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权威的统治者与守理守情的文化人

绝对权威的统治者与守理守情的文化人从《雷雨》诞生的那一天始，周朴园作为专制蛮横的封建家长。

虚伪矫情的资本家的角色形象就已经定位。

然而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周朴园诚然不是善性的人格化身，然而鄙弃式的大批判又是否完全合理呢？笔者愚见，不要把人物的生成完全推给“阶级地位”，作为一个已经存在的典型形象，自然有其生成的文化背景。

因此从文化背景来解读周朴园，也许更能理解他的性格特征。

首先，封建文化传统要求赋予男人以绝对的权威，而这种权威性来自社会与家庭的双重认可。

男人获得承认的第一步来自社会，而要获得社会承认就必须有其业绩，“立业”是男人安身立命的首要任务，因此留洋的周朴园回国开矿修桥，聚资敛财，残忍剥削以求迅速暴富发家。

他选择以资本积累奠定人生的第一块基石，由财富而得到社会的认可，尽管这一血腥的积累过程让他迷失了良知。

社会地位的巩固有待于下一步家庭地位的确认，因此周朴园要“成家”。

全剧中周朴园还未出场时，就已经造成了先声夺人的气势。

剧中安排了三次关于周朴园的议论，大致勾勒出他的家庭地位：鲁贵最怕的主子，周冲畏惧的父亲，繁漪觉得压抑自己的丈夫。

他们三人的叙述分别在主与奴、父与子、夫与妻三个关系层面上对周朴园的绝对权威作出确认，及至剧情的发展再一步确认他至高无上的唯一家长身份。

周朴园家庭统治者的权力延续着其社会地位的权威。

因此，周朴园对于社会与家庭权威地位的追求是封建文化所异化的男人成家立业的责任，他正是在这种对内对外的统治中完成封建文化道德下男人的价值确认。

然而这一确认必然潜伏着危机。

因为他的剥削近无人性——故意淹死两千多小工；他的压制毫无理由棗限定任何家庭成员的自由；他不择手段地取得权威——企图掩盖罪恶。

所以他所赢得的社会与家庭统治权都是岌岌可危的。

封建文化所异化的对绝对权威的追求，使周朴园在自我攀升过程中肆意践踏人性乃至生命，这一切造就了那个十恶不赦的周朴园。

然而，这却不能解释对着照片发呆的那个周朴园。

其实文化总是戴着两张面目的怪物，封建文化一方面宣扬男人的绝对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又以诗礼教化人伦情感，使一切异化了的人又能暂时回归到人的本位。

其一，文化主张“守理”，一切都要合乎人伦天理。

这就可以理解当侍萍身份最终被揭穿，周朴园无奈让周萍认母，而周萍惊恐于与四凤的乱伦而坚决否定时，周朴园厉喝：“混帐！萍儿，不许胡说。

她没有什么好身世，也是你的母亲。

”甚而指责周萍忘了“人伦天性”。

对于基本人伦道德的尊崇，周朴园并不是虚伪的，文化的潜移默化召唤着统治者周朴园人性的暂时回归。

其二，文化推崇“守清”，顺乎人情，合乎人的天性。

因而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怀念乃至于一切照旧的家居布置、生活习惯也并非矫情。

因为青年时代的周朴园毕竟与侍萍热恋过，他保守的性格倾向也使他恋恋不舍旧情，在社会与家庭中的孤独更促使他以追忆这段感情自慰。

总之，周朴园暂时的人性复归并非虚伪矫饰，乃是传统文化的情感熏陶。

合理的人性人情也能给予他一时的精神寄托。

他与所生长的文化环境一样具有“温柔敦厚”的另一面。

因而，我所理解的周朴园在文化传统塑形下有着双重人格：绝对权威的统治者与守理守情的文化人。

笔者在此并非替周朴园翻案，只是陈述我视野中的人物。

尽管他的罪恶远远超过暂时复归的善性良知，能够还他一个生成的文化背景也许会更有意义吧！周朴园在《雷雨》中的一般形象评说勃罗留夫说：“杜我们认为艺术作品的主要价值是它的生活真理．．．．．．如果能够判断作者的眼光在现象的本质里，究竟深入到何种程度，究竟宽阔到何种程度——那么他的才能究竟是否伟大，也可以得到解决了。

