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日本的汉诗对唐诗的吸收发展
浅谈日本汉诗对唐诗的吸收发展
摘 要：唐诗促进了日本汉诗的发展和变化，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到海外的重要形式。而日本人在其进行日本化的种种阐释和重新构建后，时使日本汉诗演变成为一种既符合中国诗歌诗文既定规范，由于日本人审美情趣逐渐接近的特殊文体，为汉诗的普及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中国文化；日本汉诗；日本化阐释；吸收发展
一、日本汉诗的兴起与发展
（一）日本汉诗的兴起
中日两国隔海相邻，声息互通，大部分日本传统文化的诞生和发展都离不开中国文化的影响和滋养。日本汉诗起源于日本天智天皇时期，是中国诗歌发展影响扩大到海外的产物。在日本最早的汉诗文集《怀风藻》中，起始的两首均为大友皇子所作。日本汉诗自大友皇子之后，至今约有1300余年。是我国古代诗歌尤其是以唐代为代表的诗歌发展到海外的最大一脉分支。
（二）日本汉诗的发展阶段
1.王朝时期
该时期包含了日本历史上的大和时代后期、奈良时代、平安时代。是日本汉诗的起源时期，也是对汉诗的一个模仿吸收的过程。在此期间的诗人主要有大友皇子、大津皇子、小野篁、空海、菅原道真等。他们的诗歌包括文学体裁受白居易的影响颇深。
2.五山时期
五山时期包括日本历史上的镰仓时代和室町时代，寺院的禅僧取代皇族以及宫廷文人成为汉文化在日本传承和传播的主导力量，并导致诗风的改变——汉诗创作开始追求一种新的范式，效仿的对象从白居易一人扩展到杜甫、李白、刘禹锡和中晚唐诗人。
3.江户时期
日本历史上江户德川幕府时期是日本汉诗发展的全盛时期。主要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儒者文学的兴起。此时儒者文学兴起，木下顺庵因不满五山诗风而倡导恢复唐诗。二是蘐园古文辞复古派的盛行。
蘐园古文辞复古派是由荻生徂徕所开创，以复古为己任，排斥宋诗，鼓吹唐诗，推进了唐诗在日本的进一步发展。但蘐园古文辞复古派存在着可以模仿古人的弊病。三是清新宋诗风的勃兴。这一时期，日本掀起了批判蘐园古文辞复古派的浪潮，鼓吹宋诗，以陆游为最，模仿其清新自然之趣。四是日本汉诗百花灿烂的极盛时期。此时期日本汉诗诗艺日臻成熟，呈现出了自己独特的色彩。
4.明治维新以后
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汉诗从全胜走向衰落，逐渐淡出社会舞台。
二、日本汉诗对唐诗的吸收
日本第一部汉诗文集《怀风藻》成书于王朝时期，共收录汉诗120首，其诗风受六朝、初唐影响，多为应诏侍宴之作，且多为五言八句、不合律。因此其对于唐诗的吸收还处于模仿阶段，借用语句，摄取表面信息，没能深入到诗意及诗的精神境界。平安初期，以嵯峨天皇为中心，接受了盛唐文学的思想。嵯峨天皇本人以唐朝张志和的五首《渔父歌》为范本，作了五首《渔歌》。还下令编撰了《凌云集》（814年）、《文华秀丽集》（818年）。稍后，淳
和天皇也下令编撰了《经国集》。此三本诗集是为“敕转三集”。敕转三集与《怀风藻》相比，更多的接受了大唐诗风和诗体，更重视七言诗，开拓了长诗和杂体诗，产生了日本最早的填词。
其后日本慢慢走出了对唐诗的单一模仿，日本诗界以菅原道真为首开始致力于诗文的本土化，同时产生了“和臭”。菅原道真在其编著的汉诗文集《菅家文草》（903年）中努力摆脱对唐诗的模仿，开创了一个新的诗文界。他强调要用日本精神来活用从中国引进的诗学，创造日本式的汉诗，让外来文化“本土性”。
在五山时期，李白和杜甫的是个对日本汉诗影响最大。当时的著名禅师虎关师炼曾有论述：“李杜者上才也”，“元白下才也”。但因为写实的主体主要是僧侣，多崇尚说理的宋诗，因此他们虽然推崇李杜，但在诗作中并没有表现出对李杜诗歌的吸收，只是对他们诗歌中个别诗句的化用。如临济宗禅僧别源圆旨在其汉诗《夜座》中就有“秋风白发三千丈，夜雨青灯五十年”的诗句。很明显化用李白的《秋浦歌》中“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当时的世人良宽则受王雯、李白。杜甫的影响很大，向往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意境。他的诗作《南国》中写道“拾翠遗公子，折花调行人”。这与李白的“卖眼掷春心，折花调行客”（《 越女词五首其二》）所描写的情景极其相似。
到了江户时代，荻生徂徕开创了蘐园古文辞复古派为唐诗在日本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力。诗人自觉受容李杜诗歌，冲破了宋元诗歌屏障，重振唐诗风采，是日本汉诗走向全胜。
三、唐诗受到的日本化阐释
