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社会与政府信任关系的构建
论公民社会与政府信任关系的构建
2013年05月21日 10:12 来源：《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2年1期 作者：安应民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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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公民社会与政府信任关系的建立是公共治理的基础。这其中，公民社会组织载体的完善与作用发挥至关重要。因为没有发达的公民社会组织就没有公民社会的存在，更谈不上与政府的信任关系及其有效地公共治理。因而，需要对公民社会与政府间信任关系进行有效的双重构建。
关 键 词：公民社会 政府 信任关系 构建
作者简介：安应民，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美国学者理查德·C. 博克斯(2005)认为，21世纪将是一个以公民治理为中心和主导的时代。在当今中国公共治理语境下，如何构建公民社会与政府的信任关系？如何配置公共治理的权力与资源？如何确定各个治理主体的权力与义务，规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及其治理行为？这些都是影响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信任关系的重要因素。本文将重点探讨公民社会与政府信任关系的构建问题，以促进我国公民社会与公共治理的健康发展。
一、公民社会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治理
一般来说，公民社会是公民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之外自愿结社、自由讨论公共问题和自主从事社会政治活动而自发形成的民间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主体是公民和他们所结成的各种公民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亦即非政府组织。可见，公民作为一个法律概念，通常是指具有一国国籍，根据该国宪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个人；而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是指有权利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人。因此，可以说公民是一个凸显个体权利和自主性的政治法律概念，而公民社会是基于某种需要组成性质不同的社团、组织、会议等去表达对公共领域的基本观点。公民社会的自主性相对于国家的权威性、企业的营利性，形成了第三部门介入社会政策的一股重要力量，它的演变日渐产生两种倾向：一是公民社会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对于各项政治、经济或社会文化的议题偏向于全球治理的思考；二是公民社会通过“非政府组织”等团体参与公共部门及政府机关的政策制定。
事实上，在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分法的公民社会语境下，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只有保持这种独立性和自主权，公民社会的结构特征和文化特征才能得以维持。只有实现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并保持公民社会的独立性，政治国家才会处于活跃的、强有力的公民社会的监督制约之下而始终对公民负责。
然而，学者们一贯强调“国家”和“市场”两部门对现代社会的主要贡献，尤其现代福利国家出现后，国家包办人类从出生到坟墓的多项服务，相对的公民社会长期不被重视。但当政府失灵或市场失灵后，才显示出公民社会无可置疑的替代选择性。因此，公民社会是基于“市场失灵”、“政府失灵”或“福利国家危机”、“志愿主义”、“第三方政府论”等理论观点，介入或参与许多原本属于政府治理的领域，这是导致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得以成长的主要原因(官有垣，2002)。 1.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这种观点认为由于“公共物品”或外部性等问题，市场由于考虑成本与利润，不愿意提供这些公共物品或服务，此时非政府组织(NGO)可以弥补市场失灵导致的问题，政府就会考虑以非政府组织代替或与非政府组织合作。
2.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或福利国家危机。公共部门的官僚机构由于讲究法规和公平原则，以致缺乏响应能力；福利国家由于缺乏资金及效率低下，导致公共政策无法符合民众的实际需要，此时可以由非政府组织来弥补政府功能的不足，弥补第一部门(政府)与第二部门(市场)的不足，形成第三部门(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功能。
3.第三方政府(the third－party government)。即认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通过协调与合作成为伙伴关系，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提供政府难以执行的服务，而政府由于资源稳定，可以补充公益组织的不足，彼此形成互补的作用。第三方政府的产生主要缘于调节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渴望，但又惧怕政府权力持续扩大的心理，亦即通过第三方政府来增进政府提供服务的角色与功能，而不是去扩张政府的权力。莱斯特·M. 萨拉蒙(Lester M. Salamon, 1987)认为，美国公共部门改革有一项重要的转变在于采用赠与、补助、外包、授予经营特许权、发行购买券等技术，更重要的是通过第三方政府来提供公共服务，实现公共目的。
