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如何处理司法与民意的关系
网络时代如何处理司法与民意的关系？
一、民意的反映渠道
在我国,最方便自由体现民意的方式是网络。网络舆论反映主要形式有：论坛、新闻跟帖、网络民意调查、微博客等。基本可以这么说，现在的民意主要是网民的民意。根据CNNIC发布第32次报告，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5.91亿，农村人口占比为27.9%，规模达1.65亿。中国网民的男女性别比例为55.6:44.4。学生群体是网民中规模最大的职业群体，占比为26.8%。20－40岁占百分之56.中国网民中小学及以下、初中学历人群的占比分别为 11.2%和36.3%。超半数网名是高中及以上学历。30－50岁约占百分之四十。
通过分析可以得出，中国网民大部分是具有较高学历并且是处于择业就业阶段，并不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容易激奋的人群。
二、民意在司法活动中的主要诉求：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 —般指的是执法者公平公正无私。不仅包括指实体公正,而且也包括程序公正和执法过程中执法者的情感公正。据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人民网联合开展的两会热点问题网上调查数据统计,64%的网友认为保障司法的公平、公正应该从司法监督入手;大部分网友认为司法公正应表现在司法工作透明度高上(60%)和司法监督到位(53%)这两方面上。在“司法公正中最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的调查项中,37%的网友认为要加强法官队伍的建设,25%的网友认为要全面改善法治环境,31%的网友认为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善机制。67%的被调查者认为司法腐败、权钱交易是影响司法公正的根源。
三、民意如何直接介入司法活动。通过媒体把事件广为人知，对司法工作者产生压力。司法工作者压力来源：上级领导，媒体记者，同事朋友。中国官本位社会，上级领导还是最主要的影响者。在整个李昌奎案中, 云南省法院部分法官和学者对民意及再审的反击, 主要集中在前述民意干扰司法之类的问题上。但是,
我们应该认真地问问: 究竟谁什么能左右司法?中国的法官不是经由选举产生, 当然不需要对选民负责。但是, 司法作为国家统治的一部分,统领司法和行政的政治机构必须关注司法, 防止因司法偏离民众的基本正义感而引发社会对整个政治系统的不满。这对于理解李昌奎案中云南省法院的态度为什么发生急剧转折甚为重要。李昌奎案的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关键是, 如果说微博、博客、论坛以及报纸是民意的呈现方式, 那么, 并不是所有的民意都能够引发司法机关的重视。即在民意呈现的表像之下, 还必须有机制和途径来真正触动司法系统做出反应。而这正是理解民意是否真的能绑架司法的关键。虽然我们始终没有机会从已有的报道、信息中知道究竟是什么、是谁直接促成云南省高院作出再审决定, 但是, 显然并不全然是所谓的民意。如果网络能够直接引发再审, 那么, 许多案件, 比如同样由云南省高院改判死缓、引发舆论关注的赛锐杀吴倩案, 现在也不至于杳无音讯。甚至可以说, 云南省高院再审李昌奎案, 与赛锐案的石沉大海在原理、逻辑上是相同的, 相互矛盾的表象背后却往往有其一致的逻辑。简单地断言李昌奎案再审是民意绑架司法, 既有失于对公正司法的理解, 也属于简单化地看待民意、司法和政治的复杂互动和关系。
四、司法完全独立于民意是不现实的。
（一）、民意介入司法，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民意介入司法可以看作是民众对司法活动的参与。司法完全独立于民意既无益于纠纷的解决和社会矛盾的化解，而且对于民主社会的秩序也会产生负面作用。民意介入司法，是法律文化传统的延续。（二）、民意介入司法，是现代司法程序自治性不足的必然结果。由于缺乏有效的权力约束和舆论监督，司法腐败现象仍然严重，民众对法官的裁判非常“不放心”，千方百计从各个方面、渠道、方式对司法进行强有力的监督。
五、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
一、坚持司法独立。司法越不独立，就离人民越远，人们就越不相信司法，从而更倾向于通过其他渠道干预司法过程司法的独立能维持司法公正形象，从而赢得民众的信任。司法活动自身的性质和功能决定了司法必须独立。司法旨在追求真理实现公正，而非追求多数人的拥戴。因此，从司法专业化的角度而言，司法独立是对司法宗旨最好的承认和最基本保障。
二、通过立法沟通司法和民意。民众的意见以及利益诉求应当通过合理合法的立法程序，将其变为法律等规范性文件，这是法治社会的根本。实践中，我们应该把立法的透明度程序化，让立法机关成为司法与民意之间的桥梁纽带⑥。
