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傅斯年先生《史料论略及其他》
傅斯年史学思想中的传统史学与兰克史学
派”为切入点研究陈独秀的著述已有一些， 独秀退而成为中国托派领袖，不仅被开除 命的大敌，即使偶有失误，但仍能与近代中
但多偏重于其关乎陈独秀仕途成败的政治 出党，后又被托派“中央委员会”开除，期间 国的历史使命不谋而合。沦为中共反对派，
意义，也有的特别突出其文化意义，而对其 尽管主张反蒋抗日，但因其政治地位跌落， 固然标志着陈独秀政治思想的跌落，也是
出货”的方法论，即“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 说：“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成 考证方法整理前代留下的各方面史料。其
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从 为很好的哲学和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 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考据学宗旨，基本符
方法论的角度，把史学研究与材料的整理 关。”[2]即为把史学与其他学科区分开，他把 合客观实证的近代学术精神。
学派主将之一的傅斯年，也十分赞同兰克的 国史学思想的因素，也有西方客观主义史 作，但都不能否认兰克史学是形成傅斯年
21 兰 台 世 界
2009.10 上半月
名人档案
此。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接受了
“终身的反对派”与党性修养 托洛茨基主义，党性减弱，沦为中 共反对派后，陈独秀的党性一度丧
□ 暨南大学文学院 周玉红
后两个人生。
际的指导下，抵制共产国际有损中共独立 调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
前半生，陈独秀作为“康党”分子而反 性的行为，并在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过程 养。从某种意义上说，“终身的反对派”所展
对满清顽固派，作为“乱党”分子而反对改 中，与国民党企图取消中共组织的行为进 现的是陈独秀追求真理的风骨精神，而这
其实与历史无关。”[2]他坚信，只要剔除了附 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 胸怀与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
傅斯年史学思想探析
不精 通， 容易做 到的 。由此可 见， 国学之功 底非 同一般 。 是不 其 地理 等科 目， 在大学 期间他 成绩非 常优 秀， 上居 于前列 ， 在班 文字学 、
语 言学 、 学等科 目的考 试分数 也 比较 高 。当时 北京大学 文史科 学 史
记 录以外 ” 的史料 。对梁启 超 ， 傅斯 年在 其著述 中虽然很 少提起 ， 但
通过 他 的老师胡 适 的影响 ，傅斯 年的 治史不 可避 免地 打上 梁氏影
响 的烙 印 。 斯年 在 １４ 傅 ９２年给 中央研究 院院长朱 家骅写 信曾这 么 说 ：梁任 公虽 曾为 国 民党之敌 人 ，然 其人 于 中国新教 育及 青年 之 “ 爱 国思想 上大 有影 响启 明之作 用 ， 清末 大有 可观 ， 人一 生未尝 在 其
加， 整理 史料是 史学最重要的工作 ， 其重视 史料的来源及其扩张 ， 极 竭力主张引入 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史学， 十分注重历 史学的客 观性 ， 要求把 史学研 究推向科学化 。 与此同时他也积极研 究史学方法及 其运 用， 立了历 史比较 法等丰富而 实用的史学方法论 。 创 傅 斯年的这些 史学思想 ， 中国史学界产生 了重大影响。 对 ［ 键 词］ 关 史学 思 想 ； 史料 学 ； 源 ； 渊 价值 ； 限性 局 中图分类号 ： ２ ．１ Ｋ８ ５ ８ 文献标识码 ： Ａ 文章编号 ：６ ２ ８ ５ （０ ９０ — ０ ４ ｏ １７ — ６ ３２ ０ ）４ ０ ０ － ４
夜看 完， 出三十 几条错 误。 ” 如果他 对原 文不熟 悉， 古 文献 摘 对
１１ ９ ６年， 傅斯年 考入北 京大 学国文 门， 学 习文字学 、 主要 历史 、
梁氏认 为史学 的功能 在于“ 真” 在 其晚年 的著作 中他则提 存 。
历史研究的科学化倾向与人文性失却--以《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
Li Shi ·Wen Hua Yan Jiu☆历史·文化研究☆收稿日期：2019-05-15作者简介：魏俊杰（1982-），男，安徽太和人，教授，博士，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
历史研究的科学化倾向与人文性失却———以《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及其争议为中心魏俊杰（衢州学院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浙江衢州324000）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傅斯年撰有《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以下简称《旨趣》）作为该所工作的纲领，同时也成为中国史学走向科学化的重要标志。
中国近代以来的新史学主要向科学化之路迈进，《旨趣》所提倡的科学治史方法则学者热议的对象，称道者有之，批评者也不少。
本文以傅斯年《旨趣》为中心，就近代以来关于历史研究的科学化及其争议加以探讨，并进而阐述史学加强人文研究必要性。
一、近代史学的科学化一般认为，近代史学的科学化是从西方开始的。
兰克学派开启了近代史学的科学化之路，兰克因而被称为“科学的历史学之父”。
兰克学派重视对大量原始资料的利用和严密的考证，主张不偏不倚地“如实直书”，不做主观的价值判断，使历史学研究成为以“求真”为目的的严谨的科学研究。