4.公共物品理论(public goods theory)。翰斯曼(Hansmann)与威保罗(Weisbrod)指出市场与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均有缺失，前者的问题在于搭便车(free－ride)效应，致使某些人不用付费就能享有公共物品。后者认为政府要获得多数人的支持才提供公共物品，而提供的数量或需求在必须满足多数人的情况下，导致一些人边缘性的需求被忽略，这时非政府组织与非营利组织的价值就在于成为提供公共物品的另一个来源。
5.志愿主义(voluntarism)。非政府组织与非营利组织的成员大多数是基于共同的利益或信念而自愿性的参与，具有“利他”的精神，因此“自愿性”成为这类组织的一个重要特征。斯卡拉穆(Schram, 1985)曾探讨过志愿工作理论，在其七项志愿服务理论中，以利他主义、需要满足理论、社会化理论三项最能说明志愿工作者的动机。如“利他主义”是助人为乐的胸怀；“需要满足理论”是个人基本需要满足后，寻求个人成就感、自我实现的需求；而“社会化理论”是指个人行为可能受到周围亲朋好友的影响与启示，从而加入志愿工作者的行列。但莱斯特·M. 萨拉蒙提出志愿者也有“志愿失灵”的时候，或由于“资源不足”影响其所提供的服务；或虽然充满热诚，但可能欠缺专业能力等。
6.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一些学者从“公民身份”的角度切入，认为非营利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是由于“公民权”的大幅伸张，使它们拥有“公共性”和“自主性”的双重特性，与政府(第一部门)、企业(第二部门)有明显的不同，从而构成第三部门的特征(官有垣，2001)。这与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三分法的治理模式是基本一致的。
总之，公民社会代表一种特殊形式的治理。公民社会的成长壮大，便利了公民参与，促进了决策的民主化，提供了政府和公民沟通的中介，提高了政治透明度，推动了分权自治，最终增强了公民的政治认同感。
二、正确理解公共治理的概念与基本内涵
治理兴起的源头在西方，时间大致在20世纪90年代，当时的西方国家已经经历了十多年的政府变革，这一变革集中在政府职能领域，也就是政府职能的市场化和社会化。政府职能市场化是推动自由市场及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而政府职能社会化则是公民社会发展的动力源。在非西方国家，治理变革的国家因素则非常明显。如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始终在国家的指导和控制下进行，采取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建构性路径，区别于西方尤其是欧洲国家公民社会“自下而上”的发展路径。所以，一些人甚至认为，中国现在只不过是存在一些与公民社会组织类似的社会组织，并不存在公民社会。实际上，在这种政治环境中，民主治理的启动也只能是国家推动，在我国的村民自治、城市社区自治以及民间组织发育中都能看到政府的影子。
匈牙利著名的学者、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马绍尔(Miklos Marschall, 1999)认为，治理是个人和机构(公共的和私人的)为实现公共的目标，管理日常事务、调控资源、履行权利的方式的总和。所以治理应包括：一是缓解冲突或整合利益，以促进合作的程序和规则；二是通过强力来监控和促进顺从、惩罚不顺从的制度和体制的建立；三是非正式的组织安排。可见，公民社会网络在地方、国家乃至全球层面的日益扩展，实际上代表着一个史无前例的权力分化过程，权力日益分散到公民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在一个网络状社会(network society)中，传统的等级结构得到了修补，或正在被一个放射状的、水平的决策结构所取代。因此，政府部门如果想要把事情办好，除了依靠官僚体制外，还应借助于这个宽阔的政策网络(policy
network)。例如，在某个地区或城市，一个优秀的市长必须与地方社团、利益集团、各种职业或非职业机构以及地方商业组织打成一片，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在全球层面情况也是如此，没有众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及其网络的支持，就没有任何重要的全球性议题的解决。与此同时，一系列共同的价值、规范与标准，以及以普遍的权利、共享的义务为标志的全球伦理(global ethic)日益凸显。人权、环境、民主、妇女权利、结社自由等价值的统一标准越来越明确，并为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因而，政府、企业、个人一旦其行为违背了这些准则，至少会感到尴尬或不安，公共舆论已经成为各个层次治理的核心动力。
然而，新的治理概念始于1989年世界银行的报告，随后联合国为推动全球治理在多处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阐释。在国际组织尤其是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极力推动下，这一概念很快在全球扩散。根据约翰·皮埃尔(Jon Pierre, 2000)和盖伊·彼特(Pierre and Peters, 2000)的研究，治理的兴起总体上体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国家既不再垄断专家技术，也不再独占统治所必需的经济或制度资源。具体而言，至少与八个变动中的因素直接相关：一是国家能力尤其是财政汲取能力的下降；二是全球意识形态向市场的转变；三是全球化进程使国家自主性下降；四是政府失灵现象；五是新公共管理改革使国家减少了对组织的管制，更多地强调评估和绩效；六是社会变革以及不断增加的复杂性，七是治理的新资源出现，如国际组织和区域性组织；八是传统政治责任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这八个因素可以概括为两大方面：一方面，治理的兴起是对国家批判的逻辑反应；另一方面，治理的兴起同时也是社会力量成长的必然结果。