三 、建构民意疏通渠道。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的参与精神和责任意识越来越强。应对民意不该一味地堵，而是主动地去疏通、吸收与引导。例如通过新闻媒体来矫正错误的舆论导向，通过法律宣传和接受法律咨询，引导民众客观、理性地处理问题。再如借鉴日本，设立专门民意监督机构，广泛收集民意，科学衡量司法是否公正。
四、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我国目前实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初衷是将民意引入司法，但运作中产生了一些问题，存在妨碍司法公正的可能。如陪审员的任职条件不明确，一些人民陪审员素质不高，无法胜任陪审工作；一些陪审员不依法正确履行职责，或“陪而不审”或“乱陪乱 审” 。因此，我们应该立足国情完善这一制度，让其民意制度化的初衷得以实现。
五、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一方面，法官对民意的听取和遵从，是裁判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基础所在。另一方面，职业身份更多要求他们按照法律规则去行事。这样的矛盾中，法官只有积极发挥能动性，坚持自己的评定标准、思考逻辑、专业技能和法律伦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能实现裁判的公正。
现代“公共领域”中网络舆论与司法的关系——由“黄静案”反思
现代“公共领域”中网络舆论与司法的关系——由“黄静案”反思
摘要：网络作为近年来蓬勃发展的“第四媒体”，已悄然成为市民社会的自然延伸，其出现不仅改变了以往的信息传播模式，而且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参与政治、自由讨论公共事务的活动空间。作为一种强大的公共舆论力量，当具有公共性、非常规性、冲突性法律事件发生之时，网民们以其特有的方式实践着群体性的观点和思想，对案件审理过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网络舆论；司法独立；公共领域
在中国，网络舆论主要由网络中的媒体言论与论坛（BBS）及新闻跟帖共同反映与形成。“网络舆论就是在互联网上传播的公众对某一焦点所表现出来的有一定影响力的、带倾向性的意见或言论。”概括而言，网络舆论就是网络空间的舆论形态，是网络世界的集体话语。相比传统媒体，网络社会中公众话语的特点与网络本身的特点密切相关，它具有复杂性、多元性和包容性、互动性、匿名性等显著特征。
一、网络舆论与司法关系评析：由“华人网络第一案”黄静案说开
被称为“华人网络第一案”的“黄静案”对于网络舆论与司法之间关系的说明无疑具有典型意义。在该起案件的审判进程中，网络舆论发挥了对司法程序强大的影响力。黄的母亲把此案在网络BBS 公布，网友纷纷跟帖表示支持，而一直坚持因不构成犯罪而不立案的警方和姜家，则成了网友唾骂的对象。在网络舆论的巨大压力下，警方2003年6月2日对姜俊武刑事拘留，湘潭市人民检察院7月8日正式对他批捕。正如《南方都市报》在报道中转引相关人士的话说：“如果没有网络，黄静的案子肯定是另一个样子。”
在此案件中我们看到，网络舆论为代表的大众话语和司法审判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矛盾，甚至有的专家学者把这场网络大声讨称做“多数人的暴政”。透过“黄静案”，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到网络社会固然扩大了公民表达自由的范围，但同时由于网络中公共话语的特点，使得网络民意感性大于理性。在法治社会的进程中，网络构建了一个真切公共话语平台，体现了“新启蒙运动”的特征。而网络舆论与司法审判之间紧张关系的症结就在于两者话语立场的差异。如果此时再加上新闻媒体的报道倾向之所在，极易导致公众置法律事实于不顾，从而导致一个危险的后果：即形成舆论攻势，影响正常的司法程序。如何确保对话性的论证的环境不被情绪化，防止舆论压力影响法官的推理和心证，就成了制度设计一个非常迫切的话题。
大众民意与司法判决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１８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Ｎｏ．１８ ２０１０
大众民意与司法判决
周亮亮
摘要：古希腊苏格拉底之死及其审判程序折射出民主与司法的问题，即大众民意和司法判决两者的关系。在当今社会主 义法治背景下，大众民意的合理监督有益于推动法治进程，同时也不乏影响司法判决的现象。探讨网络时代下大众民意 表达的现状．大众民意与司法判决之间的矛盾以及如何找到大众民意与司法判决的平衡点 关键词：大众民意；司法判决；大众法律意识；司法技术性 中图分类号：Ｄ９１５．１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９９９（２０１０）１８－００５１—０３ 作者简介：周亮亮（１９８４－），男，河北泊头人，河北经贸大学（河北石家庄０５００６１）２００９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事权利。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６—１８