日本文化是在与多种外来文化的接触中培育起来的，它在大量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由于外来文化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个性。在日本汉诗的发展中，就是将唐诗从单一的模仿到吸收发展为自己的风格。如诗僧雪心素隐对杜牧的《山行》有自己独特的解释。杜牧任湖州刺史期间，遇到过一位过去的红颜知己，可她已经嫁为人妇，并且生有两个孩子，《唐才子传》对此有过描述。日本的僧人把这段逸事和《山行》联系了起来，认为如果将年轻时的那位女性比作仲春二月盛开的鲜花的话，那么此时的她就可以算上是美艳绝伦的枫林红叶，所以才有“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赞叹。否则，面对枫叶，一贯具有“悲秋意识”的中国封建士大夫是很难产生美感的，这样的解释不免牵强附会，但是将抒情性的文字叙事化，将抽象的情感具体化，也许正好适应了当时越来越多阅读汉诗的普通日本人的欣赏口味，正好适应了日本文学表现“私”的情感和生活的传统。
为了适应更广泛的阶层阅读和欣赏唐诗，进而学习汉诗创作，日本学界对《唐诗选》也进行了日本化和普及化的种种尝试，《唐诗选唐音》、《唐诗选字引》、《唐诗选掌故》、《笺注唐诗选》等书籍相继出版刊行。其中《唐诗选唐音》因为用假名逐字标注每一首诗的中国读音而畅销，此时虽然发生在荻生徂徕去世以后，但是却实现了荻生徂徕一贯倡导的汉文要直接用中国音读的主张。还有为每一首诗注出韵脚的普及性读物，甚至还有在诗歌每个字的四角标注圆圈以表示平上去入四声的做法，圆圈在左下角表示这个字是平声，在左上角表示上声，右上角是去声，右下角是入声。使《唐诗选》不仅具有可供欣赏的作用，还为更多的人学习汉诗创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日本汉诗是用汉民族的文字和文学样式创作的，日本人在创作汉诗的同时也接受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全部观念形态。中国的格律诗不仅仅是一种文体、一种形式上迥异于其他文体的文学样式，而且还有一系列的文化和道德“格律”隐含其中，例如“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等，作为“后学”，日本汉诗，免不了“亦步亦趋”的阶段。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和承认，日本汉诗的作者和读者都是日本人，其面临的生活场景也是日本。因此，汉诗必然在这种日本文化的语境中发展变化，演变成为适合日本民族审美情趣的“日本的汉诗”。对中国唐诗选本本土化的种种努力和尝试，既适应了幕府统治集团大力提倡儒学的国家意识
形态，呼应和配合了入学的日本化进程，又使汉诗这一外来品种的文学样式更加符合日本民族的审美习性。
四、日本汉诗对唐诗的发展
日本汉诗在语言、体裁、写作方法，乃至内容上对唐诗的模仿是显而易见的，但其并没有拘泥于模仿，而是将其深入本民族的精神文化后加以发展创新。
日本汉诗以抒情诗为主，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很丰富，有亲情、爱情、友情等许多不同的内容，其中当以表达爱情的诗最值得注意，如安藤焕图（1683-1719）的《子夜吴歌》：“为悔别郎日，与郎指逝川。妾心长若此，妾貌不能然”。《子夜》和《吴哥》都是南朝时流行在首都建业地区的五言四句体情歌，深受唐人喜爱，多有模仿之作，李白作《子夜四时歌》。此诗与汉诗相比不仅貌似，而且神似，还有所创新。人们常用“逝川”来比喻时间，如《论语·子罕》篇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比喻感情，如徐干《室思诗》云：“思君如流水，无有穷尽时”。此诗将心与貌与“逝川”作比，心可以不变，而貌却不能不变。这就在思念中又加上了后悔与担心的成分。
日日本诗人还能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美、欣赏美，并歌颂之。如牧野履（1768-1827）的《初夏闲居》：
残花落尽送残春，雨后葱茏绿树新。
谢客任荒林外径，抛书懒扫几头尘。
巢梁乳燕相呼母，浴水闲鸥不避人。
赖有老妻能酿酒，怡然对饮脱乌巾。
孙先生评曰：“是善娱晚景者。”春暖花开固然好，夏天绿树葱葱也很是宜人，有客人来访当然也很好，但是能谢客在家则更好。没有试读读书当然不坏，但是懒得读书则更轻松。颈链写和谐的周边环境，尾联写家庭生活其乐融融，家中老妻不但能酿酒，而且还能高高兴兴地与诗人对饮。常言道生在福中不知福，诗人恰好相反，则其晚年生活美满惬意也就可想而知了。
以王维的诗为例可以看出日本汉诗是从盲目的追步到有选择性的受容，再到不断提高受容水平。前者使日本汉诗体现出一定的民族性，后者的发展则使其民族性体现得更加自如、自然。
江户时代的著名诗人荻生徂徕作有《山居秋暝》一诗：
独坐空山曲，西风桂树秋。
千峰开返照，一叶舞寒流。
鸟雀喧樵径，猱猿孥钓舟。
惯玩秋月好，出户且迟留。