因此，这一概念及其理论范式极大地契合了全球化进程中国家转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既有利于对国家的变革做出恰当解释，也有利于把握国内和国际非政府行为的上升现象。这说明，公共治理既包括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按照哈耶克(2000)的说法，第三部门或第三领域常常能够而且也应当能够以更为有效的方式，为我们提供大多数我们在当下仍然以为必须由政府提供的服务。它强调多元主体的治理和治理方式的多样化，主张公共治理中各种民间组织机构的参与，倡导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依赖及互动合作。在国内学术界也有一种解释，认为“治理”凸显了公共治理的主体由原来的政府变为政府＋社会中介组织(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基层自治。事实上，公共治理的内涵已经发生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变化。
其一，强调社会管理力量多元化，使政府的角色发生重大变化。与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不同，公共治理强调政府在治理体系中不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也不再是绝对权威的拥有者。治理的主体不只限于社会公共机构，还包括私人机构以及私人机构与公共机构的合作，如教会、各种基金会、私立协会、民间慈善组织、福利机构、志愿组织、社区互动组织以及各种社会运动等。这些组织分别致力于多种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解决，与政府共同承担起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公共治理不仅在主体方面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而且在这些主体之间存在一种权力依赖的关系，其核心机制是信任合作，权力运行向度是多元的、上下互动和相互依存的。
地方政府与社会互动的协同作用
地方政府与社会互动的协同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地方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在过去，地方政府通常被视为社会的监管者和服务提供者。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公民意识的觉醒，地方政府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地方政府与社会互动的协同作用，已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
首先，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与社会的互动，了解公众的需求和关切，以更好地制定政策。在过去，政府通常是在内部进行政策制定，很少与社会进行广泛的互动。然而，随着社会媒体的兴起和信息的高速传播，公众对政府的关注和参与程度不断增加。地方政府通过举办公开座谈会、听取民意调查等形式，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公众的需求和意见。这使得政府制定的政策更加贴近实际、因地制宜，并且能够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
其次，地方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可以增加公共参与和民主意识。过去，政府通常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公众，公众的参与度较低。然而，现在的地方政府越来越意识到，公众是政府的合作伙伴，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对政府的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地方政府通过举办公开的听证会、征集公众意见等方式，鼓励公众参与政府工作的决策过程。这有助于增加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满意度，并且激发了公众对社会事务的参与和关注。
此外，地方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也可以促进社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社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角色。地方政府可以与这些组织进行合作，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地方政府可以提供经费支持和政策指导，促进社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壮大。同时，政府还可以积极与这些组织进行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推动社会进步。
最后，地方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也可以增强社区凝聚力和社会稳定性。社区是一个人们生活的小地方，地方政府应该发挥带头作用，与社区居民进行互动，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关切。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举办社区活动、支持居民自发组织等方式，增加社区居民之间的沟通和互动。这有助于增强社区凝聚力，提升社区居民的幸福感，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
以“政府绩效与公众信任”为主题,撰写一篇小论文
二、作品题（共 1 道试题，共 100 分。）
1.