公元前３９９年“雅典式民主”按极端民主制原则，从
雅典１０个部落中自由平等地各推选出５０人．组成５００
人的公民大会对古希腊著名思想家苏格拉底进行审判，
最终荒谬地判处其死刑。这不免透出雅典式民主的“劣
质性”：实权往往操控在一小撮人手中。民主蕴含大众民
意的内容．以公民大会的形式进行审判，是大众民意与
司法的“交融”——大众民意监督司法判决，司法判决参
考大众民意。雅典式劣质民主表明民主的内容并非必然
真理，大众民意也不例外。这便要求司法判决过程对大
众民意合理性与否做出甄别，同时也要求大众民意在更
大程度上以司法判决易于接受的形式对其监督，从而在
更广阔的视野中寻求两者的契合点。同时又不失各自的
价值理念。
网络时代的今天．无论是时隔不久的“许霆案”还是
正在发生的“山西神木县法官讨要千万分红案”，均得到
了社会的普遍关注，都在某种层面上表明当今大众民意
中美民意与司法之关系比较——以犯罪构成理论为视角
思政探讨
中美民意与司法之关系比较
文／蔡明洋
摘要：从刑事一体化的角度来讲，美国的双层次犯罪理
论更有利于民意与司法的良性互动。在司法能动主义的背景
下，要实现特殊预防之目的必然带来司法权的扩张，而司法程
序则是限制司法权的有效途径。司法程序重视证据的作用，这
也为司法专业化提供了契机。而陪审团制度独立评价功能恰
好在大众话语与专业话语之间建立了一个沟通桥梁。
关键词：民意、司法、犯罪、犯罪构成、陪审团
一般认为，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民意不应影响定罪，因
为是否有罪是“质”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刑法规范是唯一的
裁决标准。［１］但在实践中，当面临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界限
模糊的时候，民意对司法往往有着重要影响。多数民意由于影
响力较大，对司法裁判的影响也较大。从不同犯罪构成理论来
看．民意影响司法在方式和内容上均有所不同。
一、我国的民意与司法之关系
（一）平面式犯罪构成理论
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具有平面式特点，四个要件之间的
关系是一种简单的耦合，没有形成真正的理论体系，专业色彩
比较淡化。『２］形式判断与实质评价同时完成，没有先后之分。
ｆ３］对四大构成要件在逻辑上的拼凑如同“搭积木”游戏。从犯
罪本质角度来看，由于“社会危害性”是一个实质的犯罪标准，
不同的人对社会危害的认识可能会大相径庭，这也为民意影
响司法提供了“借口”。因此，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是一种典型
的“大众话语”。当民意与法官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不同看
法时，迫于“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三个统一”方
针，法官要作出与民意完全相悖的判决几乎不可能。
（二）民意与司法之关系
我国的民意对司法裁判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两个极端：
１、人罪民意影响司法。入罪民意影响司法表现为多数民
意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要求司法机关严惩被告人。例如．成
都“孙伟铭”案被媒体广泛报道，特别孙伟铭在肇事前的诸多
违法细节被报道后，引起了极大的“民愤”。在民意的强烈要求
面对网络民意政府官员执政能力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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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丽萍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天津３００１９１）
【摘要】 网络的发展不仅是一场信息革命，也是政治民主
必然要经历的发展进程。通过网络这条倾听民意的重要渠道，
党和政府可以借助民众的力量完善干部管理机制．完善党员的
纪律约束机制和司法惩戒机制。学会从网络上听取民意．并积 极回应民间的质疑，已成为新时期政府官员的一项基本素质。 【关键词】 网络民意关注民生政府执政能力
信息化时代，形成了两个舆论场，一个是由报纸、广播、电
视、期刊等媒体形成的传统舆论场，另一个是由互联网、手机等
