笔者也曾经将自己阅读中的一
孔之见公之于众，以便研究者参考。①在后来的阅读
研究中时时又有零星的发现，今不揣浅陋，成此小文，
以续前篇。本文以《中华本》为切入点，选取的条目
或是两本均未注意到的，或是虽有校勘但仍可商榷
的，祈请大方教正。以下每条均在后面括注《中华本》
① 吴金华先生的论文主要有：《后汉纪校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9年第1期）、《后汉纪校读琐记》（《古籍研究》1998年第3期）、《后汉纪校读琐记（续）》（《古籍研究》2001年第2期）、《后汉纪校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年第2期）等。笔者也有《后汉纪校读劄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2期）。 收稿日期：2004-11-11 作者简介：高明（1970—），男，陕西西安人，文学博士，陕西咸阳西藏民族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古汉语词汇和中古文献。 的页码，以便覆检。
《后汉书·李元素传》原文及翻译译文
- 1 - 《后汉书·李元素传》原文及翻译译文
1、《后汉书·李元素传》原文及翻译译文
《后汉书·李元素传》原文及翻译后汉书
原文：
李元素，字大朴，邢国公李密之孙。任侍御史，时杜亚为东都留守，恶大将令狐运，会盗发洛城之北，运适与其部下畋于北郊，亚意其为盗，遂执讯之，逮系者四十余人。监察御史杨宁按其事，亚以为不直，密表陈之，宁遂得罪。亚将逞其宿怒，且以得贼为功，上表指明运为盗之状，上信而不疑。宰臣以狱大宜审，奏请覆之，命元素就决，亚迎路以狱成告。元素验之五日，尽释其囚以还。亚大惊，且怒，亲追送，马上责之，元素不答。亚遂上疏，又诬元素。元素还奏，言未毕，上怒曰：“出俟命。”元素曰：“臣未尽词。”上又曰：“且去。”元素复奏曰：“一出不得复见陛下，乞容尽词。”上意稍缓，元素尽言运冤状明白，上乃寤曰：“非卿，孰能辨之!”后数月，竟得其真贼，元素由是为时器重，迁给事中。时美官缺，必指元素。迁尚书右丞。
元和初，征拜御史大夫。自贞元中位缺久难其人至是元素以名望召拜中外耸听。及居位，一无修举，但规求作相。久之，浸不得志。见属官必先拜，脂韦①在列，大失人情。李锜为乱江南，遂授元素浙西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
元素少孤，奉长姊友敬加于人，及其姊殁，沉悲遘疾，上疏恳
- 2 - 辞，从之。数月，以出妻免官。初，元素再娶妻王氏，石泉公方庆之孙，性柔弱，元素为郎官时娶之，甚礼重，及贵，溺情仆妾，遂薄之。且又无子，元素寝疾昏惑，听谮遂出之。妻族上诉，乃诏曰：“李元素病中上表，恳切披陈，云‘妻王氏，礼义殊乖，愿与离绝’。初谓素有丑行，不能显言，以其大官之家，所以令自处置。访闻不曾告报妻族，亦无明过可书，盖是中情不和，遂至于此。胁以王命，当日遣归。不唯王氏受辱，实亦朝情悉惊。如此理家，合当惩责。宜停官，仍令与王氏钱物，通所奏数满五千贯。”元和五年卒，赠陕州大都督。(旧唐书《李元素传》)
徐建委丨郑玄的出现：永元改革与汉代学术形态之变迁
徐建委丨郑玄的出现：永元改革与汉代学术形态之变迁
注：本文发表于《文史哲》2022年第1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徐建委老师授权发布！郑玄的出现：永元改革与汉代学术形态之变迁
徐建委
摘 要：东汉中后期出现的马融、郑玄等人的经注，为后世学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世以经学注疏为主导的学术形态，正是形成于此时。若要了解这一时期学术演进的动因，不能仅仅关注平面的制度设置，还应深入汉王朝的行政实践，辨析行政运作与学术形态变化之间的关系。汉王朝的行政实践中，用于选拔官员的策问制度，对经学发展尤其具有影响力。汉和帝永元十四年的策问改革，因此就显得特别关键。这项改革是章帝时期崇尚古学学风的自然延续，其重视章句、家法的改革，推动了古学的流行，并在以下三个方面深刻地改变了当时的学术形态：其一是经书文本开始标准化；其二，新型的小章句形式的经注开始流行；其三，经注开始注重内在统一性和体系化特征。与此同时，小章句形式的经注书籍促进了新的经典学习方式的成熟：通过独立阅读注本来研读经典。许多经注书籍因其完备性而开始突破门派限制，在更大范围内流传，并逐渐经典化。这或许就是郑玄那一代人因何出现的部分原因。