以“政府绩效与公众信任”为主题，撰写一篇小论文。（政府绩效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分析）
说明：
学习完教材第19章至结语之后完成本次任务。
形式：
小论文。
要求：
1．自拟题目。
2．综合选取多种行政学的前沿理论和最新成果。
3．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进行分析与论证。
4．不得抄袭，如需引用或借鉴他人成果，请用尾注标明。
5．字数不得少于1200字。
提示：答题框内不能输入超过2000个字符。如果超过2000字符，请使用附件上传功能。
政府绩效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分析
摘要：本文主要探究政府绩效对城市居民政府信任程度的影响，对我国现阶段的政府工作进行分析，希望能够提升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关键词：政府绩效；政府信任；城市居民
政府信任又称政治信任，一般定义为：在政府或者政治系统运转过程中，与公民的期待相一致的结果或者信念。在最高层面，政府信任是指公民对国家的态度。由于政治信任的多层次性，因此其可能是对特定任职者的态度，也可能是对现存制度的态度。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观点：政府和公众之间是一种委托和代理的关系，公众将行政权委托给政府，同时希望维持相应的权利和利益；而政府代理公众行使行政权利，并通过履行相应的职能获得相关利益。因此，政府的信任是建立在委托、代理关系之上，一旦政府无法满足公众的期望，就会出现信任危机，从而导致两者之间原有的和谐关系破裂，甚至威胁到社会和国家的稳定。
政府绩效视角，主要是通过对政府的表现进行评估，分析政府信任的原因，即确定政府是否值得信任。个人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受到政府行政能力、经济总体形势、政策执行等多方面的影响。在国外的研究中，将公众不信任政府的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公款浪费严重、政策执行错误等原因。
政府绩效是影响政府政治信任程度的关键所在。政府绩效主要的参考标准是政府在社会经济管理过程中的行政结果、行政效益、行政效能，以及对政府在行使职能的过程中的管理能力进行研究[1]。政府的绩效是政府执政能力的表现，主要分为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政治效益是三个方面。从理论上分析，政府信任程度对政府工作的顺利运作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它也是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信任关系的构建
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总第６Ｏ期） 理 论 观 察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ＮＯ．６，２００９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６０ 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信任关系的构建 许 莺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京２１００９５） ［摘要］我国正处于一个公共危机频发的时期。公共危机很有可能引发政府信任危机， 这就需要构建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信任关系。应该通过提升政府公信力，加强政府与公 众的双向互动和增强政府内部的凝聚力，提高政府治理公共危机的能力两方面采构建在公共 危机管理中的良好的政府信任关系。 ［关键词］政府信任关系；公共危机管理 ［中图分类号￣Ｄ０３５［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ｌ０Ｏ９—２２３４（２００９）０６－－００３５—０２ 一、政府信任关系的内涵及现状 政府信任关系是指国家行政机构执行国家权力过程中 所涉及的对象，包括公众个体、社会群体和各级行政组织。 即行政客体，对行政体系总体的、也包括对行政体系各要 素、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运动状况的合理期待，以及在行 政机构回应基础上的一种互动、合作的关系。１１ ３简单地说， 政府信任关系就是行政相对人对政府及其行政人员的行政 管理活动的合理期待．也包括政府及其行政人员在对社会 和公众要求作出回应基础上的合作互动期待。其基本内容 包括政府与公众的信任关系和政府内部的信任关系。政府 与公众的信任＿荚系就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心理预期与认可 水平，通过政府形象和政府网鹿米表现 政府内部的信任关 系就是在政府内部，各级行政组织之间、组织内部成员之问 以及成员与组织之间的心理预期与认可状态，它包括行政 组织之间的信任关系和组织内部的信任关系。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伴随着政府形象的上升 和政府回应的倡导，在一定程度 ｊ＝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和 凝聚力，极大地增进了政府信任．改善ｒ我国的政府信任关 系。但总的说来我国政府信任关系在公共危饥多发的这个 时期，状况不容乐观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社会转型期 各种矛盾容易引发政府信任危机．政府的非理性行为也削 弱ｒ政府信任关系，公众期望的提高也降低了对政府的信 任程度。而政府信任关系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公众与政府合 作的态度以及政府内部人员之间相互协作的状态，关系着 公共危机的治理状况。 二、政府信任关系对公共危机治理的影响 近年来，公共危机事件频发．如２００３年的非典．