媒体形成的新兴舆论场。在传统舆论场中，政府仍然能够控制
“由谁说”和“说什么”；而在网络传播中，政府的“把关人”作用
已经非常有限，应对网络公共危机的手段也很缺乏。对于网络，
一些基层干部非常无奈地概括为“三个进不去”：基层党组织
“进不去”，思想政治工作“进不去”，公安、武警等国家强制力
“进不去”。面对网络舆论冲击，地方政府陷入了“老办法不管 用，新办法不会用”的尴尬境地。
某些政府官员面对一些可能诱发公共事件的问题看不出
苗头，看不出倾向，看不出问题背后的民意和诉求，以至于小问 题变成了大问题，小事件变成了大事件。再之，事件发生后，有
些官员不善于积极应对，结果情况越来越糟糕。
一、互联网成为普通群众表达各类观点、诉求的重要平台 网络民意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这种民意的来源最直接、 最真实，领导通过网络媒体查看网民评论，能得到第一手真实
的资料，了解到最真实的事情真相，虽然，领导通过其他途径也
能了解到民意，听到民声，但所听到、了解到的大部分民情是被
工作人员或下级机关加工处理过的，并不是原滋原味的社情民
意。而网络民意，没有经过任何加工处理，是老百姓最真实的意
见和建议，是人民群众最真实的诉求，因此，倍受领导重视。民 意不可违，群众利益无小事，当老百姓通过正常信访渠道不能
让民意诉求畅通时，网络无疑成为表达诉求最好的天然平台，
构建司法与新媒体的良性互动关系
法治 视 角 … 基本住房保障立法值得期待 孙瑞灼（福州，公务员） 据报道，作为“国务院保障性安居工程领导协调 小组”的牵头部门，住建部正抓紧起草《基本住房保障 条例》，拟对保障性住房的公平分配、退出管理等方面 的制度和路径进行规定，起草完成后将交国务院法制 办审订。 在一个文明和谐的国度，不论贫穷贵贱都应“居 者有其屋”，居住权应当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然而， 现行的法律并没有这样的条文。在当前我国房价依然 坚挺、中低收入群体住房保障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势 下，《条例》的起草是一件值得关注和期待的好事。 那么，基本住房保障立法该如何保障公民的住房 权利呢？是泛泛而论，还是落实到具体的规定当中，这 非常重要。一些国家的住房保障立法经验值得我们借 鉴。２００７年１月１ ７日，为解决法国居民的住房问题，法 国政府部长会议通过了“可抗辩居住权”法案，承诺增 加住房建设投入，在法国基本实现人人有房住。法案 规定，从２００８年ｌ ２月１日起，在住房申请没有收到满 意答复的情况下，５类住房困难户——无房户、将被逐 出现住房且无法重新安顿者、仅拥有临时住房者、居 住在恶劣或危险环境中的人以及与未成年子女同住 且住房面积不达标的人，可向主管部门要求解决住房 问题，如问题得不到解决，可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 国外的立法经验，给我国住房保障立法有益的启 示：一是要以诉讼手段保障公民住房权的实现。居住 权在我国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我国目前还没有 哪一部法律明确赋予公民居住权，更不要说可抗辩居 住权，很多人想在城市拥有一套住房仍是奢望。在这
！ 种情况下，要通过法律赋予住房权可抗辩性，无房者可通 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住房权，从而通过国家的强制力 确保百姓人人有房住。二是政府应当切实承担起基本住 房保障的职责。在现代社会，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条件， 是政府的基本职责，而住房正是公民基本生存范畴。面对 迅速高涨、远超百姓承受能力的房价，各级人民政府要明 确承诺，真正体现人民政府为人民的勇气和担当，尤其是 在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调控政策之后房价依然“坚挺”的 形势下，要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在基本住房保 障的责任，对消极执行中央有关政策的，要有明确的、严 格的惩处办法，通过法律手段切实强化各级政府在满足 群众基本住房保障权利上的责任，真正保障“居者有其 屋” 构建司法与新媒体的良性互动关系 刘武俊（司法部，研究员） 近年来，躲猫猫、药家鑫案、小悦悦等司法类事件在 网上曝光后，引发了广泛关注，网络媒体舆论监督的力量 进一步显现。但网络媒体在报道过程中也存在监督无序、 信息失实、恶意炒作，甚至存在网络审判、影响正常的司 法审判等问题。笔者认为，应努力构建司法与传媒的和谐 关系，妥善处理好独立审判与舆论监督关系，防止出现被 非理性舆论左右司法审判的“媒体审判”局面。 从一定意义上讲，司法与媒体是一对互相依赖的利 益共同体，司法因传媒的关注和监督而得以褪去过浓的 神秘感，亲近民生、亲近民众、亲近民意，通过传媒拉近司 法与社会的距离，得以袒露司法的亲和力，彰显司法的权 威和公信力。