兰克在《论历史科学的特征》中言，“历史学是有关搜集、查寻、洞悉的一门科学”，当然他还认为历史学同时又是一门艺术[1]4。
由于受五四运动以来科学主义的影响，中国一些学者更易于接受“历史是一门科学”的一面，傅斯年的《旨趣》即是如此。
受孔德等实证哲学的影响，实证主义史学在求得事实真相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还要探求事实之间的规律性，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有巴克尔、泰纳和兰普雷希特等。
实证主义史家巴克尔和泰纳“试图把一种探讨规律的方法引进对英国文明和文学的研究”[2]35，兰普雷希特强调“生活在一个科学时代里的历史家必须考查因果关系”[3]880。
实证主义史学探讨历史规律的方法，影响到近代中国的史观学派。
在实证史学兴盛之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已经产生，这对后来近代以来中国的唯物史观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的经世致用史观
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的经世致用史观高贤栋*提要学界普遍认为傅斯年是科学史学派的领军人物，其实在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不仅出于经世致用目的撰写了《东北史纲》《中国民族革命史稿》等论著，还明确表示考证只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目的，历史学的终极目标是发挥启发爱国心与民族向上心、增强民族意识等的人文价值功能，同时也应发挥其经世致用的功能，回应现实问题且为之提供历史的借鉴。
但其人文价值功能与经世致用功能的发挥都应建立在可靠的史实基础上，要坚决抵制罔顾历史真相的极端主观主义。
关键词傅斯年经世致用史观九一八事变“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①他在建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口号，“崇尚纯粹学术，倡导学用分离”，将史学目的定为“求真”，坚决反对“经世致用”。
②但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开始转向东北史的研究，运用历史学为捍卫国家主权服务”，③所著《东北史纲》因有意忽略公认的历史事实等原因而受到缪凤林等学者的严厉批评。
④傅斯年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变化《东北史纲》只是他在特定情况下写作的一部特殊作品呢，还是从①①②③④高贤栋，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杨春梅：《“用多元主义代替主观主义”———傅斯年最后的思想遗嘱》，《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李帆：《求真与致用的两全和两难———以顾颉刚、傅斯年等民国史家的选择为例》，《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3期。
焦润明、邹海英：《傅斯年与东北史研究》，《东北史地》2014年第6期。
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王晓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169页。
写作《东北史纲》开始，他就已经放弃了“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立场而秉持经世致用史观了呢这是全面评价傅斯年史学所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也是本文关心的议题。
一傅斯年为民族存亡而积极参与各种政治与社会活动在九一八事变以前，与持各种各样“致用”史观的史学家们不同，傅斯年的态度始终是学术研究要疏离现实与政治。
史料的分类和解读
史料的分类和解读史料的分类和解读史料的分类和解读1.史料的分类［内涵解读］（1）史料概念：史料是指有助于认识历史、复原历史真实情况的一切资源，也就是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信息。
（2）史料分类①按照史料产生的时期、出处划分，一般将史料分为第一手史料（原始史料）、第二手史料（间接史料）。
第一手史料（原始史料）指接近或直接在历史发生当时所产生的史料。
第二手史料（间接史料）指后人运用第一手史料所作的研究与诠释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再创造。
例如《史记》一书，就包含了第一手史料（原始史料）与第二手史料（间接史料）。
②按照史料的载体划分，可以分为实物史料、文献史料。
实物史料：是在人类发展过程中被保存或遗留下来的前人活动的场所和前人创造发明的有形物品。
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遗址，即前人活动的各种场所，如居址、村落、作坊等各种建筑设施。
二是墓葬，即古人的墓穴。
墓葬作为实物史料，有它特殊的意义。
一个保存良好的墓葬，不仅有古代人的遗体，还往往有许多随葬物品，有的甚至还有大量的壁画、简册和古代文献，因此能真实、生动地再现当时的社会生产生活面貌。
三是文物，指历史遗留下来的在文化发展史上有价值的东西，如建筑、碑刻、工具、武器、生活器皿和各种艺术品。
文献资料：按史学家马端临所说，文献应包括文字资料和口传资料两大部分。
口传资料是指经历代口耳相传得以保存下来的以往人类的言行。
在文字发明以前，口耳相传是保留史料的基本形式之一。
近年来盛行的各种口述录音资料、回忆录等，都是口传资料的典型。
但与口传资料相比，文字资料因其更加丰富且完备而更为重要。
［典例导引］(2012年高考广东卷)有学者认为早在商代就可能出现了牛耕，对他最有利的证据是()A .商代遗址中出土了牛骨B .《诗经》里有农耕生活的描写C •孔子学生冉耕字伯牛，名字中有耕、牛二字D.古文字学家发现甲骨文中有字呈牛牵引犁头启土状［解析］解答本题的关键在于准确判断商代可能出现牛耕的最确凿的历史依据。