２００８年 的汶川大地震，２００９年的甲型流感等。这些危机事件，恰好 证明了政府信任关系的好坏影响着公共危机的治理状况。 在非典时期，一些地方政府瞒报有关信息，使得媒体和公众 难以获得正确的信息，信息不公开所带＿米的严重后果是民 众对政府信任度的下降．政府的公信力缺失，政府没有实施 有效措施，更没有公众的参与，造成局面的一度失控。与之 相对应的，在２００８年的汶ＪＩ１人地震中，政府采取果断措施． 及时公开危机信息，公众信任政府，从而在政府主导和公众 的广 泛参与下，很好地处理了危机。通过这两个案例的对 比，可以看出政府信任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政府对危机 的治理和公众对危机的参与，影响着政府与公众的互动合 作沟通状态，影响着公共危机的治理状况。良好的政府信任 关系不仅能够吸引社会公众对危机事件的参与，还能够提 升政府治理危机的能力 具体来说，其对公共危机治理的影 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有利于提升政府公信力。实现政府与公众的互动 合作，共同治理危机 良好的政府信任关系能够提升政府公信力．吸收社会 公众参与危机的治理，实现政府与公众的互动合作，共同治 理危机。政府公信力是政府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它是政府行 政能力的客观结果，体现了政府工作的权威性、民主程度、 服务程度和法治建设程度 ；同时，它反映了公众对政府的 满意度和信任度。良好的政府信任关系能够提升政府公信 力，而政府公信力是反映着公民在何种程度上对政府行为 持信任态度。ｊ，是政府与公众合作互动的纽带。公共危机仅 仅依靠政ｇ：ｆ的力量是难以治愈的，从以上的案例就可以看 出。因而，必须实现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合作，共同治理 危机。面对公共危机时，好的政府信任关系能够转化为强大 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激励公众以积极、信任的态度 配合政府的治理工作，如汶川Ｉ大地震中，政府与公众互信， 公众积极配合政府工作，减少了损失。因此，良好的政府信 任关系，特别是政府与公众良好的信任关系，能够促进政府 与公众的互动合作，吸收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危机的治理，实 现政府与公众的共同治理。 （二）有利于增强政府凝聚力，提高政府治理危机的能 ［收稿日期１２００９—１１—０５ ［作者简介］许莺（１９８５一），女，江苏常州人。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府管理。 一
理解政府信任
誊 撼白一 政府改革与创新
理／解／政／府／信／任
摘要：存在于公民中的社会资本力量，依赖于政府、公民或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信
任与积极合作的态度，是治理理论的合法性基础。作为政府信任的概念基石，信任不仅
仅是一种人格特质、对未来行为的一种期望，具有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它更是一种道德
价值判断。虽然政府信任与信任在基本特征方面具有一致性，但是，由“人际信任”到
“政府信任”显然不仅仅是文字上的转换那么简单，如果说信任（人际信任）体现了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政府信任本质上则是一个“价值无涉”的客观性关系范畴，体
现的是一种信任区间的变化，它存在于“完全不信任一低信任一较低信任一信任一较高
信任一高信任～完全信任”的区间变化中。 关键词：信任；政府信任；人际信任
中图分类号：Ｄ６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００６—０】３８（２０１ ０）０５—００４－９—０３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兴起于英国
的地方治理思想，在２０多年的发展 历程中，不断地冲击、定位着既有的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已逐渐成为世界
政治舞台上引导行政改革潮流的一支
不可忽视的力量。如果说传统的地方
政府管理模式依靠的是强有力的垂直
控制和命令，那么，地方治理则依靠
的是存在于公民中的社会资本力量，
依赖于政府、公民或社会组织之间的
相互信任与积极合作的态度。然而，
目前不断频发的社会冲突，对地方治 理目标的实现提出了严峻挑战，使我
们不得不重视政府信任，特别是基层
政府信任在地方治理过程中的作用。
政府信任的两个基础概念
政府信任理论涉及两个重要范畴
一个是信任，另一个是政府信任。信
任是政府信任的概念基石，研究政府
信任离不开对信任理论的回顾。信任，
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概念，心理学、
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以及经济学 等许多学科，都对之进行了持续关注，
并在本学科体系内作了各自的信任诠
释。 霍斯莫尔归纳了信任定义的５种
角度，即个体期望角度、人际关系角
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信任机制
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信任机制
【摘 要】对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信任资源匮乏，存在着很大的信任危机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对中国当前的社会信任机制和西方社会的信任机制进行对比，并根据建立信任机制的各种理论依据，从而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中的信任机制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关键词】社会信任；信任机制；社会资源
一、中国社会信任资源的匮乏