同时司法的案例故事性对于新闻传媒也具 有独特的吸弓ｌ力，是新闻报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 源泉，也是满足公众司法知情权的重要途径。妥善处理司 法与媒体的关系，关键在于构建司法与媒体之间“良性互 动、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和谐关系。 舆情是民意的重要载体，网上舆情也是民意的重要 表征，尽管鱼目混珠的网上舆论并不能和民意完全划等 号，但不可否认的是网上舆情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相当 一部分人的意见。法院对网上舆情要积极回应。要以一种 开放、积极、理性的心态应对，认真甄别、合理吸收，司法 界对新闻界的舆论监督要多一些宽容，少一些“傲慢与偏 见”，对各级司法机关而言，既要培养法官直面网上舆情
谈“网络时代”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建设
谈“网络时代”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建设
[摘 要]网络媒体在当前的法律体系下尚无法得到全面监管。网络舆情导向直接影响和冲击检察机关的形象和执法公信力。检察机关应严格执法监督、提高办案质量以夯实执法公信力的基础，同时，也应积极利用网络媒介，创新宣传和舆情应对机制。
[关键词]网络舆情；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
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是指通过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应和满足社会的司法需求，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形成和积累起来的，在社会公众中的信任度、权威性和影响力。十八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的执政理念。“网络时代”检察机关如何通过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提升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是全面提升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面临的时代要求。
一、网络舆情的概念与特点
近年来，网络媒体发展迅猛，日新月异，网络成为反映社会舆情的主要载体之一。同时，网络媒体由于其自身具有的特点，是在当前的法律体系下无法全面监管的媒体。网络舆情是由于各种事件的刺激而产生的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人们对于该事件的所有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舆情信息的主要来源有：新闻评论、BBS、博客、聚合新闻（RSS）等，对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具有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网络舆情具有以下特点：
（一）自由性
网络的开放性和虚拟性拓展了所有人的表达空间，“人人都是读者，人人都是作者”，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网络信息的发布者，每个人都有自主选择网络信息的自由，通过BBS、新闻点评、博客网站甚至微信等网络工具，立即发表各自意见，表达自身的情感。网络的虚拟性导致了网络匿名性特点，网民会自然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真实的反应自己的情绪，相对客观、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社会的矛盾和不同群体的价值观，成为反应社会情绪的“晴雨表”。
（二）交互性
网络时代信息的传播具有“双向性”特点，网民个体在对某一问题或事件发表意见、进行评论的过程中，导致众多网民的参与，各种观点同时出现，相互探讨、争论、交汇、碰撞和交锋，最终形成具有强大网民支撑的网络意见，集中反应了广大网民的观点和诉求，形成具有强大冲击力的网络舆情。
试论公诉工作当如何对待民意
龙源期刊网
试论公诉工作当如何对待民意
作者：赵庆光 尹森
来源：《法制与社会》2012年第03期
摘 要 司法活动依据法律要由专门机关独立行使，但这种司法独立是相对与行政机关、人民团体、公民个人而言的，它要接受党的领导，人大、政协的监督，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在处理具体案件的时候，如何处理好司法独立和群众监督之间的关系是司法机关时刻要面对的问题。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是公诉工作追求的最终目标。