关键词：博士弟子；策问；小章句；经注；默读 东汉中后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关键阶段之一，这一时期出现的马融、郑玄等人的经注文本是后世注疏的主干，塑造了后世经学的基本形态。传统的学术史叙事，往往以今古文的融合来描述这段历史。然而这仅仅是对历史现象的勾勒，至于学术变迁背后的原因，则少有剖析。如果要问马融、郑玄这些经学家们为什么会出现，至少目前尚无令人满意的回答。我们不能仅仅举证所谓今文学、古文学的优劣，就推定二者融合的必然。这种判断，因为材料的限制，更多的借助了后人默许的学术逻辑，并假定古人是在今人设想中的井井有条的学术模式之下治学，这恐怕难以摆脱以今例古的嫌疑。古人不太可能抱有我们今天的学术观念，也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和逻辑来认识文本及其意义。读汉人的古注，抛却历史语境，纯粹从学术和思想的角度来训读，所得也未必全面。汉代的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极为密切，同时《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基本史料，也主要以政治史的记录为主线，故就基本文献而言，捕捉汉代学术波纹之下的主要潜流，还是应该具备政治史的视野。
走出“宗汉宗宋”的怪圈——论崔述《诗经》研究之独立思考
走出“宗汉宗宋”的怪圈——论崔述《诗经》研究之独立思考
清代乾嘉时期是各种思潮、学术流派争鸣裂变、组合重构的重要时期，理学、心学、考据学、历史学、实证哲学因势而兴，寻求发展。在这种过程中引发了对各种典籍的总结、考据、扬弃、重新发现的问题。汉学、宋学的学术风气之争在这一时期尤为显著，大部分学者坚持汉学立场，“皆以博考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至有称诵宋、元、明以来儒者，则相与诽笑”。像钱大昕、纪昀、戴震、焦循等人虽认识到宋学所长，因所处的汉学立场，在学术上还是以宗汉为主。随着社会矛盾的加深，汉学琐屑、复古、脱离实际的弊端逐渐暴露，宋学营垒之人目击其弊开始极力攻击汉学，程晋芳言：“海内儒家，昌言汉学者几四十年矣。其大旨谓，唐以前书皆尺珠寸壁，无一不可贵。由唐以推之汉，由汉以溯之周秦，而《九经》、《史》、《汉》，注疏为之根本，宋以后可置勿论也。呜呼！为宋学者未尝弃汉唐也，为汉学者独可弃宋元以降乎！”汉宋之争贯穿了整个清代经学史，崔述就在这样的时代中，独立思考探求诗之本义，取得了显著成就。
一、崔述独立思考之原因探析
胡适言：“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如果能仔细研究，定可寻出那种学说有许多前因，有许多后果。”崔述能够在宗汉还是宗宋的学术思潮中，保持清醒、实事求是、大胆疑古辩伪、不断创新的精神，深受其家学和当时学术思潮的影响。
（一）崔述之家学渊源 崔述（1740—1816），字武承，号东壁，直隶大名府魏县人，乾隆二十七年举人，清朝著名辨伪学者。著述有三十余部，其中《读风偶识》与《考信录》是其代表性作品。
崔述先祖崔义在明初以军功起家，曾任卫指挥使。其伯高祖崔维雅在顺治年间因治水有功升任江南淮安府同知，后又改任开封府南河同知，是一位颇有才干的官员。其曾祖崔辑麟，康熙二十九年举人，跟随崔维雅熟悉河务，后任大城县教谕，与诸生讲学论文，著有《段垣诗集》《段垣文集》《书法辑说》等，这是其家族由仕途转向学术研究的转折人物。崔述其父崔元森，字灿若，号暗斋。少好学，强博记，读书刻苦，五次参加顺天府乡试皆未中，后决意不入仕途，以讲学传授生徒为业。虽生活贫困，但坚持读书，如遇佳书，必典衣购买。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崔述从小就开始对《三字训》《神童诗》《论文》等古籍进行学习。崔元森教其子读经时，要求先读经文再读注释，“必使取经文熟读潜玩，以求圣人之意，俟稍稍能解，然后读传注以证之”。这种经与注分开的读法有利于把握经文的脉络结构，更容易使读者发现传注中对经文解释不符之处。这种读书方式对崔述的影响极大，崔述少时曾读《读风臆评》，只读经文，反复诵读达到熟练于心，后再读《国风》时，“惟合于诗意者则从之，不合者则违之”。这种读书方法使他在治学生涯中极为容易发现问题。另外，崔元森还教导崔述了解官职名称、山川名物、儒佛之分、朱陆之异等广博知识。为了科举考试需要，崔元森又教导崔述阅读朱熹的注并为之剖析，如有疑问则“取诸名家辩论之书，别其是非得失而折衷之”。
《后汉书高句骊传》史源学研究
《后汉书·高句骊传》史源学研究
作者介绍郑春颖，女，1974年出生，辽宁沈阳人。吉林大学考古系博物馆学专业史学学士、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历史文献学专业史学硕士、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史学博士。日本九州大学访问学者。长春师范大学东北亚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古代东北亚历史与考古研究，中国历史文献学。