什么是史料
什么是史料一、什么是史料史料就是指有助于认识历史、复原历史真实情况的一切资源，也就是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信息。
就历史学而言，材料(史料)是我们的源头活水。
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
”他也回应了何谓“史料”的问题，指出：“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说史料》，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54～55页)对于材料的敏感程度和调度能力，无疑是对研究者基本素养的考验。
新议题与新研究的出现，有赖于史料范围的不断开拓。
当年傅斯年先生“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说法，正体现着这方面的殷切提示。
今天的青年学人，颇由于议题难寻、材料匮乏而感觉困扰。
走出困境的努力，一是寻求新的材料，二是重读再解原有的历史材料所谓不断开拓，首先是对于新材料的开掘与运用。
新材料中的一类，是诸如甲骨文、简帛、出土文书、内阁档案等新发现的材料，前辈学者对此给予高度的重视与期待。
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
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流者，谓之预流。
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
”这些新材料，不仅弥补了史料的不足与缺失，更促使着新问题的产生，决定着新的问题回应方式，影响着其后史学发展的路径。
这类新材料的发现，未必能够随即还原出历史的本来面目，或许带给我们更多的是由此产生出来的新问题。
而学者的任务正在于从这些新出现的问题出发，寻求更多材料的支持，找出解决各类新问题的途径与方法(参见卢向前：《新材料、新问题与新潮流——关于隋唐五代制度史研究的几点看法》，《史学月刊》2007年第7期)。
新材料中的另外一类，则是尽管长期存在却一直被忽视的“边缘材料”。
这类材料从人们视而不见的背景下“涌现”出来，更是依赖于问题意识带动下的新视角和新眼光。
社会史领域的学者们首先感到，要突破根深蒂固的“经典话语系统”，需要把研究的取材范围从精英著述扩大到边缘材料。
史学的“第二次革命”与中国哲学史写作——从胡适到冯友兰的一条线索
史学的“第二次革命”与中国哲学史写作———从胡适到冯友兰的一条线索王沁凌【摘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具有方法论的典范意义，代表了一种求客观、重方法的史学研究趋势，由此促动了第二次史学革命。
顾颉刚的“古史辨”运动和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是对胡适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是在胡适开拓的基本研究格局、顾颉刚和傅斯年等人提出的关于古代思想材料的考辨方法下展开的，它贯彻了冯友兰对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整体认识和多种创见，使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进入新高度。
【关键词】《中国哲学史大纲》；“古史辨”派；傅斯年；《中国哲学史》中图分类号：Ｂ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０）０６－０１２８－０７作者简介：王沁凌，宁夏银川人，哲学博士，（兰州７３００００）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讲师。
中国史学由传统进入现代，经历了纷繁复杂的过程。
王?森将之概括为“三次革命”：以梁启超《新史学》为主的，唤起人们反思“历史是什么”的第一次革命；以胡适整理国故运动和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的工作为主的，探索“如何研究历史”的第二次革命；以“怎样解释历史”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勃兴，为第三次革命①。
其中，胡适的研究促动了“古史辨”派、“史语所”等学术团体的兴起，代表一种求客观、重方法的史学趋势，形成第二次史学革命的中心②。
北京大学废止经科后，中国哲学作为一个按“现代”方法来研究的学科正亟待成型。
１９１７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世，打破“从三皇五帝讲起”的旧习，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开风气之先。
该书对顾颉刚、傅斯年等人产生极大影响，“古史辨”运动、“史语所”的工作从不同方面发挥了胡适的思想方法论③。
可以说，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从其发端之日起，就在方法上与史学的第二次革命密切关联；史学革命在材料、内容和问题等具体方面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错综交织，使得二者的缠绕不断加深。
先秦史1