《将进酒》和《静夜思》都属乐府旧题，而《山居秋暝》乃王维自拟。荻生徂徕原封不动地沿用了这一题目，又次原诗之韵，且在内容上也与原诗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都是写秋日空山的清胜之景，以及对此情此景的淹留和赏玩———足见徂徕对这首诗爱重有加并积极受容。且将两诗中对仗的两联拿来比较：徂徕诗的“鸟雀喧樵径，猱猿孥钓舟”与王维诗的“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句式相近，都是将一个动词缀在中间以联系前后。但徂徕用的是顺叙手法，王维则打破了这种惯常的语言组织方式———本是因浣女归而使竹喧、渔舟下而引莲动，在王维笔下却一变而为因竹喧而知浣女归、因莲动而知渔舟下，不仅迎合了感知的顺序，而且使诗语更为生动有致。另外，徂徕诗中间两联句式相同，不若王维诗句式多变。可见，这首追和之作在技巧和意境上都不及王维原诗。尽管如此，徂徕对王维空寂、幽玄风格的自觉模仿却是显而易见的。
山本北山时期高唱宋风，后来此风风靡一世，其中首屈一指者是赖山阳。他以十分成熟的汉诗文工力为基础，自由奔放地进行创作，表现出了日本独自的特色。这与菅原道真的“和
臭”不同，可以说这是“日本的汉诗”的完成。这说明在菅原道真所处的平安时代，日本汉诗人已经开始追求自己的特色，却因为处于发展之始、技巧不成熟而出现了“和臭”的问题。而随着日本汉诗的逐渐成熟和达到高潮，到了赖山阳的时代，日本汉诗已经能够在避免“和臭”的基础上显示出自己的民族特色，达到“日本的汉诗”这一至境。“日本的汉诗”对中国古典诗歌仍然是受容的，而且是一种既承顺了汉诗神韵又体现了日本特色的高层次的受容。广濑淡窗（1782-1856）是与赖山阳同时代的汉诗人，其诗风受陶渊明、王维、孟浩然影响甚大。清人俞樾评其诗曰：“平淡之中，自有精彩。”且举其两首作品为例：
彦山高处气氤氲，木末楼台晴始分。
日暮天坛人去尽，香烟散作数峰云。
———《彦山》
观音阁上晚云归，忽有钟声出翠微。
沙际争舟人未渡，双双白鹭映江飞。
———《隈川杂咏》
这两首诗写的都是日本本土的风景：彦山，指英彦山，在九州福冈县，是日本“修验道”的胜地；隈川，即球磨川，在九州岛熊本县南部。反观前举《永慕编》中诗，虽然台州海左园景致的名称都已在诗题上反映出来，却大多没有成功地表现在内容里———这些诗所描绘的只是人化山水中普遍可见的景色，即便将它们套用在辋川景致上也未为不可。所以说，前两个层次的受容之作都未脱形迹，更遑论“日本特色”。而淡窗二诗则脱离了这种亦步亦趋的摹写。诗中并未套用王维诗常用的诗语，却同样呈现出王维诗中空寂、幽玄的风格。例如《彦山》绝句，起笔处是山上氤氲的雾气，结句处是峰顶凝聚的烟云，从头至尾缭绕不散的蒙蒙云雾，仿佛将这片方外之地与红尘俗世彻底隔绝开来，颇有点“云深不知处”的味道，为全诗营造了一个幽深的背景环境；到了日暮时分，香客散尽，天坛重归沉寂，逗留于峰间的几缕行云似乎重新成为彦山的主宰，整座山、整首诗沉寂而不失空灵。《隈川杂咏》则更显得有声有色、笔致活泼。
20首最美日本汉诗，在东瀛三岛遇见古中国之美
20首最美日本汉诗，在东瀛三岛遇见古中国之美
《中国诗词大会》热播似乎掀起了中国古诗词的热潮，大家开始重新认识中国诗词之美。其实，中国的汉诗在日本一直都是备受推崇的，像是《诗经》、唐诗宋词等被日本统称为‘汉诗’的文字不仅是中小学教材的一部分，更是日本文艺界的热门。
日本作为一个国土面积还不足中国云南省大的国家，这决定了他们的文学不会有什么“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景象，却在幽静的生活中，以最细腻的眼光寻找到了最精致的美。日本汉诗就体现这种特性。
（日本诗人阿倍仲麻吕）
日本汉诗最早可以可追溯到天智天皇（626——672）时期。此时的太政大臣大友皇子，是可考的最早的汉诗诗人。自圣德太子改革和大化维新，日本向中国大量派遣遣隋使、遣唐使，彼时中国亦处于诗歌兴盛之时，可说是汉诗传入日本的一个重要契机。
日本汉诗起始几乎与我国诗歌极盛期的唐诗同时，千年积淀，不乏名家名作，比如与李白、王维交情深厚、最终埋骨长安的日本诗人阿倍仲麻吕（晁衡）；比如我们熟知的日本国民作家夏目漱石就曾写过很多汉诗；而短小精美的俳句也是受汉诗影响而来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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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配图来自日本画家东山魁夷 藤原肃
山 居
青山高耸白云边，仄听樵歌忘世缘。意足不求丝竹乐，幽禽睡熟碧岩前。
长啸子灵山亭看花戏赋
君是护花花护君，有花此地久留君。入门先问花无恙，莫道先花更后君。 林 忠
夜渡乘名
扁舟乘霁即收篷，一夜乘名七里风。天色相连波色上，人声犹唱橹声中。
众星闪闪如吹烛，孤月微微似挽弓。渐到尾阳眠忽觉，卧看朝日早生东。
石川凹
富 士 山
仙客来游云外巅，神龙栖老洞中渊。雪如纨素烟如柄，白扇倒悬东海天。
骤 雨
冥色分高汉，雷声过远山。晚凉残雨外，月洁断云间。
白 牡 丹