”《雷雨》一出现就赢得了广大读者、观众的喜爱，大半个世纪以来在舞台上历久不衰，是因为它深刻地揭示了历史的真实和生真理。

周恩来同志评价《雷雨》：“作品反映的生活合乎那个时代，这个作品保留下来了。

这样的戏，现在站得住，将来也站得住。

”作品以带封建性的反动资本家周朴园为一方，以他的家属和其它社会人物为另一方，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关系。

周朴园虽然在全剧中话并不多，但作者就是通过这些数量极为有限的语言刻画出了这个富于性格的主要人物。

周扬说：“周朴园在家庭里是一个顽迷专制的家长，在生产上又是一个懂得榨取、压迫和欺骗工人的方法，口里衔着雪茄烟的资本家。

”周朴园虽受着资产阶级的教育，却同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感情有着深厚的血缘关系。

他不但冷酷、自私，具有专横的统治心理，而且还十分虚伪、假道德。

这样一个人，和他周围的人之间自然要发生着尖锐的矛盾。

而他，也终于在这些重重的矛盾中，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境地。

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

他为了赶娶一位有钱有门弟的小姐，就逼着和他刚生了孩子才三天的女人冒着大风雪去跳河；为了自己发财，就故意让承包的江堤出险，淹死了两千多名小工；为了镇压工人运动，他就叫警察开枪打死了几十名工人……而他个人的“事业”、“地位”，就因干了这许多伤天害理的事而蒸蒸日上。

他如今是一个煤矿公司的董事长，受到社会上一般人的尊敬，是个非常“体面”的人物。

在作品的第一幕中，他一出场见久别两年的妻子，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今天下楼来了，完全好了么？”接着命令蘩漪：“你应当再到楼上去休息。

”两句话就表明他对妻子的生硬，冷漠态度。

他只知道蘩漪是他的妻子——他的一种附属物；他的责任就是把她藏起来，同保存其它财物一样。

因此，他不管妻子有没有病，什么病，病到什么程度，总之得“到楼上去休息”——实际就是把她关起来。

像周朴园这样不道德的人对自己年青貌美的妻子是不会放心的，他自己长期在外，妻子一时不在自己房里呆着，在他看来这就是不守“本份”，这就成了没有“秩序”，所以他看见妻子下楼来了就不痛快。

人的阶级性，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在阶级的实践中逐渐产生和加固的。

周朴园出身于封建家庭，但又在外国留过学，也曾受过一些外国思潮的影响。

他在听到他的小儿子周冲说了几句同情罢工的工人的话后说：“你知道社会是什么？你读过几本关于社会经济的书？我记得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对于这方面，我自命比你这种半瓶子醋的社会思想要彻底得多。

”他给了他儿子以教训，不准他再说话，表明他对儿子的专横，他是不许儿子有任何独立见解和自由思想的，吓得周冲不敢再跟他谈话。

接着他向全家人宣布：“十分钟后我还有一个客来，你们关于自己有什么话说么？”简直像衙门里的官吏处理公事一样，几句闲嗑就暴露出这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家庭统治者，他和家人之间没有一点亲人的感情，只有威权和命令。

这样的家长谁愿意跟他接近呢？周朴园对待侍萍的态度，最深刻地揭露了他伪善的一面。

据他自己向侍萍表白，他三十年来一直没忘记她。

每年四月十八日，都不忘记为她做生日，一切都是照她是正式嫁过周家的人看待。

他还保留了侍萍的习惯、家具……这些，似乎都证明他三十年来一直记着她，而且还是朝夕怀念着她的。

然而很奇怪，当他知道他所怀念的这个人没有死，而且现在就站在他面前时，他却忽然严厉地喝问对方：“你来干什么？”这样极端矛盾的态度，这样前后判若两人的声气，实在令人吃惊。