《左传· 昭公20年》载齐侯与晏婴的对话：公曰：‚和與 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 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 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 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 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 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 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 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 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 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 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 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 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湖南大学
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 《积微居金文说》
中山大学 岑仲勉：《两周文史论丛》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 商承祚 ：《殷墟文字类编》 广西师大 黄现璠： 《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 钱宗范：《周代宗法制度研究》 台湾 李济：《安阳》、《中国民族的形成》 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殷历谱》 张秉权：《甲骨文与甲骨学》 严一萍：《甲骨学》
吉林大学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甲骨文字诂林》 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古史论集》、《周易 全解》、《论井田制度》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向与推进文明的历程》 姚孝遂：《殷墟甲骨刻辞类纂》 林沄：《林沄学术文集》 吕绍纲、黄中业等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 日知（林志纯）：《中西古典学引论》、《古代城邦史 研究》 徐喜辰：《井田制度研究》 詹子庆：《先秦史》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 沈长云：《先秦史》、《上古史探研》、《中国古代国 家起源与形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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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傅斯年先生《史料论略及其他》
傅斯年，字孟真，1896年生人，是我国近代一位重要的史学家。
这次读傅斯年先生的《史料论略及其他》一书，是由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
本书分成15个部分，各部分长短不一，差距也比较大，此处就不一一列出。
读了本书后，实在觉得一点都不轻松。
主要还是因为时间所限，加上之前读书报告没搞清要求，结果做了无用功；另外就是书中内容确是比较庞杂，读来总感觉自己仅能够肤浅理解，得不到书中的要旨。
还有应该坦白，读本书时，并没有全部阅读完，根据自己的兴趣挑选了几个部分来读。
其中兴趣较大并且比较侧重阅读的是关于傅斯年先生的“史学即史料学”这一观点。
不管怎样，还当说出自己读书后的浅薄认识。
傅斯年先生作为我国近代一位重要的史学家，他在治史上倡导客观主义历史观，注重对史料的研究，他对古代史料的考证、收集与整理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本书中《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部分中他就提出“历史学不是著史。
著史多多少少带点古史、中史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
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领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
在这儿他就很明确的提出了“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观点。
这儿就可以看出傅先生对于史料的重视程度。
要深刻的理解傅先生这句话，首先还是要对史料学有一些了解。
史料学是对历史资料的收集、考证和整理，可以说是史学的基础性工作。
史料是建筑历史这座大楼的材料，这座大楼坚固与否，与史料的质量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史料的真实性。
但是史料本身只是历史上错综复杂的现象，并不是历史的本质，所以要追求历史的本真就得对史料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
在对史料的处理上，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那就是对史料进行对比。
傅斯年先生在这一点可以说是非常的注重和强调，他说“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
这里可见，傅先生对于史料整理的一个重要宗旨就是对不同的史料进行对比研究。
要对历史事件进行研究，得出一个更接近历史本真的结论，就必须要把对于一个事件
的不同的记载进行比对、综合分析这样才有可能得到一个更全面、更合理的定论。
关于对史料的对比研究，傅先生指出“史学的方法是以科学的比较为手段，去处理不同的记载”，在书中他也将这种科学的比较方法具体分成了八对不同性质的史料的对勘互证。
1、直接材料对间接材料。
他认为某种意义上讲。
史料分为直接的史料和间接的史料。
相比较的话他认为直接材料更加的可靠可信，可以拿来补充或校正间接材料。
但是直接材料比较散乱，所以又要靠间接材料“做个预备、做个轮廓、做个界落”。