不是姚家不魏家，玉杯承露发光华。谁将天上十分月，化作人间第一花。
溪 行
高岩浅水边，回眺弄吟鞭。野径菅茅露，田村篁竹烟。
溪空莺韵缓，山尽马蹄前。懒性与云出，又应先雨还。
论大沼枕山及其《东京词三十首》
论大沼枕山及其《东京词三十首》
闫朝华
【摘 要】大沼枕山是明治时期一位重要的汉诗人.他对唐宋明清诗广收博览,自成一家,被誉为明治时期汉诗“三诗宗”之一.其诗柔婉清丽,内透灵气,他的《东京词三十首》或悲或叹,冷眼观世,针砭时弊,一时间洛阳纸贵,被世人广为传诵.
【期刊名称】《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6(031)001
【总页数】4页(P27-30)
【关键词】大沼枕山;汉诗;明治维新
【作 者】闫朝华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津300387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I206.2
大沼枕山名厚，字子寿，通称舍吉，号枕山、熙熙堂、台岭。他出生于儒者之家，从小对汉诗文耳濡目染，受到良好的汉学熏陶。其父字伯经，号竹溪，文化年间诗人，在江户诗坛颇有名气。永井荷风在《下谷丛话》中记述道：“文化五、六年时，稻毛屋山采录当时知名儒者之诗，编成《采风集》三卷，枕山之父竹溪的诗作与太田南亩的诗作被并录其中。菊池桐孙在《五山堂诗话》卷九中也写道：‘竹溪，源典，字伯经，尾张人，今仕于幕府，傲骨崚嶒，论诗犹精研，人多蒙其指点。吾每于骚坛遇之，如隐一敌国也’。”[1]273（原文为日文，笔者译。)竹溪与林述斋、大窪诗佛、菊池五山、市河宽斋、柏木如亭等当时诗坛的汉诗名家多有交往，足见其在诗坛的地位。
竹溪喜好改诗。闲暇时，常常从手函中取出藏诗，对其进行改删，并在书斋壁龛处设一祭坛，将满意之作选出百首与陶渊明诗集一起置于坛上，以祭之。他在祭诗的诗引中表明了自己的诗学思想，他说：“余之于诗，本仅以为戏。人生如寄，唯以适意为贵，效颦逐臭必以死相抵。夫诗道以切实为美，盖少陵忠愤，而颇近于婆心。青莲仙风，实涉虚诞。韩苏鉤棘，白氏浅俗。妙虽妙哉，稍欠清雅。噫诗圣诗仙、诗家诗伯可敬可远，本非吾选。”[1]283（笔者译）
竹溪对诗家各派涉猎较广，但从不单纯盲目崇信，且常有批判之辞，以适己意之诗为佳。他的诗学思想在潜移默化中对学习汉诗的枕山产生了积极重要的影响。
注释中国古典文献的日本汉籍抄物
注释中国古典文献的日本汉籍抄物——以日本内阁文库藏天文五年写本“三体詩幻雲抄”为例
刘玲
内容提要 日本室町时代的汉籍抄物不仅是具有历史价值的日语语言资料，同时也是中国古典文献的日本注释资料。其中囊括众多日本学者“三体诗”注释学说的“三体詩幻雲抄”是现存“三体诗”抄物中首屈一指的精品。该抄物中卷首绝句《華清宫》的注释可以作为研究该类问题的个案。经与原注比较，可以得出：该抄物注释内容广泛，尤其侧重对于诗句或诗文的意义以及事或物的注释；注释对象涵盖原典中全部要点，着重注释原文并同时关注原注；注释时大量引用其他中国文献，其中包括以唐人诗文居多的单篇类和以宋人撰著居多的著作类。因此，该抄物具有与原注不同的注释角度与方式，能够为学界更深入细致、更多角度地诠释“三体诗”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 汉籍抄物 “三体詩幻雲抄” 原典 原文 原注 抄文
中国文献最早流传至日本大约可以追溯到6世纪末的飞鸟时代(ぁすガじだい，592年-710年)以前①。此后经学、史学、文学、辞书、医学、天文学等类中国文献陆续传至日本，以各种各样的途径得到不同程度的传承②。室町时代(むろまちじだい，1392年-1573年)，产生了以某部文献为研究对象的抄物(しょぅもの)。其中，有大量以中国古典文献为研究对象的抄物③，一般称为汉籍抄物(かんせきしょぅもの)，作者多为汉学造诣精深的僧侣和崇尚儒家的学者。现存汉籍抄物涉及经、史、子、集各部类共约50部，例如对于《毛诗》《史记》《庄子》《山谷诗》，分别有“毛詩抄”“史記抄”“莊子抄”“山谷抄”等(日本文献用“ ”表示并以日文录入)。对于同一部中国古典文献，可能有数种不同的抄物，例如“毛詩聴麈”“毛詩聞書”等均为《毛诗》的抄物，尤其后文所述“三体诗”的抄物最多[1](P1)，达18种以上。
抄物从多方面对原典即研究对象进行解释和说明。例如，下面的前两例分别把原典中的某一句子通译为日语，后两例分别解释原典中的词汇“”和“鬰鬱”。
《菅家文草》与白居易诗歌词汇研究
《菅家文草》与白居易诗歌词汇研究