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唐时期东北古代民族服饰研究[14BZS059]）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高句丽服饰研究[11YJC780006]）1项；吉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东北秽貊族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1项；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正史《高句丽传》史源学研究[2008Blsx10]和正史《高句丽传》的考古学考察[2012B289]）2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重大项目、省部级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十余项。 出版《高句丽服饰研究》、《幽冥里的华丽——高句丽壁画服饰的识读、剖析与演绎》、《正史<高句丽传>史源学研究》等专著3部，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社会科学战线》、《考古与文物》、《华夏考古》、《边疆考古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历史教学》、《北方文物》、《东北史地》、《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兰台世界》、《史志学刊》等各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后汉书·高句骊传》是研究高句丽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成书时间仅次于《三国志·高句丽传》。《后汉书·高句骊传》与《三国志·高句丽传》关系密切，此点前人多已言及，但两者又存在怎样的异同，原因何在？《后汉书》帝王本纪、诸生列传中不乏高句丽相关记载。但与《后汉书·高句骊传》屡有分歧，孰是孰非？亦未见详论。因此，试图通过《后汉书·高句骊传》与《三国志·高句丽传》、《东观汉记》、八家《后汉书》、袁宏《后汉纪》等文献比较分析，探讨《后汉书·高句骊传》史料来源及相关问题。一
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
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
【提要】该文从史学与经学、史学与文学的关系着眼来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学的进展。提出了如下的观 点：第一，魏晋时期史学尽管从经学当中独立了出来，但事实上二者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史 学从经学那里，尤其是古文经学那里继承了许多东西。第二，这一时期史学与文学也有着紧密 的联系，直到南朝，文与史的界限才取得了明确划分。只是，这要紧不是因为人们对史学有了 更多的熟悉，而是由于文学取得了迅速进展，从而将“史”从“文”的领域排斥了出去。该文 的特点是不孤立地研究史学史的演变，而是试图将其置于更普遍的学术史的背景下来加以考 虑，在注意学术分化、演变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学术进展的持续性、继承性。
【关键词】经史、文史、史学、魏晋南北朝
较之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有了长足的进展, 不论是史学高作的种类仍是数量都大大增加了。《隋书·经籍志》史部所列史书共计十三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其中,每一门类除开头一种或少数几种为三国以前著述外,几乎全数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高作。[1]史学的进展不是孤立的,它与同一时期的经学、文学都有着紧密的关系。本文以下将围绕着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这两条线索展开讨论,以期把握史学进展的脉络。
（一）
这一时期史学进展的最大特点莫过于史学学科的独立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依据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把《国语》、《世本》、《战国策》、《太史公书》等史书都附于《春秋》经之下,史学没有独立的地位。可是到晋代,情形发生了转变,西晋荀勗作《中经新簿》,分书籍为四部,史学高作为独立的一类,属丙部,东晋李充又改定顺序,将其置于乙部。《隋书·经籍志》不用乙部之说而谓之史部,实质并无转变。
史学高作在图书分类上的变更不是没有缘故的。梁代阮孝绪编制《七录》,其一为经典录,其二为记传录。他说明说:"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蘩芜"。[2] 阮氏所说有必然的道理,从汉末至梁代,史籍数量确实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