前段时间，浙江电视台报导，浙江省两位民工跳入河中救起落水女子，但民工救人的目的却被人认为是为了要钱财报酬，使民工十分伤心。很多人也就此事展开议论，笔者认为很显然，民工伤心的最终原因是这个社会没有给他们的行为以信任，这个社会不相信他们是出于一种终极关怀的目的来救人，而是认为他们的行为是为了得到钱财报酬；我们都看过黄宏和龚汉林在2004年春节晚会上的小品《装修》，其中龚汉林有句台词说：“说白了吧，防盗门不是防小偷的，而是防装修的。”此话让黄宏勃然大怒，一下砸破防盗门，虽是小品，但也可以反映出我们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极端不信任，黄宏伤心的生气的原因也就是这种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极端不信任；再让我们看看当今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奇怪现象，有很多人会骂现在的医生没有医德，动手术就要收红包，可是他们为什么非要给医生送红包呢，因为他们会觉得只有医生收了红包，才会给他们动手术认真一点，其实事实上很多医生都说，即使患者不送红包，他们也一样会尽心尽力的给患者做手术的，但是患者或其家属就是不肯相信他们，非要给他们送红包，也正反映了他们对医生的不信任，这种现象奇怪的最终原因也就是个体对社会公益组织的极端不信任，做好手术本来是外科医生的天职，可是我们社会中的个体却不相信公益组织医院中外科医生有这种天职观，相反认为他们是为了得到更多的钱财，所以就给原本已收过手术费的医院的外科医生再另送红包。
由上面三个例子，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信任在我们的社会中已经成为一种多么匮乏的资源，社会对个体，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对公益组织缺乏原本应有的信任，这种社会信任资源的匮乏使得我们的社会秩序处于一种混乱状态，对我们的社会良行运行产生了很多不良的影响，我们要建立和谐社会，这个社会首先要是一个可以良性运行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的信任制度崩溃或社会处于高度不信任状态，那么这个社会是很难良性运行的，这就需要我们建立一种令人满意的社会信任机制。
行政信赖利益保护原则问题及完善
行政信赖利益保护原则问题及完善
1. 引言
1.1 行政信赖利益保护原则问题及完善
行政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作为公共管理领域中的重要法治原则，旨在维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促进行政效能与创新。在实践中，该原则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本文将对行政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内涵、在实践中的问题、完善措施以及其重要性进行深入探讨，最终旨在推动该原则的进一步完善，加强法治建设，提高行政管理的透明度与稳定性，确保行政行为的合法合理，维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通过论述行政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重要性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旨在为加强行政信赖利益保护提供理论支持和建议，推动行政管理向法治化、阳光化方向发展，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2. 正文
2.1 行政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内涵
行政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是指政府应当在行使行政权力时，遵循诚实信用、言出必践的原则，确保公民和法人依法合理行使权利的利益不受损害。这一原则体现了政府依法行政、保护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的责任和义务。 行政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要求政府在与公民和法人的合同关系中，要严格履行承诺，不得随意变更、违约或者擅自废止已经形成的合法权益。政府应当尊重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其在合法合理基础上形成的信赖利益。
行政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还包括对于政府承诺和政策的稳定性要求。政府颁布某一政策或者作出某一承诺后，应当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不能频繁调整或者变更。这样可以营造良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增强公民和法人对政府的信任度，促进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2.2 行政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在实践中的问题
行政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在实践中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行政机关在执行政策或法规时缺乏稳定性和一致性，导致公民和法人难以预测未来行政行为的发展趋势。这种不确定性会影响市场秩序和经济发展，造成投资者信心不足，影响社会稳定。行政机关可能因为个别利益或政治因素而变更原有承诺或政策，损害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会引发社会不满和法律纠纷，影响政府形象和治理效果。
公民社会的建构
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建构