《菅家文草》是日本平安时代以才学著称的诗臣菅原道真的作品，收录了468首诗歌。菅原道真时代，正是唐文化对日本产生重要影响的时代。唐代的诗歌语言在菅原道真诗中，留下了广泛而深刻的痕迹，白居易诗歌的影响尤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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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交流史源远流长，而唐朝是中日交流的发展时期。唐朝时的中日文化交流以唐诗影响最为深远，模仿和创作汉诗深深吸引着日本的贵族们。日本汉文诗在天智天皇时期开始兴起，最早的汉文诗是《怀风藻》。王朝时期是汉文诗的萌芽期，是模仿和吸收阶段。平安时代的菅原道真首次提出了“和魂汉才”的说法，强调了汉文诗“本土化”的重要性。此后，日本汉诗更加贴近日本的生活和习惯，本土化倾向加强。菅原道真将自己所作的诗和散文结集成《菅家文草》全12卷（900年），在太宰府时的作品结集成《菅家后集》（903年左右）。这两部文集是日本汉文诗的集大成之作。《菅家文草》是菅原道真汉文诗的精华所在，它对后世的汉诗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菅原道真的诗歌（以下简称“菅诗”）是以模仿白居易诗歌（以下简称“白诗”）为主，但是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融入了日本的本土文化。《菅家文草》是结合了唐文化和日本文化的产物，是一部中日文化交流的代表之作。
菅原道真师从岛田忠臣（828～892），而岛田忠臣受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风影响最大，白居易的诗文在平安时代曾一度受到贵族们的顶礼膜拜。据日本学者川口久雄统计，日本诗文集锦《和汉朗咏集》（1013）中刊载白居易的诗多达135首。白居易作品是由日本遣唐使传入日本，白居易的诗歌一经传入，迅速流传开来，深受当时日本文人的喜爱。醍醐天皇都对《白氏文集》爱不释手，而菅原道真的诗作更是得到醍醐天皇的好评“更有菅家胜白样，从兹抛却匣尘深。”[1]白居易深深影响了王朝时期日本汉文诗，对日本汉文诗界的影响之大，无法估量。《菅家文草》中出现的词语与白居易诗歌中的词语有大量重合是不可避免的。约有一百多个白居易诗歌中的词语出现在《菅家文草》中，例如：意中、感兴、向后、荤腥、黄醅、五千文、色相等词。松尾良树先生在《平安朝汉文学和唐代口语词》中阐述：“‘动词+助字’是口语用法的特征”。而白居易诗歌中所出现的口语词中有大量的词语结构与《菅家文草》中口语词结构相同。下面就“动词+助字”所构成的词语在菅诗和白诗中的使用情况进行考释。
阿倍仲麻吕与盛唐诗人交游考
阿倍仲麻吕与盛唐诗人交游考
前言
研究背景
阿倍仲麻吕一生在唐长达五十四年，经历了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三代皇帝，备受厚遇，官至客卿，荣达公爵。他学识渊博，才华过人，是一位天才诗人，在日本时就非常擅长于和歌，入唐学习后又精通唐诗，并开始进行诗歌的创作。阿倍仲麻吕在唐朝生活的这一时期，同时也是唐朝文学发展的鼎盛时期，文坛上涌现出了李白、杜甫、王维等众多才华横溢的诗人。当时的唐都长安城，绝对可以算得上世界的文化中心。当时的大部分官吏既是朝廷的命官，同时又是诗人。阿倍仲麻吕在唐朝政府任职为他与众多的官僚诗人认识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他和唐代著名诗人名士，如李白、王维，储光羲，赵骅、包佶等人都有密切交往。从李白、王维、储光羲、赵骅、包佶等诗人的诗集中可以找到他们赠送给阿倍仲麻吕的诗歌。阿倍仲麻吕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史上的著名人物，他几乎以一生精力为中日两国友谊，政治、经济、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本次研究的主要目的和意义在于：第一，通过相关诗文来探讨日本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和唐朝诗人们交往的事实，比较详细的展示了阿倍仲麻吕和唐代诗人们交往的一些状况。第二，通过对与阿倍仲麻吕相关诗文的写作背景和相关史实进行分析，对其生平进行更为全面的了解。第三，阿倍仲麻吕与盛唐诗人的交往对其文学创作产生的怎样的影响。第四，通过对阿倍仲麻吕与盛唐诗人的交往大概的了解唐代中日交流的一些情况，由此反映唐代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中的汉文化向外输出的多种形式和意义，以及不同形式吸收外来文化的事实和意义。
（三）阿倍仲麻吕生平