2、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他认为二者互有短长处，不能一概而论。
一般来说官方的记载关于年月、官职、地理是比较确实和详细的，而私家记载却又能够说出官方一些不敢说的“内幕”。
二者的短处又在于“官方的记载时而失之讳，……私家记载时而失之诬。
”，所以在研究史料时要各取其长处。
3、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
他认为“大致说来，外国或外国人的记载总是靠不住的多”，这个倒是很容易理解，国家之间毕竟总归是有文化上和心理上的隔膜，所以记载时很可能就不免隔靴搔痒了。
但是外国记载也有它的优点，那就是可以不像官书那样“失之讳”了。
4、近人的记载对远人的记载。
在这一点上，傅先生很明确的指出，除了特别的缘故外，远人的记载比不上近人的记载，因为史实只会愈传愈失其真。
5、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
他认为“记载时特别经意，故可使这记载信实，亦可使这记载格外不实，经意便难免于有作用，有作用便失史料之信实。
”关于不经意的记载，他认为虽然可能乱七八糟，没有轻重，但是也会因此保存下来一些原史料，不曾受“修改”之劫。
6、本事对旁涉。
7、直说对隐喻。
8、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
能够看出，傅斯年先生的史学比较方法是比较完备的。
在实际对史料进行分析时，上述的这些方法都是非常有作用的。
另外，傅先生也同样非常强调“孤证不立”这一史学研究的要求。
他说“假如一件事只有一个记载，而这个记载和天地间一切其他记载（此处所谓记载。
不专指文字，犹史料之不以文字为限）不相干，则对这件事只好姑信姑疑，我们没有法子对他做任何史学的工夫。
”从这些都可以见到他在史学研究上的严谨的态度。
要详细的理解傅斯年先生的“史学即史料学”的主张，还是要从其内涵的三个层次上来看，“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进步有赖于史料的增加”、“史
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
在本书中傅先生提出“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
”明确的说出了“史学的对象是史料”的认识。
另外他也提到了“史料的发现，足以促成史学之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
”认为史学的进步很大程度上依赖史料的增加。
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也指出，从司马迁到司马光，中国史学能不断进步，就是因为能够使用各种各样的材料。
在史学盛时，做到了“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档库中找材料，传说中辨材料。
”。
并且他认为当时的史学研究不仅不去扩充材料还不好好保护“自然”送来的出土的物事，更还有不少档案史料流去海外，这样一来他就质问当时的史学“焉能进步”。
他说“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书中还讲到“我们要能得到前人得不到的史料，然后可以超越前人，我们要能使用新得材料于遗传上，然后可超越同见这材料的同时人。
”最后强调“新材料的发现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
”。
书中还提出“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
”关于史料的整理，他说要“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同时也指出“材料之内，使它发见无遗，材料以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
”他很明确指出，材料之外治史者不能再有其他发挥。
当然对于傅斯年先生的观点，有些地方我认为似乎也还需要讨论。
在最早听到傅先生的“史学即史料学”的观点时，我觉得他概括的很好，我也非常的同意。
但后来慢慢的发现这样一来的话就好像只是就这些静止、机械的史料来谈史料，这样的话似乎人的主观能动性就得不到充分的发挥。
也有一些老师说过，研究历史还是要有适当的想象。
以前也看到过罗志田先生的一篇文章《史学最需想象力》，他就提出史家不能因为史料的空缺而主动“湮没”一段历史，须发挥历史想象力，连接历史可能割断之处。
胡适也说过“历史家须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二是高远的想象力。
”前者功力应该说的是要有足够的史学功底和对于史料的分析的能力；而后者讲的想象力的发挥，是因为“史料总不会齐全的，往往有一段，无一段”，而这中间空出的地方就需要史家通过想象力
来补全它，当然想象力必须是要建立在对已知史料的分析的基础之上的。
但是傅先生却是非常强调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反对假设和推断史实，所以我还是更加倾向史学需要适当想象这种治史的观点。
必须要承认，傅斯年先生在治史上倡导客观主义史观，强调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这是传统史学自史界革命以来向近代史学发展的继续，在我国史学发展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而傅先生“史学即史料学”口号的提出，也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当时有西方科学思潮的冲击，加上傅先生本人在西方游学时也受到了兰克学派思想的影响。
但是如果只从史料的角度强调“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进步有赖于史料的增加”、“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的话，就可能要割裂史学与现实的关联，不能够充分发挥史学的真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