公民社会的定义：指包含了由个人、民间团体之间的自愿安排来组织的若干社会生活领域的政治共同体。公民社会的基础，是尊重每一位公民的私人权利和私人自治。因此，公民社会就必定尊重公民个人的尊严，并且以人为本，而不是以某个政治目标为本，所有的政治目标都应是从人的幸福生活、全面发展出发、服务于人的。从社会层级结构的角度来看，公民社会，就是人和人之间具有平等的权利、独立人格、机会和规则的社会。在这一社会，法治高于人治，权利大于权力，法理高于人情，自主高于依附，公权高于特权，治理高于管制，能力因素高于非能力因素，非权力因素高于权力因素，民本高于官本。
公民社会的实质：公民社会的实质就是自治，它的内容就是人权，它的主轴就是政治利益的公平，它的表现就是不受威胁的自由。第一，不管是建立在国家和社会的二分法基础上，还是建立在国家—经济—公民社会的三分法基础上，公民社会都是相对独立于国家的社会自主领域，相对独立性是公民社会存在的先决条件，没有这种相对独立性，就没有公民社会；第二，公民社会的构成要素主要是各种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志愿性团体、社会运动等，也就是说，公民社会的主要载体是大量的民间组织，甚至有学者认为公民社会就是指民间组织；第三，公民社会组织内部都有一定的制度和结构，组织内的成员不是依据法律要求而组成的，同时依据协商民主原则来处理各自的事务；第四，这些组织都不向他们的经营者或“所有者”提供利润；第五，公民社会有其自身的一整套价值理念，如尊崇民主和法制的原则，个体性、包容性、多元性、公开性、参与性等。
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的公民社会大概有着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第一，中国的公民社会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公民社会，具有明显的官民双重性。中国的民间组织绝大多数由党和政府创建，并受党和政府的主导，尤其是那些经过合法登记的有重要影响的民间组织，如各种行业组织、同业组织、研究团体、利益团体等。第二，中国的民间组织正在形成之中，具有某种过渡性。与西方国家的民间组织相比，它还很不成熟，其典型特征如自主性、志愿性、非政府性等还不十分明显。第三，与上述特征相适应，中国的民间组织还极不规范。第四，中国目前的民间组织的发展很不平衡，不同的民间组织之间在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和地位方面差距很大。中国的公民社会也同样具有非政府性、相对独立性、非营利性和自愿性等的基本要素。
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政治稳定的互动
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政治稳定的互动
摘 要：公民社会的成长对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公民社会成长是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但同时也对维护程度存在着一系列潜在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公民社会；稳定；价值；社会基础；影响
一、公民社会成长和政治稳定的价值浅析
公民社会的成长是社会现代化不可避免的趋势，1978年以来中国实行以市场化为主要导向的改革和对外开放，竞争机制给人们提供了利益实现的机会和空间，推动人们权利和利益意识的觉醒，拥有相同或相似利益要求的人们自然联合形成社团组织，以共同的行动和集体的力量来争取本团体的利益，从而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理性和组织化水平。
公民社会的组成主体是独立、平等、自由的公民，公民社会的形成发展则体现了社会民主、法治等现代政治价值的实现。一个完善公民社会的形成则利于社会自主领域的扩大和抑制政府职能的无限拓展，公民个人的自由进一步得到保障，利于保护弱势阶层的利益，减少社会边缘化现象的扩大，增强体制的包容性，从而维护政治稳定。
政治稳定在现代意义上更多的是指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动态互动平衡，社会整体在一定限度的现有秩序内运行发展，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石之一。
尤其对于中国这种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未来的发展道路充满不确定性，从而有国内国外更多的焦虑情绪和压力体验。唯有政治稳定，才能保证社会、经济、文化的连续性的发展和民主、法治价值的实现，同时为公民社会的成长提供良好外在条件。于是稳定的内外环境本身就成为社会转型中政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价值追求和社会成功转型的手段保障。
二、公民社会成长是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
当前的中国，市场化的经济深入改革和传统的政治权力架构两者矛盾并存，改革开放前期注重效率的政绩观、非均衡发展战略和现有分配体制的不健全导致一系列社会矛盾的爆发。
竞争机制的引入和发展一方面释放了社会经济活力，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另一方面转型中制度规则的不完善和行政权力的隐性扩张，部门、地区、城乡间的不平衡发展等因素导致社会资源分配不均问题进一步加剧，导致部分群体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和心态失衡。
“国家治理”新思路：从单方支配到互动制衡
“国家治理”新思路：从单方支配到互动制衡
2013-11-29 09:05 来源： 光明网
作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包刚升
从传统国家治理体系向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转型的关键，也在于从国家单方面支配社会，过渡到国家与社会的有效互动与互相制衡。这就需要重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关系。