阿倍仲麻吕，全名阿倍朝臣仲麻吕，亦名朝臣仲满，入唐后改名晁衡，日本奈良时期的遣唐使。公元716年，年仅十九岁的阿倍仲麻吕被推举为遣唐留学生。公元717年(唐开元五年、日养老元年)三月，日押使多治比县守、大使大伴山守及日著名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同船从难波①起航来唐。据《册府元龟·朝贡四》记载，当年十月使团到达长安，并“命通事舍人就鸿胪宣慰。”《旧唐书·日本传》则有较详细的记述：“开元初，又遣使来朝，因请儒士授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就鸿胪寺教之，乃遗玄默阔幅布以为束修之礼，题云‘白龟元年调布’。阿倍仲麻吕一到达长安就进入了国子监太学，这是唐朝教育贵族子弟的最高学府，学生们学习的重点是攻读礼记、周礼、礼仪、诗经、左传等古代经典著作。阿倍仲麻吕聪明勤奋，成绩非常的优异，太学一毕业就参加了科举考试，并一举考中进士。不久后他就被任命为左春坊司经局校书，职掌校理刊正经史子集四库之图书，并辅佐太子李瑛研习学问。开元19年（731年），擢任门下省左补阙，以后不断升官晋爵。历任仪王友②、卫尉少卿、秘书监兼卫尉卿，肃宗时擢左散骑常侍兼安南都护。天宝十二年他请求归国获准。但是，命运似乎偏偏和渴望回国的阿倍仲麻吕为难。他们在归国途中遭到风暴的袭击，所乘的船被风暴吹到越南海岸。公元755年6月，他们经历了很多艰难险阻，终于回到长安。但不久又遇安史之乱，阿倍仲麻吕跟随唐玄宗前往四川躲避战乱。直到757年12月才重返长安。此后再度为官，770年终于长安，时年七十二岁。代宗为了表彰阿倍仲麻吕为唐朝作出的贡献，追赠他为从二品潞州大都督。
《菅家文草》与白居易诗歌词汇研究 2
管家文草 与白盾易诗歌词亨亡研究
口高爱英
摘要： 菅家文草 是日本平安时代以才学著称的诗臣菅原道真的作品，收录了４６８首诗歌。菅原道真时
代，正是唐文化对日本产生重要影响的时代。唐代的诗歌语言在菅原道真诗中，留下了广泛而深刻的痕迹，白居
易诗歌的影响尤为显著。
关键词： 《菅家文草 白居易词汇双音化
中日文化交流史源远流长，而唐朝是中日交流的发
展时期。唐朝时的中日文化交流以唐诗影响最为深远，模
仿和创作汉诗深深吸引着日本的贵族们。日本汉文诗在天
智天皇时期开始兴起，最早的汉文诗是《怀风藻》。王朝
时期是汉文诗的萌芽期，是模仿和吸收阶段。平安时代的 菅原道真首次提出了“和魂汉才”的说法，强调了汉文诗
“本土化”的重要性。此后，日本汉诗更加贴近日本的生
活和习惯，本土化倾向加强。菅原道真将自己所作的诗和
散文结集成《菅家文草》全１２卷（９００年），在太宰府时的
作品结集成《菅家后集》（９０３年左右）。这两部文集是
日本汉文诗的集大成之作。 《菅家文草》是菅原道真汉文
诗的精华所在，它对后世的汉诗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菅
原道真的诗歌（以下简称“营诗”）是以模仿白居易诗歌
（以下简称“白诗”）为主，但是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融入了日本的本土文化。《菅家文草》是结合了唐文化和
日本文化的产物，是一部中曰文化交流的代表之作。
营原道真师从岛田忠臣（８２８～８９２），而岛田忠臣受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风影响最大，白居易的诗文在平安时
代曾一度受到贵族们的顶礼膜拜。据日本学者川口久雄统
计，日本诗文集锦《和汉朗咏集》（ｉ０Ｉ３）中刊载白居易
的诗多达１３５首。自居易作品是由日本遣唐使传入日本，
白居易的诗歌一经传入，迅速流传开来，深受当时日本文
人的喜爱。醍醐天皇都对《白氏文集》爱不释手，而菅原
道真的诗作更是得到醍醐天皇的好评“更有菅家胜白样，
从兹抛却匣尘深。”Ⅲ白居易深深影响了王朝时期日本汉
文诗，对日本汉文诗界的影响之大，无法估量。《菅家文
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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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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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文化交流渊源流长。两千年来,两国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由于古代日本列岛的文化远远落后于中国,所以在长期的中日交往中,汉文化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虽然提倡欧化,努力向西方学习,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早已扎根于日本民族的土壤,即使在日本文学中,也不难找出中国文化的印迹。由于在近代之后，日本随着国力增强，而与此相对的中国国力消减，处于被殖民的地位，此时文学之间的影响也处于互换的位置，所以在此，我们所谈到的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只限于中国古代文学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影响。