关键词 民意 司法独立 监督 公诉工作
作者简介：赵庆光、尹森，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科员。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2)01-116-02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参政议政意识的苏醒，发生在司法领域的案件逐渐被人们所关注。近年来，许庭案、药家鑫案、李昌奎案等一系列焦点案件的发生被炒的沸沸扬扬，一时间社会舆论铺天盖地，而司法机关成了这一系列案件的焦点之一。汹涌的民意对司法活动产生了巨大影响，药家鑫案、李昌奎案均经过几次审理才尘埃落定，而民间的讨论却没有就此终止。保持司法活动独立与民意之间显然出现了矛盾，处理好民意对司法活动的影响是司法活动所追求的良好社会效果的必然要求。而公诉工作正是司法活动中最重要的一环，不仅负责审查起诉，还要监督侦查活动和审判活动的合法性，监督法院的判决，公诉工作与案件是否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之间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民意与社会舆论的特点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民意是指社会大多数成员的看法、态度和选择的统一，它本质上应当是良性的，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我国法律的制定就是民意的反映和结晶，什么样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严厉制裁，什么样的行为只要行政手段调节或者道德的谴责，是由人民群众决定的，其制定过程要经过人大讨论表决通过，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法律的实施也是要保护人民的利益。因此，司法活动就是代表人民行使司法权利。
人民法院应对网络舆情的现状及对策思考
人民法院应对网络舆情的现状及对策思考
近年来，法院工作已逐渐成为网络媒体和社会舆论关注的热点和焦点，来势汹涌的网络舆论如同狂风暴雨击打着法院和法官，对法院的审判工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在这飞速发展的网络时代，面对网络舆情提出的挑战，如何化压力为动力，坚守公平与正义，践行司法为民，成了人民法院必须正视和紧迫解决的问题。
一、当前人民法院面临的网络舆情危机
当前人民法院面临的网络舆情主要有以下四种：
1、个别法院和法官的违法违纪或不文明行为通过网络迅速放大。如最高法院院原副院长黄松有受贿案，从案发到法院判决，被媒体反复炒作，给法院和法官形象造成极大损害，降低了法院公信力。2009年，湖北省相继发生了枣阳法院“习惯”执法事件、武汉汉阳女法官骂人事件、公安县法院陪审员强奸幼女事件，经网络负面炒作，迅速在全国引起轰动。
2、个别案件审判或执行存在错误或瑕疵引发网络舆论聚焦。浙江湖州“南浔协警临时性强奸案”，本是一起并不复杂的强奸案件。其基本案情是：2009年6月10日晚，2名协警邱某、蔡某带着刚参加完高考的陈某、沈某出去吃饭。席间4人喝了很多酒，陈某醉得不省人事。蔡某驾车带大家到宾馆开房醒酒。到房间后，邱某、蔡某趁陈某醉酒没有意识、无力反抗之机，先后强行与她发生性关系。10月19日，湖州南浔区人民法院以强奸罪一审分别判处邱某、蔡某有期徒刑3年。判决书写到:“两辩护人关于两被告人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各自全部犯罪事实，具有法定从轻或减轻情节，以及两被告人的犯罪属临时性的即意犯罪，犯罪情节一般，主观恶性较小，危害后果较轻，归案后认罪态度好，真诚悔罪，并取得被害人的谅解，且系初犯偶犯，建议酌情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与庭审查明的事实相符，本院予以采纳。” 辩护律师“临时性的即意犯罪”的说法并非法律用语，却被判决书引用并采纳。此案经报道后，在网上引发争议，网民质疑“以 临时性 为借口换减轻刑罚”。“临时性的即意犯罪”被演绎为“临时性强奸”后蹿红网络。
互联网时代的民意表达机制——对“人肉搜索”现象的法理分析
互联网时代的民意表达机制——对“人肉搜索”现象的法理分析
