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

试论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作者：贺加贝来源：《山东青年》2020年第05期摘要：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史属于一段风云激荡的历史时期。

所以，称其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丝毫不为过，因为近代时期的历史发展已不再是过去王朝更迭的翻版。

而也就是在这一历史时期，革命与改良相互交织且相互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革命与改良这一深刻主题，至今依旧是史学界不断讨论思考的对象。

基于此，本文将以革命与改良的简述为切入点，进而围绕着其展开论述。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革命;改良中国近代史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任意一个时期，这是因为，往日王朝更迭式的历史发展，已经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则是近代国家的成型。

基于这样的历史路口，革命同改良便成为了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重要路径。

实际上，革命与改良之间的界限并非明显，两者之间有交集的存在。

而区分两者间不同的关键，便在于性质层面而非手段。

所以，若要谈及近代中国的革命与改良，首先要做的便是明确革命与改良之间的区别。

而后在以此为基础，洞悉历史的深邃之处。

一、革命与改良的简述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在西方国家的武力胁迫下被迫打开了国门。

而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内部民生艰难外部四方扰攘。

以至于，李鸿章亦称此“未有之变局”面对这样情况，清王朝无奈之下只得掀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亦即后世所提及的“洋务运动”但在甲午之战结束后，天朝上国的迷梦则再次被现实所粉碎。

而在甲午之战失败后，人们则开始探索新的图强之路[1]。

在甲午之战结束后，“戊戌变法”则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而其代表人物则为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物，但因这场改革触及到了制度层面，所以仅维持了百日便土崩瓦解。

这之后不久，中国爆发了庚子国难，以至于京师沦陷皇室西遁。

自这之后，清王朝则打算以君主立宪的方式推动改良，可在1911年公布的内阁成员中，13个成员中皇族占据了7个。

至此，清朝的改良运动全部以失败而告终，取而代之的则是革命道路。

由此可见，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路程之中，改良在最开始的时候属于一个首选。

其最后的结果虽然是无疾而终，但却也留下了一些成果。

如在“洋务运动”轰轰烈烈进行的过程中，中国诞生了最早的工厂、企业，这对于近现代中国的发展而言，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还是在这段历史时期，中国亦出现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标准陆军。

以上这些情况，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亦属于重大的革新。

因此，在看待改良与革命的过程中，不能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思考方式通盘否认改良。

接下来是革命，同样是在1911年，武昌发生了起义，以至于数月之间，各地纷纷揭竿而起。

这样的情况，所反映的则是民众以及许多官吏对清王朝的失望，自此，中国进入了民国时期。

但帝制时代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民主时代的到来，反之，北洋实力派的登场使得整个国家陷入了长期的纷争之中。

在这之后国共两党合作进行了北伐战争，并一度取得决定性胜利，可国民党的蜕变速度则让人瞠目结舌。

自这之后，中国共产党则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并团结所有的中国人民，经过了二十多年的艰苦奋战才完成了革命，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中国近代史中改良与革命间关系的论述以历史发展的大方向上来看，革命与改良的出发点是相同的，即打破旧秩序的牢笼，构建新的秩序。

换言之，如果只是强调革命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顯然不够客观，反之，改良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所以说，革命与改良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对立的，并且两者间还有着一种相辅相成的联系。

诚然，近代中国的革命派与改良派经常会出现争论的情况，但若将争论完全归结到两极的对立上，显然不够科学且脱离了历史研究的实际。

实际上在近代中国，革命与改良除却争论的一面以外，同时还有互相支持且声援的情况存在。

这是因为，自晚清时起不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双方在目的上并无太大的区别，并且还有许多相交集的地方。

如双方亦都希望扩大民权，并改变中国落后的情况[2]。

而在一些细节上亦是如此，双方都认为中国应打造工业实现自强。

所以说，双方之间的关系非但不是对立的，反而有融会贯通的地方存在。

在近代中国这个纷争不断路口，革命与改良对于历史的发展来讲，对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以及推动性的作用。

所以，历史研究并不等同于道德上的审判，唯有客观、科学的看待革命与改良，才能发现两者间的关系。

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改良与革命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属于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

这是因为，两者之间目标的交集，使得历史发展的趋势开始愈发明朗。

其中，不论是“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皆以民主、强国为导向，不断推动历史的大趋势向前发展。

不能否认的是，两者之间的矛盾以及争论亦属于一种客观的存在，但两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扮演着却都是极其重要的角色。

而在“辛亥革命”之后，许多原改良派人士则开始转过头来支持民主共和制度，如梁启超先生便是其中最为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原改良派人士。

三、革命与改良的发生取决于历史情境综上所述，革命与改良本质上都属于促进社会发展的方式。

而之所以出现这两种不同的方式，实际上是社会发展的一个产物，换言之，特定的历史情境，决定了国家是采取革命的方式还是改良的方式，并非由理论、少数人的意志等因素主导，而是取决于国家在历史节点上的国情。

如马克思在1872年亦曾指出过“我们知道，必须要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可见，革命本身并非是推动变革的唯一方式，反之，改良的存在亦有其合理性[3]。