在中国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学方面最为被外国所称颂的恐怕要数唐诗了，同样在日本古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唐诗曾经一度被传诵于日本社会各个阶层，而日本文人也皆已能作唐诗而自豪。此外，还有一种文学也对日本古代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那就是中国的古代神话。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中国古文学对日本文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1. 中国古代神话与日本古代创世神话 . . . 中国的神话有文字记载的著作始于西汉刘安所著的《淮南子》，和三国时期徐整所著的《三五历记》。其中《三五历记》为最早完整记载盘古开天传说的一部著作。
据考证，日本的神话基本上形成于4世纪以前，然而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对于日本神话的记载，主要来自成书于8世纪初的两部日本史书— — 「古事记」和「日本书记」。「古事记」(こうじき)由 稗田阿札(ひえだのあれ)据「帝记」(ていき)和「旧辞」(きゅうじ)讲述， 太安万侣(おほのやすまろ)记录而成。「日本书记」 (にほんしょうき)成书稍晚于「古事记」，是由许多人集体编纂的官修正史，体裁模仿中国史书。这两部书都是在天武天皇(?一686年)召集下编纂的。当时的日本已基本完成统一，迫切需要在意识形态上确立天皇的统治秩序，以达到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天武天皇下诏日：“诸家之所赍帝记及本辞，既违正实，多加虚伪。当今之时不改其失，未经几年其旨欲灭。斯乃邦家之经纬，王化之鸿基焉。故惟撰录帝记，讨窍旧辞，削伪定实，欲流后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这两部史书对本国的原始神话进行了历史化的、有利于“邦家之经纬，王化之鸿基”的“削伪定实”，完成了以皇室的祖先神——天照大神为中心的天上世界及其子孙降临日本、平定国土的神话体系的构筑。
日本汉诗
小议日本的汉诗
摘要：日本汉诗是日本文化的重要体现方面。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文化特色。从形式上看，他和中国古诗有着血缘关系；从内容上看，它反映了日本的美景和日本人广阔的生活风貌。
关键词：日本汉诗；历史；特色
所谓日本汉诗，并不是指流传到日本的中国古诗，而是指日本人用古代汉语仿照中国旧体诗的形式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日本汉诗是日本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迄今已经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了。千余年来，有专集问世的作家不下数千人，其诗作更有数十万首。本文着重从日本汉诗的历史和文化特色两个方面着手，希望能为今后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日本汉诗的历史
日本汉诗产生于天智天皇在位的时期（668年-671年）。现存最早的一首汉诗是大友皇子（即此后的弘文天皇）于其二十一岁时创作的《侍宴诗》：
皇明光日月，帝德载天地。
三才并泰昌，万国表臣仪。
大友皇子可以说是日本汉诗的始祖。此后，日本汉语文学体系开始建立起来。日本汉诗的历史大致分为四个时代，即王朝时代、五山时代、江户时代、维新以后。公元751年，日本的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问世，这部诗集共收录诗作一百二十首，其中大部分多为描写宫廷生活的平庸之作，较为优秀的作品当属释辩正写的《遇朝主人》：
钟鼓沸城闉，戎藩遇国亲。
神明今汉主，柔远静胡尘。
琴歌马上怨，杨柳曲中春。
唯有关山月，偏迎北塞人。
到了平安时代（794年-1192年）日本人创作汉诗的热情蔚然成风，《凌云集》、《经国集》的诗集先后问世。而当时的诗人菅原道真，受到中国诗人白居易的影响写出了不少的优秀诗篇，成为平安时代最杰出的诗人。
从镰仓时代（1192年-1333年）以来，武士阶层崛起，日本的社会也出现了混乱局面，宫廷贵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相继失利，也失去了文化上的主导地位。而此时隐居于山林的僧人们，凭借其特殊地位，得以继续从事文化方面的研究和汉诗的创作。因其主要集中于镰仓和京都的无所寺院，所以历史上称其为”五山文学时代”，而此时日本的汉诗创作也进入了成熟时期。
日本人最喜欢的中国诗人为什么是白居易
日本人最喜欢的中国诗人为什么是白居易