摘 要：“人肉搜索”是近年来的网络新生现象，引起了法学界诸多学者的关注。从法理学的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认为它是公众朴素正义观的一种民间表达，是在互联网时代网民寻求权利救济的方式之一，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网民自发的道德审判。它是把双刃剑，对其的规制措施至关重要。通过网络行为规范和网络实名制的建立来加强网络舆论的内部规制，通过法律规则、判例和司法解释来形成对网络舆论的外部规范，对充分且合理合法地运用互联网技术支持下的公民权利与自由的表达平台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人肉搜索”；正义观；权利救济；道德审判
一、问题的提出
现象一：“人肉搜索”第一案。2007年12月29日，女白领姜某从24层楼跳楼身亡。她生前写下的“死亡博客”中，将原因归咎为丈夫王某的不忠，并贴出丈夫和第三者的照片。网友将她的故事发到天涯并对王某展开“人肉搜索”，将其及第三者的电话、地址、公司等信息公诸网络。王某在网上被通缉、追杀、恐吓，其所就职的公司迫于网民压力将其辞退。2008年3月，王某将涉事网站告上法庭，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受理后判决原告王某胜诉，涉事网站侵犯了原告王某的名誉权及隐私权，判网站停止侵权、公开道歉，并赔偿王某精神抚慰金。这一诉讼首次将“人肉搜索”和“网络暴力”推向了司法领域，催生出“反网络暴力”中国第一案[1]。
现象二：徐州立法叫停“人肉搜索”。2009年1月18日，江苏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徐州市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明确规定不得擅自散布他人隐私或在网上提供或公开他人的信息资料，对违法行为人，最高可罚款5 000元；情节严重的，半年内禁止计算机上网或停机，一些违法的单位，还可能面临吊销经营许可证或取消联网资格的处罚[2]。该条款被绝大多数网友视为对“人肉搜索”的禁令，而社会各界对此禁令是否合理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这两则现象分别从司法和立法方面反映了一定区域内公众和司法机关对“人肉搜索”现象的关注。而笔者将从法理学视角对这一在互联网时代产生的新生现象进行分析。
浅析我国民意与司法活动的关系——从吴英案的视角
山西青年 理论研究 浅析我国民意与司法活动的关系 从吴英案的视角 刘鑫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 摘要：随着民众参与公共生活热情的提高，民意影响司法活动 的现象频频发生，民意与司法活动的关系也成为讨论的焦点，本 文希望通过对民意的特点、民意对司法活动影响等方面的分析， 探讨我国民意与司法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并选取吴英案为落脚 点。 关键词：民意；司法活动；吴英案 一、吴英案回顾： ２００７年３月１ ６日，原浙江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吴英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逮捕。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８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 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 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２０１０年１月。吴英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２０１１年４月７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始二审吴英案。 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８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吴英集资 诈骗一案进行二审判决，裁定驳回吴英的上诉，维持对被告人吴 英的死刑判决。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Ｏ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不核准吴英死刑。 将案件发回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１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集资 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 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２０１３年２月。吴英委托律师正式提起申诉，要求改判无罪。 历经７年。吴英案仍未尘埃落定。