只不过，两者的产生取决于不同的历史情境，情境的不同决定了打破困局的方式是改良还是革命。

因此，立足于不同时期的国情，实际上更有助于人们全面的认识改良与革命的发生。

决定改良能否取得有效成果的基本条件在于，特定时期所独有的社会环境。

并且，社会矛盾是否尖锐，社会上的各个阶层是否愿意以改良的方式，避免冲突发生以及国家统治阶层是否愿意真正的进行改良等，全部都属于改良运动的关键所在。

后面的历史表明，不论是“戊戌变法”还是“晚清立宪”的失败，全部都是因为统治阶层与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弹，而陷入了困局之中。

对于这样的情况，社会各个阶层只得通过革命的方式，构建新的秩序。

如“庚子国难”后的清王朝，便是通过“假立宪，真专制”的方式，将全国上下本来支持立宪的各个阶层，彻底的推向了革命一方。

以至于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前，部分立宪派便已经开始转而支持革命，这也是为何起义部队在武昌城中振臂一呼时应者云集的重要原因。

并且，近代中国的许多革命家，在早期的时候也并非完全主张革命[4]。

梁启超早年曾力主君宪制度，但在民国建立后则转而开始支持民主共和制度。

同样的是，孙中山早年亦曾拜访过李鸿章推劝其进行改良，即所谓的“仿行西法以筹自强”并指出，仅是推动洋务上的改良属于舍本逐末的举动。

并且，在孙中山的领导下，早年的兴中会曾多次采取请愿上书的方式，希望推动改良却都以失败而告终。

自这之后，孙中山则开始逐渐走向了革命的道路。

正如上所述，近代中国处在一个“未有之变局”的纷乱路口。

所以，在看待历史情境的过程中，应以全球史观的视角来看待历史的发展。

如同鸦片战争的炮火击碎了“天朝上国”的迷梦一般，世界历史发展的情境亦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换言之，世界历史的发展亦使历史情境的作用放大亦或是缩小。

以“甲午战争”为例，此战结束之前中国进行了长达数十年时间的“洋务运动”而也就是在“甲午之战”失败之后，内忧外患的局势开始愈发严重，西方列强也为此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

正是在这样严峻的历史情境下，便催生出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相较于“洋务运动”更为激进的改良以至革命。

可见，历史情境本身对于革命以及改良而言，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而就历史情境本身来讲，在注重国内因素的过程中亦需要密切关注世界局势的发展。

因为，不同于此前数千年前的王朝更迭，古代史中的中国受到世界歷史的冲击以及影响是极其有限的。

所以，在回顾近代中国的革命与改良发生时，需拉高看待历史的视角，即以全球史观来看待近代中国改良、革命的发生，这将有助于在近代历史中挖掘出更多有价值的因素。

四、革命并非纷乱的决定性因素探索关于改良与革命这一永恒的主题时，很容易使人将革命同社会的混乱联系在一起。

这是因为，在一些时候革命经常会同纷乱并道而行。

可实际上，革命同纷乱之间，并不能仅凭简单的因果关系而连接[5]。

如在“辛亥革命”之后不久，中国虽然进入了北洋军阀混战的历史时期。

可深挖这段时期的历史，便能够发现，北洋军阀混战的情况虽然发生于“辛亥革命”之后，但其肇端确是在晚清之际，并且，北洋军阀混战的情况亦属于传统旧势力在新时代的变异。

可见，革命运动本身同纷乱之间的关系，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换言之，纷乱景象往往是多种因素交织结合的产物。

这样的情况下，在回过头来看“辛亥革命”便能发现，革命的爆发有着一定的必要性[6]。

诚然，同改良相比，革命本身或多或少的会造成短时间的动荡，但相较于改良而言，革命则有助于将旧势力连根拔起，并打破固有的秩序。

反之，旧势力、旧秩序的根深蒂固，实际上也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兴起。

五、结束语总而言之，革命与改良成为了中国近代史的主要旋律，两者相互交织并且相互影响，以至于，最终构成了近代中国不断自强的画卷。

而就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来看，当代历史学者应以客观科学的方式看待两者，不应脱离实际对双方之一进行赞美，而对另一方全盘否定。

因为，历史研究本质上并不等同于道德审判。

理智、客观的探索中国近代史上的历次改良以及革命，并采取反思的方式回顾这一时期的历史，将有助于后世正确的看待历史。

同时这也有助于借鉴总结历史的经验，这对于我国日后的发展而言有着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1]梁利珍.中国近代史述略及学习研究的重要现实意义[J].世纪桥，2019（11）：70-72+85.[2]程加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认识[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9（10）：152-153.[3]乔治忠.中国近代史学研究值得反思的一个问题[J].河北学刊，2019，39（05）：118-124.[4]侯建强.试论近代中国革命与改良的关系[J].黑河学院学报，2019，10（10）：204-205.[5]王建朗.再议近代中国的革命与改良[J].苏区研究，2017（04）：5-13.[6]吴义雄.时势、史观与西人对早期中国近代史的论述[J].近代史研究，2019（06）：79-101+161.（作者单位：渤海大学，辽宁锦州 12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