日本人最喜欢的中国诗人为什么是白居易？小编带着这个疑问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在日本文化里仍处于重要地位的汉文学中，白居易正是位于这重中之重。无论让哪个国家的学者或是哪个时代的日本文人来评说，对于日本汉文学乃至日本古代文学影响最大的中国诗人，无疑是白居易。他在日本的文学意义甚至远远超越了中国唐诗传统定义上的伟大诗人“李杜”二人。
在我们看来，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无论如何也要首称李白、杜甫，白居易要排在较后面。为何在日本，白居易的影响却是无可比拟的呢?笔者认为，白居易之所以风靡日本的原因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白诗数量丰富，取材范围广泛，便于学习和借鉴。白居易活了75岁，共创作了三千多首诗作，保留很好，在《全唐诗》中共编为三十九卷，是唐代诗人中保存诗歌最多的。另外，由于白居易的经历十分丰富，其诗歌取材范围更是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时的日本平安文坛崇尚汉诗文，文人聚会，以会吟诵诗汉诗文为本事与才华。
对大部分初学汉诗的人而言，在没有任何参照的情况下凭空是作不出好诗来的，所以这就需要一种范例或辞典，以供借鉴模仿。前面提到的大江维时编辑的《千载佳句》就是应当时的这种需求而产生的一种参考书。该书将所收一千多首汉诗分为季节、天象、地理、人事、官事、草木、禽兽、宴喜、别离……等十五部门编纂，以便利日本文士们写作汉诗之际，依其所欲咏颂的内容而寻找其摹仿参考的对象。这就类似我们小学时候用的模板，在自己还不太会写文章的时候看的名家或典型作品，天下文章一大抄，多了就知道怎么写。
典型的平安朝廷的诗人就是这样，他们翻翻《千载佳句》，自己当下要写什么诗，就专门看那一类的作品，化用其中的句子。不管如何，这是一种练习，若是能超脱，就会建立自己的风格。日本人有自己的和歌，不过和歌也常是从中国文人的作品中转化而成的。 《千载佳句》的编者大江维时的伯父大江千里即编了一本《句题和歌》。该书搜集汉代以降至唐代各家之古诗句，以供写作和歌的参考之用，分春、夏、秋、冬、风月、游览、杂、离别、述怀等九部门，每部门各收十首至二十首和歌。先录其典据之诗句，后附和歌;所载的和歌，即是依原诗句翻译蹈袭、或摄取转化而来。由于白居易的高产，写作题材范围十分广泛，凡个人生活、做官生涯以及社会民生，都有记述咏诵，因而他自然成为收录诗作最多诗人，其丰富的作品也自然成为当时文人学习诗歌创作的首选范本。
唐诗选本的日本化阐释及其对中晚期日本汉诗创作的影响
唐诗选本的日本化阐释及其对中晚期日本汉诗创作的影响
吴雨平
内容提要 《三体唐诗》、《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和《唐诗选》等中国的唐诗选本传入日本后，日本的知识阶层和出版界人士根据日本人学习汉诗以及商业的需要，对它们进行了日本化的种种阐释和重新建构，使日本汉诗演变成为一种既符合中国诗歌的既定规范，又与日本人审美情趣逐渐接近的特殊文体，为汉诗的普及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 唐诗选本 日本化阐释 日本汉诗 文体
文学的发展命运往往是由历史决定的。每一种文体都在写作的实践中流转，呈现出某种演进的节律，生长出年轮似的肌质。日本汉诗亦是如此。由于它的相对于中国诗歌的继发性，它的风尚流转往往不是诗人各自为阵的探索的“竞合”，而是通过选本的集结和提倡，进而群起模仿的蜜蜂效应来实现的。中国的文学选本传入日本、跟日本的文学传统结合后，对日本汉诗创作形成的影响，就是对这种文学规律的极好开示。中晚期的日本汉诗坛对《三体唐诗》、《唐诗选》等唐诗选本的接纳、阐释和重新建构，体现了外来影响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资源的存在，并且反映了日本汉文学对中国诗风的追随和抵抗，以及日本文学主体意识的逐步崛起。
一、《三体唐诗》、《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和《唐诗选》
日本汉诗发展到五山时期，寺院的禅僧取代皇族及宫廷文人成为汉文化在日本传承和传播的主导力量，这必然导致诗风的改变——汉诗创作开始追求一种新的范式，效仿的对象从白居易一人扩展到杜甫、李白、刘禹锡、中晚唐诗人和宋代诗人以及多种风格的诗，其中宋代的苏轼和黄庭坚受到了特别的尊崇，因为他们不仅是当时的一流诗人，而且还与佛教特别是禅宗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二人都跟当时的名僧交游甚广。因此，作为早期日本汉诗模仿对象的《文选》和《白氏文集》的地位必然要被新的诗文选本取代，《三体唐诗》和《古文真宝》以及先后出现的《诗人玉屑》、《瀛奎律髓》、《唐宋千家联珠诗格》等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其中尤以《三体唐诗》和《唐宋千家联珠诗格》最为流行。