在吴英案之前，没有一个 经济类案件如此牵动人心。卷入吴英案争论的，不仅有法学界人 士，也有经济学、社会学、文学等领域的多位学者、企业家，还 有众多的公共知识分子、众多媒体以及普通民众。 从２００７年被逮捕，历经一审死刑、二审死刑维持，到最高院 死刑复核，直至最终的死缓，到底是谁救了吴英？笔者认为这其 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民意对司法的影响。而笔者认为：民 意不可过多干涉司法。 二、民意的形成 首先，什么是民意？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自己的是非观、 善恶观、价值观，事实面前，人总会形成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想 法，所以在司法中遇到一些具体的案件，总会有民众的呼声，也 就成为了我们所谓的“民意”。从字面上来看，它是“民众的意 愿”，不是当权者的，不是有钱人的，而是民众——普通人的共 同的意愿。于是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它天然地拥有了公平正义的影 子。但事实是否如此，有待进一步分析。 其次。民意有什么特点？ 第一。它具有不一致性，既然是基于个人是非观、价值观等 等作出的判断，每个人的想法自然不同，表达的意愿也就难以一 致。很难达成如法律般严谨统一的观点。例如， “常回家看看” 入法就掀起一场舆论争论。２Ｏ１ ３年７月１日起正式实施的《老年 人权益保护法》中， “常回家看看”正式入列，该法第二章第１８ 条规定： “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 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 候老年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 的权利。”针对这一条，有人拍手称好。认为这是用法律保障了 老人的权利，安慰了老人的精神生活，同时也是对年轻人履行赡 养义务的警醒，形成一个法律推动亲情，亲情促进和谐的良性循 环；而同样：无数人持否定态度，认为探望老人本是纯粹的道德问 题，中国“百善孝为先”的传承才是自然而然的约束，用法律加 以强制非但：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民意之不一致 性可见一斑。 第二。它具有落后性，随着社会发展，新的价值观得以建 立，但不可否认新的价值观的建立过程是艰难而缓慢的，这也 就造成民意并不能真实反映社会价值取向的应然状态。 “重男轻 女”观念曾像一颗毒草长在中国人心里。根深蒂固，不可拔除， 这种观念造成出生性别比的畸变，引起一系列家庭和社会风险， 包括男性过剩婚姻挤压、就业性别挤压、拐卖儿童现象频发等。 如果完全依靠其自然发展，这种现象不知何时才会被遏制，而通 过国家的强制干预，落后的观念更加迅速地被摒弃，向着健康的 方向发展。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具有谬误性。民众所得到的 信息并非完全真实，甚至从一开始就是片面和偏激的，与司法审 判所要求的“中立”相距甚远。例如。对于药家鑫一案，民众群 情激昂异常愤慨的原因之一就是药家鑫为“富二代”的说法．但 当药家鑫被：ｔＡ行死刑，冷静下来的人从相关采访看到药家鑫并非 之前所说的“富二代”，药家也只是普通的家庭； “本田女撞人 称‘钱多后台硬…曾成为头条新闻，对“口出狂言”的车主。 群众包围了她的车，局面一度失控，但当问到谁曾亲耳听到车主 说“钱多后台硬”时，大家都表示没有亲耳听到，是听别人说后 愤而加入包围。不谈案件本身，只针对民众得到的信息。我们可 以看到这其中“失之毫厘差以千里”的错误，民意的谬误在所难 免。 此时不得不提到对“民意”的形成产生着重要作用的媒体。 改革开放以来，依法治国的理念开始逐步兴起，在社会上广 泛传播，原先只为“上层”人士所关注的法律以及法律问题开始 引起普通的社会民众的兴趣。民众热衷于参与刑事案件的讨论。 越来越需要相关的案件信息，这导致了媒体对于法律案件的追 逐。 但媒体追逐的是否是法律的真相？往往在法院审理过程中。 许多重大案件就已经被媒体大量报道，此时，法院判决并未做 出，一切本该没有定论。而在报道过程中，一个人就算自认客观 也无可避免个人因素的掺杂，更不用说受到情感因素或利益的影 响，报道者的主观好恶都会直接影响报道的客观性，哪怕只是用 感情强烈的形容词对相关内容进行形容，都会无形中担当起“民 间审判”的角色。另一方面来说。媒体得到的信息同样无法保证 完全真实，片面、错误、张冠李戴等问题常常出现。而民众往往 首先由媒体知晓相关信息，失于先入为主，相关媒体人的操守、 媒体信息来源的准确性都直接影响着民众对事实的理解，因此在 真相浮出水面之前。媒体的报道对民众的观点起了导向作用，而 民众却误以为这是自己真实的意见。 对于吴英案。针对媒体的倾向，民众之间有这样的观点：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