不过，只待我们稍稍一静，也就恍然大悟了。

这“你来干什么？”的含义无比丰富，它虽没有把三十年来对侍萍的怀念一笔勾消，却也赋予了这些怀念以一种新的含义。

或者，更确切些说，是揭示了这些怀念的一种不易为人察觉的、甚至连周朴园也不一定意识到的隐秘意义。

这层意义一揭露，我们对周朴园的灵魂、本质也就看得更清楚，有了更深的理解了。

然而，三十年来周朴园对侍萍的种种怀念又不全是假的。

他对侍萍还是有一点感情的。

因为个性，总是比较复杂的，总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矛盾，而且还常常是盖有各种各样的掩饰物的。

吝啬汉可以慷慨于一时，杀人不眨眼的人有时也会大发善心。

周朴园是虚伪的，那是从整个地来看他，但这并不等于完全否认周朴园具有任何真正的感情，也决不排斥他对侍萍可以有某种程度的真正怀念。

作者对周朴园这个人物，应该说是了解得相当深的，他洞察他的肺腑，在他笔下，这一人物的精神面貌可以说是展示得非常清晰了。

作者对他的评价是明确的，可谓是剧本中的反面主角：“我脑子里的周朴园，他的影子就是我家的一个常客，一个在德国留学的董事长，他自诩沾有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感，自命不凡极了。

狂妄自大，唯我独尊。

他的妻子、儿子，在他看来都是他的财产，他的附属品，对他只能唯命是从。

在我所接触的人中，像这种门弟观念根深蒂固，一脑门子封建礼教的老头很多。

他们老奸巨猾，诡计多端，但满口都是仁义道德，我恨透了这些人。

”当然了我也决不认为周朴园是什么值得同情的好人，而是一个应该被批判、被否定的人物。

但，批判应该掌握一个什么分寸？否定到什么样的程度？这在曹禺本身，也不是十分明确的，又何况是我了。

爱情的真谛——周朴园对鲁侍萍的爱淡极始知花更艳，任是无情也动人。

对于埋怨周朴园背弃爱情的那些人，我还能说什么呢？在这么一个背负着沉重的民族悲情与历史沧桑的时代中，想寻找风花雪月。

那倒不如去看看琼瑶或者席捐的煽情小说。

周朴园活在时代当中，活在一个社会当中，他为了他的信念而不得不放弃爱情，这难道不伟大么？爱情在有的时候是需要让位的，这正是爱情的伟大之处，试想一下我们周围的一个人为了其理想而不得不“自愿”地放弃爱情，把那份爱那份痛深深地埋在心中，把自己化作一块石头，把尘世间所有的珍贵的东西都通通震落，在漫长的时间中忍受着比死还痛苦千万倍的痛苦，一切只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我们有胆量去否定他是深爱着她的么？这种百折不挠排除万难的精神，不正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的传统美德么？常常为人们所忽略的东西，其实是何等珍贵啊！没错，周朴园下流贱格卑鄙无耻伪君子禽兽不如，但别忘了，他还是一个人，他的基因和我们相差不过万份之一，别当他的心是死了的，他依然有爱的权利，他在三十年里，无时无刻不记得他的侍萍，他房间内的一切摆设，没有丝毫改变，桌上还放着侍萍的相片，甚至连窗要关也都做了，这不很明显的是爱着侍萍的么？若果说，他这一切都是装出来的，那装给谁看呢？谁知道他三十年前的过去呢？我退一万步而言，就算他这样做是为了在空虚的生活中泊靠一丝精深寄托，也恰恰好是证明着周朴园是爱着侍萍的，因为，这一丝也给了侍萍。

既然周朴园如此爱着侍萍，那他当初又何必放弃呢？其实为了理念而不得不忍心暂时搁置爱情的人是数不胜数的，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毛泽东，他，人尽皆知是爱着他的夫人——杨开惠的，然而，在战争年代他却把杨开惠留在了危险的白区，自己去了解放区，导致了杨的牺牲，毛也另娶了，但我们能说毛泽东是不爱着杨开惠的么？这只是在爱情和理想之间做出了一个选择罢了，单单就爱情而言，毛泽东是全部献给了杨开惠的，无论杨在世时还在世后，毛的言行都表露出来的，我们能说不爱么？同样道理的，周朴园也是真真切切的爱着鲁侍萍的，虽然，爱情在周朴园心中永远不是第一位。

诗人裴多非的诗中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