11月12日，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包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能力尽管作为学术概念早已出现，但还是首次进入中共中央文件。会议公报还多次使用“治理”、“社会治理体制”等字样。
早在16年前，世界银行出版的《变革世界中的政府（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就聚焦于治理问题。世界银行认为，“善治（good governance）”或“有效治理”是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的关键。而实现有效治理需要相应的治理能力。因此，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旧体制的思想遗产
如何理解国家治理能力呢？不少人对此存有误解。比如，有一种观点认为，政府的职能范围与权力的控制范围越大，国家治理能力就越高。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全能主义国家治国思想的遗产。他们在潜意识中认为应该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国家—政府既能控制政治领域，又能控制经济、社会、文化与思想领域。这种国家形态尽管曾经在20世纪出现过，但都无法实现长治久安的治理。这类国家的治理能力是不可持续的。
《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也提醒发展中国家：政府擅长的事情是有限的，而有效政府的关键在于做好政府擅长的事情，而不是无限扩大政府掌控的范围。该报告开头即提出，为了实现有效治理，首先需要确定政府的“作用应该是什么”，政府“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认识到政府不能做什么，恰恰是现代治国思想的智慧。
第二种观点认为，政府的自由裁量权越大，国家治理能力就越高。他们甚至认为，政府权力受到约束会削弱治理能力。这也是一种典型的误解。从历史上看，绝对主义国家的自由裁量权要高于立宪主义国家，传统君主国政府的自由裁量权要高于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但实际上前一类国家的治理能力是高度不稳定的，而且通常都会不断弱化。 在最近曝光的返乡6次办理护照的事件中，江苏某县公职人员就随意行使自由裁量权，结果是削弱了治理的有效性。在此类事件中，公职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越大，就越有可能损害公民的权益，也越有可能创造寻租与腐败的机会。而凡有过此种经历的公民容易对政府部门产生不满，甚至丧失对政府的信任。两者都可能会削弱国家治理能力。
从公民与公共政策的关系角度探析政府公信力问题
２０１０年７月 第２３卷第４期 保定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ＡＯＤ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ｕ１．．２０ｌ０ ＶｏＬ２３ Ｎｏ．４
【政治学社会学研究】
从公民与公共政策的关系角度探析政府公信力问题
庄 阳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摘要：当前，我国政府公信力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而政府公信力通常反映在公民与公共政 策的关系之中。从这个角度对政府公信力问题加以分析，可以看出造成我国政府公信力问题的行政制度、
行政观念、行政行为等方面的缺陷，是基于公民在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变化的全过程中未能充分实现
其应有价值而存在的。因此，应从公民与公共政策的关系角度构建完善行政制度、提升行政观念、改善行政
行为。
关键词：公民；公共政策；政府公信力
中图分类号：Ｂ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２４９４（２０１０ Ｊ０４—００２４—０４
２００６年３月５日，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
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建立健全
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之后在历届政
府工作报告中，中央又多次强调了加强各级政府公信力
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政府公信力问题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关注。而无论在何种形势下，政府公信力在本质上
始终反映的是公民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因此，本文以公
民与公共政策的关系作为出发点，分析政府公信力问
题，并探讨应对政府公信力问题的策略。
一、政府公信力的内涵及意义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
期，政府公信力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我国，政
府公信力通常反映在公共政策与公民相互作用的过程
中，而公共政策与公民相互作用的过程正是二者关系的
具体体现。因此，要想合理分析和把握政府公信力，就需
要科学地认识公民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并从这一关系角
度认真审视政府公信力的内涵、问题及应对措施。
公民指的是具有一国国籍，并根据该国宪法和法律 规定平等地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作为一个体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